进退两难：1949年后夹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驻疆战士
作者：艾米·卡多斯（Amy Kardos）
出处：China on the Margins edited by Sherman Cochran and Paul G. Pickowicz
Chapter 7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Chinese Soldiers in Xinjiang Caught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after 1949”
翻译：James X
1949年底，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执政党进入新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在西北边陲建立军垦农场，扩大汉族移民基地。王震将军带头为新成立的新疆军区管理这些军垦农场，并将来自中国中部的中国公民安置到这些农场。据他的一位亲信讲，王震和他的战友（译者注：陈赓）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建设国家，他的战友说：“我敲榔头去！”而王震的回答是：“我扛锄头去！”[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中文文献中，经常引用这个关于王震是一位关心中国国营农场经济建设的农业专家的传记材料。王震在中国内战期间担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当时他接到命令前往南泥湾开荒生产。根据王震的传记，他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 "。[2]
然而，对王震的这种描述具有误导性。他建设新中国的最有效工具不是农业，而是人。作为自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的一名坚定的军事将领和忠诚的共产党员，王震首先是一名指挥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十年里，他监督了数百万人的转移，让他们在中国各地的国营农场工作。在新疆、黑龙江、云南和广东等地区，主要推行开垦未开垦土地并将其转变为大型国有农场的高效农田的政策。在这些地区中，王震与新疆有着特殊的关系。1949年底，他率领部队进入新疆，活跃于新疆军区，并在担任农垦部第一部长时与新疆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如果从他的角度以及毛泽东和北京其他高层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将新疆纳入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看起来是顺理成章且和平的。[3]但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大约2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负责执行新疆军区的政策，如果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要复杂得多，也远非一帆风顺。这些士兵在远离家乡的军事农场过着艰苦的生活，听从王震等强硬派军人的命令，他们经历了什么？在中共对新疆的整合过程中，他们被边缘化或者享有特权到什么程度？在新疆，一些中国士兵是否拥有更大的灵活性或孔飞力（Philip Kuhn）所说的“文化资本”[4]的优势？如果真是这样，这又是为什么？研究这些中国士兵的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种关系为夹在中间的人带来了限制和机遇。
在军事农场工作的士兵包括前国民党军队、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4-1949年）军队以及1949-1950年冬天随王震进军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军事农场中的工人主要由被两次边缘化的前国民党军队组成：首先是在地理上，他们被分配到远离家乡的新疆生活；其次是在制度上，涉及他们与解放军和中共的关系。在这种复杂的动态关系中，前国民党军队支持主要由王震的原始部队组成的其余的中国军队，同时也接受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讲突厥系语言的士兵指示，该共和国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新疆北部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多民族突厥国家。与此同时，这些前国民党军队成为中共在新疆推行政策的主要工具，负责“协助”据称更为落后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农民。
通过考察这三类士兵——前国民党士兵、解放军士兵和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士兵的态度和认知，本章将揭示解放军高层军官的意图与基层士兵的经历之间的差异。在指挥官的领导下，这些被边缘化的士兵有哪些选择？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动机又是如何？他们是囚犯，还是人民解放军新兵，抑或是殖民者的同谋，在边疆地区充当工具，负责将王震和毛泽东的新中国打造成现实？
艰难之地：新疆的前国民党军队
经过两个月的政治学习，前国民党士兵进入石河子地区接受另一种政治教育——在军事农场艰苦的条件下通过艰苦的劳动和吃苦来学习。例如，由14人组成的先遣队在大冬天里在外面住了两个晚上，只能靠野火取暖。第七十六团的士兵在修建运河时不得不趟进冰冷的河水，他们只能吃生麦子充饥。第七十八团的一个特别连在白雪皑皑的山上砍伐树木，以便获得建筑用材。[5]新疆报纸当时称赞这种忍受艰苦的精神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为了国家利益甘愿牺牲。然而，玛纳斯河谷垦殖区军事农场的士兵并非志愿加入人民解放军，而是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前国民党军队成员，他们被派往军事农场工作。学者们应该如何理解他们的经历？他们是自愿从国民党政权下解放出来并自愿为中国共产党效力的士兵吗？还是被迫投降后被征召加入人民解放军的战俘？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研究投降的过程、他们被编入解放军的过程以及在军事农场的工作。
