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沙的数位占领：赫尔加·塔维尔-苏里（Helga Tawil-Souri）访谈
作者：西蒙·道斯（Simon Dawes）
出处：Dawes, S. (2015) “The Digital Occupation of Gaza: An Interview with Helga Tawil-Souri”, Networking Knowledge: Journal of the MeCCSA Postgraduate Network, 8(2).
翻译：James X
摘要
在这篇关于“媒介化加沙”的专题中，作者对赫尔加·塔维尔-苏里进行了访谈，探讨数位技术在以色列对加沙占领中的意义。她也探讨了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领土、基础设施和技术控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占领和定居殖民主义的案例。然而，访谈的重点在于揭示以色列的占领与巴勒斯坦抵抗的尝试如何日益通过技术媒介化和数位化。最终，本次访谈旨在阐明数位技术与领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批判支撑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产生依赖却又被隔离的基础设施安排背后的新自由主义逻辑。
西蒙·道斯：在讨论以色列对加沙的数位占领之前，你能否先澄清加沙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被占领土？从形式上讲，当然，以色列国防军于2005年从加沙撤军，但这种军事撤离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增强了以色列对该地区的控制？
赫尔加·塔维尔-苏里：尽管以色列于2005年从加沙撤出了犹太定居者，并于2007年将加沙重新定义为“敌对领土”，但加沙地带仍是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加沙并非一个有主权或独立的国家，其领土边界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和界定，无法控制进出口贸易及大部分经济活动（这也包括从国外获得的人道主义和开发援助）。加沙没有自己的货币。在行政管理事务（如身份证和护照的发放）方面，加沙几乎没有自主权。加沙无法控制其领空。简而言之，加沙的一切均由以色列控制，包括人员、资本或货物出入境的流动。
以色列并未放弃对加沙的控制。在撤军之前，控制主要通过地面上的军事存在、定居者以及由定居者实施的民用监控形式来实现。随着定居者的撤离，这已被其他机制所取代。例如，以色列军队能够持续且不受问责地在加沙保持存在，这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加沙的领空和领海也完全由以色列控制。事实上，以色列政府多个部门将以色列在撤军后对加沙的关系称为“无摩擦控制”（frictionless control）。这旨在表明加沙被远程遥控操作的程度。它还暗示了控制手段日益技术化的趋势。当然，“无摩擦”这一表述同样具有误导性，因为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损失、经济凋敝、政治边缘化以及以色列的军事存在等，都充满了“摩擦”。
西蒙·道斯：你能否概述你所指的加沙的领土化“圈占”（enclosure）现象，并解释加沙被占领的情况与其他定居殖民主义案例有何不同？
赫尔加·塔维尔-苏里：最明显的是，加沙的领土化“圈占”指的是对加沙地带及其周边地区实施的领土化和物质圈占，以及对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流动的限制。在此，我们可重点关注用于封锁加沙的物质基础设施：围墙、铁丝网、监控塔、配备武器的遥控摄像头、雷达和传感器、无人机，以及一系列用于维持加沙领土封锁的“治安官僚”（securocratic）手段。
这些领土化圈占的机制和实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至今。自埃及控制加沙并出现“加沙/以色列边境”的敢死队（fedayeen）武装运动以来，加沙的领土封闭措施不断强化。事实上，整个加沙地带是以色列和埃及通过划分领土而形成的，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主要来自纳卡布沙漠地区和加沙城以北的沿海地区）被强行迁入此地。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名为“加沙地带”的疆域、政治、经济或象征性实体。在埃及统治的数十年间直至 1967年战争及之后的岁月，加沙地带逐渐演变为一个日益封闭的领土实体。从1967年阿隆计划到奥斯陆进程，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的这一步是相同政治逻辑的延续。自20世纪70年代起，加沙内部及其“周边”便已存在围栏、墙壁和军事监控设施。
但使用“圈占”这一术语，我当然是在与构建这一术语的历史建立联系。圈占是一种具有历史、地理和经济特异性的过程，它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形成，并积极改造了特定领土空间的社会经济结构、人口分布和文化形态。统治集团通过重新定义“财产权利”，从而重组领土所有权、使用权和流通权的体系，并强加不同的主权结构和准入规则，以巩固对领土的控制。他们同样通过修建篱笆、围墙、栅栏和大门等物理设施改变了土地的边界。法律与建筑的结合产生了新的圈占形式，从而强制实施了不同的流通、流动与越界规则。在加沙地带亦可观察到这种模式。
此外，加沙的圈占还应被视为一种特殊经济空间的构建。加沙的经济格局完全处于停滞状态：贫困肆虐、遭以色列围困，且几乎完全依赖外部援助。所有货物进出口均由以色列控制——地道经济是例外，而地道经济本身正是以色列封锁加沙的产物。加沙还被完全切断与约旦河西岸的联系，从而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加沙和哈马斯极少参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以色列或其他外部势力（如美国和欧盟）之间未来的任何谈判。因此，这里的“圈占”也是一个政治和经济过程，其中一系列机制和实践被建立起来，以阻止、挫败或至少控制加沙的进出流动。人们很容易在这里看到与全球某些现象的平行之处，如封闭社区（ gated communities）【译者注：城市中一些穷人被隔绝在外的社区。】、劳改营、难民营，或更广泛地说，边境的不平等经济空间的崛起。