1949年3月，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开会决定何时以及如何进军新疆，当时该地区由两支军队统治，其中一支是国民党政府军队，其总部设在首府迪化（后更名为乌鲁木齐），包尔汉（Burhan Shähidi）最近被任命为省长。新疆最北端地区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统治，由多民族的突厥人领导，他们当时与苏联关系密切。1946年，国民党政府省长张治中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和对各方关系的敏锐洞察力，成功在两支对立势力之间达成联合政府的协议。然而，这一联合并未持续太久。张治中卸任后，他的职位由一名突厥民族主义者接任，而他的反苏立场威胁到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仍然充满敌意，1949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12000人与国民党军队80000人交战。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政府都不代表地方利益与帝国利益的对抗。正如米华健（James Millward）所指出的，这一时期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新疆突厥民族主义者的不同团体同时加入了中华民国政府和苏联阵营，他们对于如何最好地实现该地区突厥民族的自治有着不同的想法。[6]
高人杰是驻扎在新疆北部玛纳斯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一名下级军官。1949年9月底，他收到一封紧急电报，要求他前往迪化与国民党军队指挥官陶峙岳将军会面。高人杰连日来疯狂寻找前往迪化的交通工具，但1949年秋的交通十分不便。该地区被认为是国民党军队士兵与苏联支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驻扎在河对岸的士兵发生冲突的前线。
最终，高人杰找到了前往首都的交通方式，但被告知陶峙岳将军已经前往北京，与解放军军官会面，商讨新疆的投降事宜。由于无法见到陶峙岳，高人杰见到了陶峙岳的堂兄陶晋初。在10月初的几次会面中，陶晋初让高人杰执行一项任务，为即将抵达的人民解放军运送苏联武器。他被告知不要告诉国民党军队中的战友他在后来被称为“新疆和平起义”事件中的角色。高人杰的叙述表明，尽管1949年9月底新疆驻军领导层就国民党军队投降的条件进行了谈判，但新疆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各种各样出于不同目标的行为者，并不一定是出于强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愿景的愿望。高人杰开始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支持解放军进军新疆，主要是为了避免他认为无法取胜的战斗。面对两支敌对的军队，一支是北面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另一支是计划从南面进攻的解放军，高人杰认为结果已经注定。他还提到，新疆驻军中的士兵不愿意为一个无力支付军饷，无法养活他们的政府而战。无论好坏，他们最好的生存机会是与解放军合作，就像抗战时期不少国民党军队常见的经验。[7]
后来，高人杰和其他约6万名新疆驻军士兵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疆各地的军事国营农场当农民，他们将在那里度过余生。这些士兵中的大多数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末期才从中国来到西北边境地区，他们原本不打算在内战结束后继续留在这里。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些前国民党军队士兵开始在新疆定居，并打算长期定居于此，以使中国在此前仅拥有边缘控制权的地区实现文化和政治上的统治。他们被禁止返回家乡，作为投降条件的一部分，他们被征召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为新政府提供义务服务，其目的与清朝政治流放者的目的类似——巩固中国对新疆地区的行政控制，同时排挤和控制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口。[8]正如中国历史学家最近指出的，前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新使命是“安定下来，扎根，长远建设一个新新疆”。[9]他们修建道路，修复沟渠和运河，灌溉农田，将半沙漠变成耕地，甚至为未来的汉族移民建造了一座新城。如果没有这批最初的士兵，由于1949年之前的几十年政治动荡导致大部分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就没有什么基础设施可以支持长期定居。如果没有新的基础设施，政府就无法支持未来的中国定居者，而如今的新疆汉人大多来自这些定居者。如果没有未来的定居者，那么新疆将仍然是一个遥远的中亚领土。1949年至1955年，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招募了前国民党士兵并让他们参与工作，为北京对新疆的整合奠定了基础。王震和其他解放军领导人认为这项工作是对清末开始的整合进程的明确延续，罗继磊（Peter Lavelle）和金家德（Judd C. Kinzley）在本书中讨论了这个进程的一些案例。然而，这一融合过程充满了困难和定居者的抵制，他们作为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纽带，主要原因是他们在1949年之前内战期间曾是国民党军队士兵。与其他士兵群体相比，他们的经历表明，1949年后他们的情况比其他应征入伍的士兵受到更多的限制。
高人杰回忆道，苏联特使看到他需要依靠一名国民党士兵向解放军运送苏联物资时，脸上露出了怀疑的表情。[10]但这种情况并非独一无二。在中国内战期间和之后，士兵们多次改变效忠对象的情况并不罕见。[11]在20世纪的新疆，这种情况几乎司空见惯。长期以来，新疆一直是中亚、南亚和中国文化的交汇之地，也是各派势力争夺控制权的战场。然而，许多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20世纪这场大博弈的新手。例如，高人杰虽然早在1939年就从国民党军官学校毕业，但直到1948年才来到新疆。新疆的国民党势力的投降是迫于外部压力，如苏联和中共的压力，以及国民党政府在通货膨胀和战争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无力为士兵提供后勤支持。此外，许多士兵没有像高人杰那样幸运地成为军官，他们最终被派往新疆，因为他们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等地被国民党军队俘虏或卖给国民党军队。[12]无论他们对雇主是否有好感，许多士兵对1949年后成为同胞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士兵都有明确的负面看法。国民党军队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军队之间的关系多年来一直紧张，1949年，双方再次濒临全面战争。直到双方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后，玛纳斯河地区的紧张局势才得以缓解，避免了军事冲突。[13]
尽管在共产党军队到来之前，国民党军队就面临着来自华东野战军的威胁，但他们仍然不确定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中的地位，而共产党领导人也对国民党士兵的政治忠诚持怀疑态度。在编入人民解放军后，他们必须宣誓放弃以前的思维。1950年3月2日，新组建的第二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该师是最早参与玛纳斯河地区土地开垦工作的部队之一）团长发表讲话，代表该团全体官兵（该团前身是国民党军三八二团）发言。[14]在十点承诺中，他们表示坚决放弃国民党军队反革命的立场，并将改造他们的思想，不怕困难、艰苦、劳累或繁重的工作，以及过朴素的生活。[15]繁重的工作和困难事后看来并非空谈。
这些士兵在恶劣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食物匮乏，他们开始通过清理灌木、修建和修复运河以及耕种土地，将半沙漠变成农田。士兵们提到“意识形态”问题和错误思维，反映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和不满。回想起来，他们最难忘的还是饥饿。据该师师长回忆，1950年春天，在炮台镇，条件极其艰苦，装备奇缺。当时，新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师由前国民党军队改编而成，他们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阶级对比教育”和“诉苦运动”，鼓励士兵们诉说在前政权统治下的苦难。[16]该师师长回忆道：“当时仍然有人没有接受改造，他们愤世嫉俗地抱怨这些条件：整天吃带麸皮的小麦，拉的屎也是带麸皮的小麦，我们种小麦图什么呢？还有人说（关于石河子西北的小拐农场），“小拐好，小拐好……那里的人没吃的，马也没草吃，快逃吧，解放你们的脚。”[17]
对1950年4月下达给第二十六师的指令进行批判性解读，不仅能够揭示领导层对生产目标实施过程中问题的认识，还能了解士兵的态度。强调士兵形成了某种思维，并非出于塑造新人的愿望，而是为了鼓舞士气。尽管从技术上讲，他们现在是解放军士兵，但要让部队相信务农的重要性，这表明士兵们并不满足于他们在新疆的新职位。解放军领导层希望达到一定的生产目标，这意味着在玛纳斯河谷地区开垦和耕种农田。指示表明，现在主要担任农民的士兵们的思想和态度阻碍了生产。[18]
这些指令还包括召开会议，讨论懒惰问题，并利用比赛提高“热情和效率”。这些表明士兵们的工作态度并不理想。[19]这些指令还承认进展会很缓慢，并承认会出现缺点和错误，其中大部分缺点是士兵个人态度上的抵触和不满。[20] 用指令的话来说，这种不满大多表现为“在公开场合采取顺从态度，私下却持反对意见”。[21]用詹姆斯·C·斯科特的话来说，士兵们使用了“弱者抵抗”的手段。[22]
艰苦的条件继续加剧不满情绪。1950年春天，士兵们刚进入该地区时，就在地下挖了洞穴。木材和石头等建筑材料的短缺因运输困难而加剧。当时正值早春，积雪尚未融化，地面结冰，他们只好烧毁各种树木和芦苇，以便挖洞。[23]当时有几顶单帐篷，可以有效地遮挡风雨，但无法抵御严寒。大多数人挖了浅坑，里面相对比帐篷温暖。每天晚上都会下雪，所以每天早上人们经常会被埋在雪里。虽然每个农场每年都会盖更多的房子，但新农场也在不断增多。原本已经搬出自己挖的洞穴的人，因为掌握了农场的技术，被调到新农场做指导工作。这些新农场还没有建好营房，所以这些士兵们又不得不再次住在地下住房里。[24]
尽管前国民党军队士兵在官方监狱系统之外工作，但将他们禁闭在新疆的军事国营农场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下是否意味着他们实质上是战俘？尽管王震的解放军部队与前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性质相似，但前国民党军队士兵并未获得王震提到的边境防御部队中的主要职位，那会免于参加生产运动。而他们却被集体编入工作队，然后在1953年和1954年集体复员到准军事和经济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外，前国民党军队士兵继续在军队等级制度中担任次要职位，不仅作为兵团的成员如此，甚至他们在新疆军区的领导层也是这样。在新疆国营农场，他们作为不情愿做农民的士兵，在实践和意识形态上均处于劣势，而王震的解放军部队则处于优势。这种劣势体现在第二十二军对“意识形态”训练的重视上。1950年5月，新疆军区命令前国民党军队士兵，特别是第二十二军的部门领导及工作人员学习《社会历史发展》。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270名士兵每天学习两小时。前国民党军队中文盲率很高，因此这种特殊形式的再教育仅限于第二十二军领导层。报纸报道中的采访反映了军官们需要具备的思维方式，其中一位军官说：“过去，我认为世界上高品质的文明是由少数科学家创造的；学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后，我终于相信它们是由工人创造的。” 另一位士兵说：“现在我终于知道社会是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过去，我认为专业人士应该控制人，工人应该由专业人士控制。”[25]尽管有这些宣言，前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意识形态教育”仍然存在问题。一些抱怨是士兵们不认真上课，只是为了完成课程而做，而不是真正学习或内化课程。其他相关的抱怨是，他们无法应用这些概念，只关心自私的个人利益。[26]尽管有报道称，他们被努力纳入了党的组织结构，[27]但这些报道与陶峙岳的自传相矛盾，陶峙岳是前国民党军队军官，在解放军、兵团和新疆军区中，他是二十二军中担任最高权力职位的人。然而，直到1982年9月，他才成为一名党员。1965年，他收到了张仲瀚的入党邀请，但不久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像他这样具有国民党军官背景的人几乎不可能入党。[28]即使是最有特权的军官也被剥夺了入党资格。
然而，如果前国民党军队士兵在解放军中处于政治边缘地位，他们应该被视为战俘吗？他们与新疆军队中的其他团体相比表现如何呢？
革命的领导者？王震在新疆领导的解放军
作为在政治上被认为更可靠的军人，王震所率领的解放军基层士兵的态度和看法是否反映了为新疆制定政策的高级军官的态度和看法？为了完成进军新疆的任务，王震从第一野战军抽调了第一集团军的第六和第九军。这些士兵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参加过许多成功的战役，他们对进军新疆的前景并不感到兴奋。
长征老兵王恩茂后来在新疆担任最高领导职务，据他回忆，“有些同志说：‘二军是多次保卫延安的老部队，毛主席会把我们调到北京去保卫党中央。’”[29]王恩茂还回忆说，其他人说：“现在已打到宝鸡，[他们]可能让我们南下四川去享点福！”[30]当“解放大西北，打到新疆去”的任务传开后，许多领导干部不想去，因为他们知道，虽然新疆地域辽阔，但地貌恶劣，有许多半沙漠和沙漠地区。他们还认为新疆的经济和交通条件落后。[31]后来被派往新疆的许多部队基本上都是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流放的。新疆不仅仅是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也不仅仅是一项军事任务。即使是这些加入共产党已有相当长时间的首批解放军士兵，也将被派往新疆视为一种流放或放逐。这些情绪与20世纪40年代被派往新疆的前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情绪并无太大区别。在20世纪中叶，新疆作为流放地的观念似乎跨越了党派、阶级甚至不同的统治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些人没有将新疆视为充满经济机遇之地。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下令让全国的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劳动，战士们随即在新疆各地开展了全民生产运动。[32]1950年，这些解放军战士到达石河子地区后，与原国民党军队士兵并肩作战。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于3月17日开进石河子地区，在地下挖洞作为住房，并开始准备播种。他们没有更好的技术，只能使用需要几个人拉的犁。报纸报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和第九军开垦的数十万英亩土地，以及新组建的第二十二军的前国民党军队士兵开垦的土地。[33]