但加沙的封锁与其他案例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而这一差异恰恰在于定居殖民主义的问题。加沙的封锁并非仅仅出于经济和种族主义动机，而是源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内在逻辑。遵循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e 2008）的定义，定居殖民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持续且制度化的倾向，即通过空间排斥或隔离，或同时使用这两种操作来取代原住民人口。如果我用这种框架，加沙对定居殖民主义案例的贡献在于，剥夺的技术和灭绝的逻辑在这里表现得尤为鲜明。加沙被如此围困（领土上、政治上、经济上和象征上的）正是犹太复国主义排他性的结果。以色列并不试图同化当地原住民，甚至不再将其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而是将他们视为垃圾（可被抛弃且不被接受之物）。这种排他性使犹太复国主义定居殖民主义与澳大利亚或北美等地的殖民主义有所不同。
要通过定居殖民主义的视角理解加沙，就必须理解其与西岸的关系，这将我们带回2005年的撤军事件。以色列从加沙撤军标志着旨在将加沙地带与西岸分离的计划的尾声，该计划自奥斯陆协议（1993-1995年）启动以来便已全面展开，摧毁了巴勒斯坦民族实体。若未从加沙撤军并对其实施隔离，以色列便无法完成奥斯陆协议中“加沙与杰里科优先”计划的实施，该计划旨在在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分离的、边缘化的实体，从而使以色列得以推进对西岸的实际吞并。通过“放弃”对加沙的责任（但不放弃控制权），时任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强化了其维持对西岸被视为对安全或定居点至关的重要地区（包括约旦河谷）的直接控制的论点，从而使建立一个包括整个西岸的巴勒斯坦国的前景愈发不可能，更不用说一个连接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国了。撤离计划还应被视为对定居殖民主义进程的重申：维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和资源直接和间接的全面控制；巩固并制度化对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大多数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控制，以及以色列的其他目标。
此外，自2005年从加沙撤军以来，以色列政策放弃了外交手段，转而采取军事打击，这一点在过去八年中非常明显。这一转变在经济层面亦有体现：2006年后加沙私营经济部门几乎被彻底摧毁（2008年、2012年以及2014年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导致加沙本已脆弱的经济结构从主要依赖私营经济部门生产力转向高度依赖公共部门薪资和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及国际社会）政策从外交转向军事的转变，其目的之一便是削弱并瓦解加沙和哈马斯，并进一步将其排除在任何可能导致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方程式之外。
西蒙·道斯：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 2010）和埃亚尔·魏茨曼（Eyal Weizman 2006, 2007）曾探讨过加沙如何成为以色列新型城市战争模式的试验场。你认为占领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数位化，或者说，它在多大程度上从传统军事占领转变为高科技占领？
赫尔加·塔维尔-苏里：有两点需要澄清。首先，数位化程度的提升并不必然导致军事手段的减少。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实践——无论是城市作战还是其他形式——始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且受制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具体条件。换言之，军事技术进步与任何有组织形式的进攻性（及防御性）暴力行为本身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
因此，当我使用“高科技占领”（或“数位占领”）这一术语时，并非意图取代或对立于所谓的“低科技占领”。即使我们（有问题地）将占领分为低技术和高技术两种形式，这两者仍然共存。此外，在试图理解这里什么是关键的新观点，那问题不在于“技术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如何日益重要”，而是正好相反：“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战争的内在意图而被驱动的。”
以色列的案例显然且令人痛心地表明，占领的逻辑本质上是以色列技术发展的组成部分（此处我使用“占领”作为定居殖民主义、领土碎片化与控制、制造政治无力状态、经济“去发展”、种族主义等概念的简写）。换言之，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问题在于如何开发技术以最有效地“占领”巴勒斯坦人。这重新界定了我们作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即推动技术发展、发明、应用、测试、营销和销售的逻辑的意图与重要性。以色列的武器装备、战争理论、安全与监控技术（这些技术也是以色列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均源于其战争和军事占领所基于的定居殖民/占领框架。从伦理和历史角度来看，技术应在其发展和部署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