解放军各师的政治部门努力消除不满情绪，特别是针对解放军和前国民党军队士兵中存在的劳动困难。这些努力包括强调艰苦劳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好处，例如“我的手上起了水泡，但我的思想没有起水泡”。[34]十年后，张仲瀚负责的工作组，在石河子市建设和兵团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表示虽然士兵们处境艰难，但艰苦的工作有益于他们的精神。他承认，普通人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所以只能由士兵来完成，他还表示，服从命令对士兵们有好处。[35]
有报纸在描述解放军部队抵达新疆后前六个月的行动时指出，解放军正在通过开垦土地来实施长期建设政策。[36]在正式改编为生产部队之前，解放军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天山山脉南北两侧的半沙漠和草原地区，包括修建和修复灌溉用的运河。杂草和灌木清除后，土壤变得疏松，新种植的土地需要水，这是成功将未开垦土地转变为高产农田的最大挑战。报告提到，要想提高农业产量，就必须修建运河。[37]这些描述与第二十二军在石河子地区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一致，这表明王震最初改编为“生产部队”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军事农场工作，经历了与原国民党军队相似的境遇。
1952年4月，王恩茂指出，尽管王震已经把解放军改编为屯垦军和劳动军，以发展经济，但这项命令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执行。他指出，在执行命令时存在很多犹豫，并试图减少阻力。大部分阻力来自士兵，他们表达的观点包括“在边防军服役是一种荣誉；在屯垦军服役不是荣誉”，“[我]愿意在边防军服役；[我]不愿意在屯垦军服役”，以及“回家生产，而不是在屯垦兵团里生产、去新疆生产。”[38]这些想法可能更可能来自王震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他们认为即使暂时进军新疆也是一种流放，更不用说被要求去新疆当农民了。但是，这同时也标志着从短期目标到长期定居的心理转变，无论这些士兵是王震的原始部队还是前国民党部队。虽然领导层可能打算建立长期的中国定居点，但“长期定居新疆”的言论此时在屯垦军和工人军中得到了积极推广。[39]1952年，士兵们第一次知道他们将被要求在新疆度过余生。他们的流放正式生效。然而，这些士兵也有机会加入共产党，并在军队中晋升，而前国民党军队士兵则没有这种机会。虽然他们也处境艰难，但中央以解放军的形式施加的压力更加灵活多变。
人民解放军中的突厥系民族士兵：“民族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在新疆的军事农场担任顾问，这表明民族身份并不总是意识形态或制度特权的指标。由于对在新疆生活和耕种准备不足，前国民党的士兵和王震的部队依靠当地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提供帮助。每个生产队都招募了当地人作为技术指导，他们只能使用老式的犁和一种用于疏松土壤的维吾尔锄头，称为坎土曼。因此，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让灌溉系统运转起来，并在春季播种和耕种，同时边干边学。在玛纳斯河地区，前国民党士兵被派往石河子市参加为期八到十天的培训班，有些人甚至只参加三到五天的培训。参加培训的人立即成为他们工作单位新班级的老师。[40]
前国民党士兵与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士兵，需要接受大量的“政治教育”。国民党军队必须学习新的民族政策，根据该政策，他们曾是新疆非汉族人民的压迫者，因此他们自己也是落后的。他们被要求不要将他们去年与之作战的士兵视为敌人或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阶级团结的兄弟。正如一位国民党士兵在1950年所说，“民族关系是否融洽，是对我们阶级觉悟高低的一个考验。”[41]这种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由原东突部队组成的第五军在帮助第二十二军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利用苏联技术方面。一份报告称，第五军的一个连花了整整一天为帮助第七十七团，提供了33名士兵、112匹马和14辆犁。[42]解放军希望通过政治教育改善两支昔日敌对军队之间的关系，以便双方都能完成新疆军区的生产目标。
不过，第二十二军和第五军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问题。1950年的一份报纸报道指出，刚刚经历过“肃反”运动的前国民党军队士兵在思想上有所进步，但他们对民族政策仍然“困惑”。[43]该报道将此归因于“大汉族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指认定汉族在文化上优越于其他族群的意识。前国民党军队士兵被要求召开会议讨论民族政策并进行自我批评。他们被鼓励承认国民党的态度是错误的，民族问题是一个阶级问题。这种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强调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前国民党军士兵了解到，第五军士兵作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成员曾帮助过穷人的革命，而“我们则成了反革命的工具”。[44]声明还指出，双方的关系不仅在于在历史政治运动中分属不同阵营，而且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基于种族的态度——汉人对新疆突厥系民族的态度以及突厥系民族对汉人的态度。例如，一名士兵报告说，他们认为过去的东突厥斯坦军队的成员不懂道理。[45]一份关于部队在石河子垦区活动的报告指出，部队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士兵们对政策理解不清，特别是不尊重非汉族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习俗。[46]
第五军中的突厥民族成员也对前国民党的中国士兵表示不满。当时，尽管中共已经决定新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但不同的团体仍在考虑其他方案。王恩茂概述并评估了有关新疆未来的四种不同观点：独立的新疆；作为苏联一部分的新疆；类似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新疆；以及少数民族自治的新疆。他说第一种方案是反动的，后两种方案是错误的，而最后一种方案才是正确的。[47]他的讲话之所以有趣，不是因为肯定了中共的意图，而是承认其他三种方案在公众意识中具有足够强大的基础，值得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的最高级官员之一予以否定。第五军是许多此类讨论的焦点，尤其是那些将新疆视为苏联加盟共和国或类似加盟共和国的讨论。王恩茂赞扬了第五军的前东突厥斯坦革命军士兵在1949年之前反对国民党政府、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有严格的军事制度和阶级觉悟。然而，他也提到了反汉族情绪等缺点，并指出有些人认为“以前是汉人统治我们，现在还是汉人统治我们。”[48]
军事国营农场建立后不久，党就打算改变后勤关系。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不再向士兵传授农业技术，而是被命令学习和模仿军事国营农场的耕作方法。几年之内，这些刚刚取得丰收的小型农业定居点就被当地少数民族吹捧为模范农场。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布的宣传材料称，当地居民，即生活在玛纳斯河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经常去参观国营农场，士兵们会向他们展示他们开发的各种生产流程。宣传材料称，他们想试用这些机器，试用后，他们都回到自己的社区，坚信必须实行集体化，因为只有组织起来，他们才能购买机器。宣传中描述的情景并非是当地农民依附于军队生产单位，而是与当地社区有联系的哈萨克族士兵在从事农业生产。宣传中还描述了一位哈萨克族老妇人看到女兵驾驶拖拉机时的激动之情。这些描述都遵循着相同的模式：当地居民第一次看到士兵时，士兵们几乎一无所有，对农业一无所知。几年之内，他们进步神速，以至于当地居民开始向解放军经营的农场学习，这意味着当地农民希望组建公社。[49]二十六师师长也重申了同样的说法，即解放军生产队是当地少数民族农民集体化的动力，并引用了哈萨克妇女对驾驶拖拉机和操作机械收割机的女兵印象深刻的事例。[50]士兵们本身被视为劳动模范，他们的职业道德榜样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广为宣传。[51]
甚至在195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运动兴起之前，1953年开始的士兵与群众之间关系的变化可能就是官方推动集体化的结果。军队农场被指示在新疆集体化中发挥带头作用。作为模范工人，解放军和前国民党军队士兵在集体化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尽管他们在新疆成功务农的经验少得可怜。他们还是被视作外来者，甚至根据一些报道，他们还被看成是殖民者。[52]其他学者也指出，在十年后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如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这些士兵与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非汉族的伊犁前民族军士兵相比，他们的境遇相对较好。[53]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前国民党士兵在新疆军区的行政结构中的选择有限，但他们至少在这个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使他们避免了非汉族同胞遭受的更暴力和更压迫性的后果，其中许多人因与苏联的关系而在十年后期中苏关系恶化时遭到清洗。他们作为新疆下一代汉人的父亲，这可能是前国民党军队士兵避免受到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最严重影响的原因之一。前国民党军队士兵虽然不被归类为战俘，但在解放军内部却受到了与战俘相似的待遇，这与中共关于新疆定居点是一个通过少数主要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高级别谈判而制定的线性和平融合进程的说法相矛盾。他们通过谈判投降，实际上并不涉及“解放”。然而，他们并没有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对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仍然是需要接受“改造”的囚犯，而不是需要被清洗或处决的囚犯。
婚姻移民还是女兵？
这三组士兵，即王震的解放军部队、前国民党军队士兵和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士兵，与另一组重要的解放军成员并肩作战：最近从中国内地招募的妇女。在边疆地区，男性士兵认为女性数量不足是一个严重问题，解放军领导人也认为这是导致士气低落的因素之一。[54]为解决这一问题，已婚士兵可以携带妻子，有未婚妻的士兵可以回家结婚。然而，前国民党士兵的处境尤为艰难，因为他们在中共到来之前就已经在新疆待了很长时间。据王恩茂称，1952年后，潜在妻子的稀缺成为新屯垦军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屯垦军被告知他们将在新疆长期定居后，缺乏妻子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且不易解决。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有报道称，由于缺乏适配的女性，人们普遍感到不满。[55]没有妻子是人们不愿在新疆生活的一大抱怨。王恩茂指出，过分强调妻子问题以解决不满情绪是错误的：“虽然有些人想要老婆，但他们的思想仍然存在问题，他们并不想在新疆长期定居。”[56]无论是否结婚，解放军士兵都不想在新疆生活。既然似乎没有汉族人愿意去新疆，为什么还有妇女报名参加移民呢？她们到达后对新环境有何反应？
虽然像王震这样的高层官员制定了动员妇女的计划，其明确目的是为新疆的男性士兵创造一批潜在的结婚对象，但大多数妇女并不知道她们来此是为了嫁给士兵或退伍军人；她们以为自己来此是为了成为士兵。在兵团最近制作的一部纪录片中，一位妇女讲述了与国民党军队前军官、后来的兵团司令陶峙岳的会面。陶峙岳问她们是来新疆长期定居还是短期停留。她说，她们回答说，她们来新疆是为了建设边疆，为期三年，等边疆建设好了，她们就会返回家乡。陶峙岳接着回应说，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三年的建设是不够的。他说，新疆需要他们，边疆需要他们，他们需要长期参与边疆的建设。[57]另一位女兵回忆说，她到达新疆后去上学，并收到一个笔记本。笔记本封面上印着“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的口号。她回忆道：“‘扎下根’？不让回去吗？”[58]
除了欺骗，绝望也是新疆军队招募女性的另一个因素。兵团历史研究者对石河子妇女的采访揭示了中共动员策略的几个共同点。她们描述说，招募组织来到她们在中国内地的家乡，宣布正在招募16至22岁的女性加入新疆部队。一些妇女说，她们和她们的家人都不愿意，但迫于压力，不得不完成为每个县设定的配额。其他年轻女性的父母希望她们去，她们勉强同意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女性表示她们想报名入伍是为了逃离家里的困境。在其中一个案例中，这位年事已高的女性回忆道，她拒绝了祖父让她嫁给一个35岁老男人的提议。她描述了因反抗而遭到父亲毒打的经历。她不顾父母反对报名参军，当地领导不得不施压让父母同意她参军。她说，她不知道新疆在哪里，也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只知道想离开家乡。
虽然当时的情况使得参军有时是强制性的，有时是自愿的，但妇女们被告知了同样的条件：新疆的工作很好，她们可以在三年后返回家乡。后来，她们被告知，党需要她们留在新疆，因此招募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党的领导人就打算让这些妇女成为已经在新疆的士兵的妻子，从而成为新的永久定居者群体的一部分。
为了进一步吸引女性，工作队承诺提供各种光明前景，例如去苏联学习或成为解放军的女演员。[59]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受骗了。有些人得到了更准确的非官方信息。一位名叫刘玉霞的妇女和她的邻居一起去城里听征兵干部讲话。征兵干部告诉她，新疆有电和电话，还有大片的稻田，这样她就可以随时吃到米饭。她和邻居都决定参军。然而，邻居的父亲却反对。他说，在新疆，人们整天骑着骆驼，地上到处都是蛇。此外，新疆人还吃骆驼肉。刘玉霞回忆说，她不敢吃这种肉，因为她担心自己吃一口就会吐出来。不过，她认为，只要能吃上丰富的白米饭，就可以不吃骆驼肉。她记得邻居的父亲也说他们不会允许他们当兵。相反，他们会被送给别人当妻子。他告诉她，一名女兵会被分给六个残废军人。刘玉霞说，她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信息，但他的女儿不敢去。在她的村庄里，只有两个人去了，刘玉霞和一个寡妇。[60]
她为什么在周围人的反对下还是决定参军？她给出的理由是，她的家庭很穷，吃不饱饭，尤其在她的父亲和祖父去世后。许多决定参军的妇女都有类似的情况。她们描述了大家庭吃不饱饭和工作不稳定的情况。刘玉霞还提到，当她的邻居告诉她征兵程序时，她想去参军，因为当兵是一种莫大的荣誉。[61]一些妇女提到当兵是一种荣誉，这也是一种激励。
另一位名叫柳奎贞的女性声称，她参军是因为没有考虑周全。她的父母都是中共党员，育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刘桂珍说，当时他们的生活条件还不错。他们有足够的食物，她甚至上了小学。1952年，征兵组织来到了山东。他们在她所在的县里张贴了通知，称要招募16至22岁的未婚年轻女性，而且资格标准非常严格。当时，她的母亲是一名干部，问柳奎贞是否愿意去。柳奎贞说愿意。回想当时的反应，柳奎贞说：“当时，人们的想法都单纯得很，考虑不到很多。”[62]她的母亲让她找一位同伴陪同。她找到了一位朋友，后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她家里有八个年幼的孩子，非常贫困。
其他女性即使不愿意，也通过她们所在的学校受到了压力。一位女性回忆道，如果有人去了新疆，这个人会被视为真正的冒险家，南方人会把那里描述为八千里路尽头的。她说，那些去新疆的年轻学生，无论是他们的家人、朋友还是同学，都不愿意同意或批准。[63]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必须去。
这些故事与高峥（James Z. Gao）所确定的三个群体基本一致，他们正是这些招聘手段的目标人群。第一个群体是初中或大学毕业生。虽然他声称这些学生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其中许多人根本不想去，只是迫于家庭或学校官员的压力。第二类是贫困大家庭的年轻女性，她们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和从事体面的工作，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新疆是一个逃避和自我重塑的地方。第三类女性来自地主、富农、国民党军队或其他被认为可耻的家庭背景，[64]这强化了新疆作为政治流放地的长期形象。尽管高峥的文章没有提到这一点，但大多数人受到当地机构施压或受招募人员提供的条件所欺骗。1949年后前往新疆的移民大多遇到了超出他们预期的状况。这些新入伍的女兵不仅面临恶劣的气候、陌生的当地文化和艰苦的工作条件，还被迫承担了作为新配偶的角色，肩负着繁衍后代的责任。
尽管妇女拥有单独的地下住房，但她们与男子一起在田间劳动，这是生产运动的一部分。在石河子地区的一次公开采访中，一名女战士提到了一首名为《在戈壁上建花园》的生产歌曲。尽管这首歌对她们在生产运动中的角色进行了过度浪漫化的描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描述了她们完全缺乏基本必需品和资源的情况，这包括工具、住房、食物到耕地：
没有工具，自己造呀，没有土地，咱们开荒呀，没有房屋，自己盖呀，没有蔬菜，打野羊哪！劳动的双手能够翻天地，戈壁滩上盖花园。
修水渠呀，打田埂呀，三天三夜不合眼呀，自由的种子撒下去呀，幸福的泉水流不完。劳动的双手能够翻天地呀，戈壁滩上盖花园。[65]
作者直到1954年才到达新疆，这意味着与官方报告描述的最初几年苦难后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的情况相比，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即使把这首歌算成是在1954年之前写的，女兵也把这首歌描述为她的经历。在回顾工作时，柳奎贞提到了他们执行的艰巨任务。她们烧荒、耕地、施肥。除了与原国民党军队一起开垦荒地，她们还必须从中寻找丈夫，并完成王震在1951年提出的主要任务：为在新的新疆定居的汉族子孙们做好贤妻良母。
以下故事揭示了组织中的党员干部对这些女性行使的另一种权威和控制。工作两年后，柳奎珍的朋友刘翠香非常不开心。她有许多追求者，但他们都比她年长许多，而她渴望一位英俊的教歌唱的小战士，她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她只是在去西安的火车上瞥见过他一眼。柳奎贞回忆说，一天晚上，在她们共用的房间里，刘翠香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她告诉奎贞，她再也见不到那个小战士了，而且她很想念家人。第二天，翠香就不见了。奎贞非常伤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群人组织起来寻找她，但没能找到。终于有一天，一名男兵在打井时遇到了麻烦，在调查问题时，他发现了翠香的尸体。在朋友不幸去世后，小组组长建议柳奎珍结婚。
婚姻是由当地领导安排的。在一篇已发表的报道中，一位来自山东的妇女王巧玲描述了她的湖南朋友和同事“汤妹子”偷偷溜到四连寻找同乡的故事。王巧玲听说“汤妹子”和四连连长谈对象了。不幸的是，他们连队的副连长（三十多岁，王巧玲对其外貌评价不佳）对“汤妹子”产生了兴趣，并在党支书的帮助下多次试图说服她嫁给他。她最终嫁给了副连长；王巧玲被调到了第五连。
在谈到自己的婚姻时，王巧玲说，她无法逃脱“汤妹子”的命运。领导把她介绍给了一个大她十三岁的男人，她形容他胡子拉碴。她不愿嫁，愤怒地喊道：“谁敢给我介绍对象，我就骂谁！”[66]她跑了出来，但几天后，她所在组织的人试图让她明白自己搞错了。她被叫去与那位领导再次会面，后者让她与那位她本应与之结婚的男人单独相处。她问那个男人：“我不认识你，我怎么能对你有什么看法？”[67]之后，他们没有说话。当这位领导最终返回时，他让她在表格上按手印。她感到困惑，但还是照做了，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张结婚登记表。她解释说，组织决定让她在5月1日与另外四对陌生的新人同时结婚。婚礼后的那个晚上，她偷偷跑到田野里哭泣。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生了两个女儿，之后丈夫殴打她、不给她食物，并虐待她，因为他想要个男孩。在她终于生下一个儿子后，她说丈夫不再虐待她，婚姻状况也有所好转。1961年，她因遭受身体虐待而试图离婚，但丈夫不同意。
在已出版的她们的故事集中，人们经常说，第一批来疆女性被迫与年龄更大、受教育程度更低和/或来自不同地方的男性结婚。也有一些女性在相互爱慕的基础上发展了关系，但直到第一批年长的前国民党军队士兵结婚后，大多数人才有幸享受到这种待遇。在定居点有地上住房之前，新婚夫妇会在一个专门房间度过一晚或几晚，以备生育，然后回到各自的住所。当地党组织的目标是建立家庭——第二代中国定居者将在他们改造的土地上生活。这些妇女报名参加了新疆军队的临时工作，并最终经历了两种不同的艰苦劳动：在军事农场从事农业劳动，以及通过包办婚姻（即使不是强迫婚姻）进行生育。
结论
关于谁将成为军事农场的主要劳动力以及他们在解放军中的地位并非随意决定的。王震将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前国民党军队置于意识形态上低于即将进驻的人民解放军的地位，解放军士兵经常对前国民党军队士兵行使权力。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特权体现在前国民党军队的“生产部队”和解放军士兵的“边防部队”之间的总体制度划分上。
王震还要求前国民党士兵向当地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学习政治和实用知识，尤其是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成员。因此，前国民党士兵在地理上和行政上均被边缘化。前国民党士兵在地理上被边缘化并不简单，在新疆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的家乡在文化和生态上与新的驻地截然不同。在许多方面，这些士兵在地理上被边缘化比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更令人不满，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个人困难。
虽然前国民党士兵在投降后被征召加入解放军，但他们的领导层被安排到次要的权力位置。他们被解除武装，并被安排到军事农场工作，这些农场实际上就是劳改营，旨在支持正规解放军，而且大多数人一直被剥夺了党员资格。直到几年后，这些被边缘化的原国民党军队汉族士兵才在针对当地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集体化运动中担任领导职务，而许多少数民族将他们视为殖民者。在毛泽东的中国，他们继续被剥夺在新等级制度中的权威和权力，再加上他们被安置在军事农场，在当时的恶劣条件下工作，这表明他们受到的待遇与战俘相似。
王震的原始解放军部队（包括后来加入的女兵）和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突厥系民族士兵在地点和工作方面也受到限制，但后两个群体中的个人可以成为党员，并获得了“新中国”中从未提供给被分配到国营农场的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机会。王震尽管口口声声说不是这样，但他进入新疆时却挥舞着铁锤，先是征召前国民党军队士兵加入解放军工作队，然后利用他们组建军事农业定居点，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控制新疆的自然资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士兵在军事农场不受欢迎的安置，使他们得以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成为爱国牺牲和勤劳工作的典范，为中国共产党促进兵团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同样重要的是，1950年冬天进入新疆的王震的解放军士兵和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突厥系民族士兵，被认为在政治上更可靠，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但他们的观点和态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在人民解放军的新疆分支的既定地位的抵制。这些士兵在新组建的新疆人民解放军中的经历以及他们在解放军中的边缘化程度取决于1949年之前的政治联盟。尽管汉族士兵，无论是1949年之前的人民解放军还是国民党军队成员，似乎都认为他们在新疆的生活是一种流放，但这一点，而不是其民族身份，成为创造或拒绝新机会的资本。这四个群体都属于第一代农垦战士，他们于1949年后负责在新疆石河子执行中共的大部分政策。他们的经历表明，新疆的定居活动和整合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程，不仅仅是不同政治精英之间的上层谈判。许多第一代“军垦人”从项目伊始就反对这一计划，他们视来自中央的命令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将他们推向新疆军事农场的恶劣环境。
注释
[1] 王恩茂，《进军新疆的决策》，引自袁国祥主编《难忘征程：进军新疆的故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0页
[2] 《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2卷，第1页
[3] 参见高峥（James Z. Gao），《绿洲的召唤：1949-1953年的新疆“和平解放”》，引自周杰荣（Jeremy Brown）和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主编《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孔飞力（Philip Kuhn），《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拉纳姆：罗曼与利特菲尔德，2008年），第2页
[5]《二十六师在新生》，《新疆日报》（1950年6月20日），第2页
[6] 米华健（James Millward）《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新疆全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0页
[7] 高人杰《“起义这条路我们走对了”——新疆和平起义前后的片段回忆》，《石河子文史资料（第1辑）》（1988年），第18-35页
[8] 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将此视为清廷一举两得的策略。参见卫周安《清朝中叶的流放：发配新疆，1758-1820（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
[9] 李福生、方英楷《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第一卷，第190页
[10] 高人杰《“起义这条路我们走对了”——新疆和平起义前后的片段回忆》，《石河子文史资料（第1辑）》（1988年），第21页
[11] 参见周杰荣《从反共到抗美：1950-1951年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引自周杰荣和毕克伟主编《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12] 一位信息提供者的父亲曾是石河子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后来被编入解放军，又被编入兵团。他讲述了父亲前往新疆的历程。他原籍甘肃，15岁时被父亲卖给了国民党军队。本文作者的采访，新疆石河子：2005年10月。
[13] 包尔汉《玛纳斯河畔的会谈》，引自袁国祥主编《往事回眸 : 20世纪新疆图片纪实（第二辑）》（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第26-27页
[14] 《农八师一二一团场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1页
[15] 同上，第551-552页
[16] 刘震石《炮台生产》，《农八师一二一团场志》，第562页[17] 《农八师一二一团场志》，第565页
[18]《农八师垦区石河子市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2页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
[23] 储安平《玛纳斯河垦区》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90页
[24] 刘震石《炮台生产》，《农八师一二一团场志》，第564页
[25] 《二十二兵团署的干部人员在学习中存在缺点错误》，《新疆日报》（1950年7月11日），第2页
[26] 同上
[27] 《通过教育工作改造的六个月，二十六师部队情绪提高了：六百多人光荣的进党进团》，《新疆日报》（1950年7月15日），第2页
[28] 陶峙岳《陶峙岳自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1页
[29] 唐纳德·麦克米伦（Donald McMillen）等历史学家将王恩茂描述为地区性的中间人，他根据新疆的独特情况调整了北京中央政府的指令。尽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灵活性降低的时期，他的工作成效受挫。参见唐纳德·麦克米伦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权力和政策，1949-1977年（Chinese Communist Power and Policy in Xinjiang, 1949-1977）》（博尔德：西景出版社，1979年）。
[30] 王恩茂，《进军新疆的决策》，引自袁国祥主编《难忘征程：进军新疆的故事》，第10页
[31] 同上
[32] 《二十五师七十三团部队全心全意的学习犁的改进》，《新疆日报》（1950年4月26日）。另参陶峙岳《陶峙岳自述》。
[33] 《二十二兵团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种植二十二万余亩》，《新疆日报》（1950年7月15日），第1页。关于对年产量数字的分析，参见李福生、方英楷《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
[34] 《四师和二师隶属的部队在生产运动建党建团，逐渐地加强部队的中央领导》，《新疆日报》（1950年5月28日），第4页
[35] 黄克奇《新疆兵团总的情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报告集》（香港：香港中文书刊供应社，1970年）
[36]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生产建设光荣成绩的半年》，《新疆日报》（1950年7月31日），第1页
[37] 《王震亲自到乌苏去调查水利工程》，《新疆日报》（1950年10月26日），第1页
[38] 王恩茂《王恩茂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
[39] 同上，第126–27页
[40] 储安平《玛纳斯河垦区》 ，第90页
[41] 《二十六师在新生》，《新疆日报》（1950年6月20日），第2页
[42] 同上
[43] 《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进军生产地区后，学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消灭过去民族敌意的错误》，《新疆日报》（1950年5月16日），第2页
[44] 同上
[45] 同上
[46] 《二十五师和二十六师政治工作会议结束》，《新疆日报》（1950年8月14日），第1页
[47] 王恩茂《王恩茂文集》，第82-84页
[48] 同上，第86页
[49] 储安平《玛纳斯河垦区》 ，第92页
[50] 刘震石，《炮台生产》，第564页
[51] 《农八师一二一团场志》，第565页
[52] 党员们回应了在“百花齐放”运动期间出现的这类批评。
[53] 米华健《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新疆全史》，第239页
[54] 储安平《玛纳斯河垦区》 ，第99页
[55] 储安平《玛纳斯河垦区》
[56] 王恩茂《王恩茂文集》，第126-127页
[57] 这个访谈发表在纪录片《奠基西部》的文字稿上。参见侯友权《奠基西部》（乌鲁木齐：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04年）
[58] 张吕、朱秋德编著《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运故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62页
[59] 参见高峥，《绿洲的召唤：1949-1953年的新疆“和平解放”》
[60] 张吕、朱秋德编著《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运故事》，第194页
[61] 同上
[62] 同上，第66页
[63] 侯友权《奠基西部》，第35页
[64] 参见高峥，《绿洲的召唤：1949-1953年的新疆“和平解放”》
[65] 张吕、朱秋德编著《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运故事》，第69页
[66] 同上，第233页
[67] 同上，第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