当然，“实验”和“测试”在这里具有更加阴暗的含义，这一点魏茨曼和萨森都曾提及。有一种实践是明确的，那就是通过测试新技术来完善、推广和销售这些技术。以色列公司不断宣称，他们的技术已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用，并在实际操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无论是围墙、检查站、无人机还是赛博间谍软件。加沙是一个军事游乐场、试验场、实验室，也是一个露天监狱，加沙人被当作实验品，许多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都证明了这一点（Darryl Li 2006, Sari Hanafi 2009, Stephen Graham 2009, Naomi Klein 2007）。这一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这些因素对以色列的内部和外部的经济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加沙展示了城市战争的模样，以及这种模式如何被输出或在其他地方复制。几个当下的例子立即浮现在脑海中：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也门上空的无人机战争；伊拉克和叙利亚正在进行的空中和城市战争形式；沿着各种国际边境的带电围栏和遥控传感器；对圣保罗的空中监视。
魏茨曼所探讨的，正是法律的“测试”与“实验”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容忍程度。在这方面，魏茨曼的讨论一针见血。这一论点也已被丽莎·哈贾尔（Lisa Hajjar 2014）、大卫·克雷茨默（David Kretzmer 2002）和拉莱赫·卡利利（Laleh Khalili 2012）在研究中确认，他们探讨了以色列如何利用“法律”来为其占领行为正名，并免除自身责任或罪行。
这就是我（希望）理解萨森关于加沙预示着战争未来形态的论点，或者如她所言，“一种运动，一个走向未来时代的轨迹”（p.43）。加沙展示了侵略者可以肆意妄为的程度，以及“法律”可以被扭曲到何种地步，从保护平民转向保护军事力量。然而，我对萨森分析的一部分持保留意见。在此，加沙似乎被萨森用作测试其理论的概念空间。这种做法当然有其价值，但作为分析工具，它不应以牺牲加沙民众的现实生活经验及他们所遭受的各种暴力形式为代价。我担心，以这种方式应用加沙的案例，会将其描绘成一个遥远的“动物园”，一个无法进入的空间，其中“动物”被关押并且几乎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活条件。（这当然是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封锁政策的结果之一。）我们需要谨慎平衡并关注这一切对加沙人意味着什么，他们如何体验成为军事与理论的“瞄准线”下的“承受者”。
西蒙·道斯：数位化与领土化之间有何关系？数位化是否增强了以色列对加沙的领土控制，又如何加深了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依赖？
赫尔加·塔维尔-苏里：从以色列权力的视角来看，领土化与数位化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模糊。领土化与数位化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控制空间。加沙周围有围墙，加沙上空有无人机盘旋，所有互联网流量都必须经过以色列的骨干网络——它们都遵循相同的逻辑。对加沙人的控制既通过“硬”的传统边界实现，又在“软”的数位基础设施的虚拟领域中被分散和集中。类似于土地圈占的过程，主动的景观塑造过程产生了新的财产权利形式以及不同的流通、侵入和排斥系统。加沙在实质上是一个“真实”的领土化监狱，同时也是一个高科技监狱。对土地和高科技的控制定义了以色列对加沙的空间封锁；两者缺一不可。
这进一步强化了以色列的封锁措施，使得加沙人几乎无法以任何形式“越界”进入以色列领土或空域。从这个角度来看，地道的出现是封锁政策的自然结果。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对加沙人的控制是绝对的，因为加沙人仍在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抵抗。真正的权力中心是以色列政权及其机构（政府、警察、军队、情报部门、高科技产业，这些机构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在技术领域，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哈马斯、巴勒斯坦电信公司（Paltel）及高科技企业均处于次要地位。决定巴勒斯坦人何时、何地安装、管理和维护基础设施的，是以色列国家机器；同样，限制并摧毁这些基础设施的，也是以色列国家机器。
依赖的问题更为复杂。当然，对加沙实施更严格的管控导致了对以色列和国际社会的依赖加深。加沙人依赖于以色列，因为一切物资都必须通过以色列进口。这种依赖并非将加沙或加沙人融入或同化到以色列，而是相反（从理论上讲，人们可能希望将此视为以色列与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定居殖民主义实践上的差异）。因此，所存在的是隔离化的依赖，电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西蒙·道斯：以色列是如何对巴勒斯坦的通信基础设施实施限制，并最终控制巴勒斯坦的电磁场的？加沙地带的固定电话、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是否以相同的方式受到控制？以色列是否在西岸地区对基础设施的控制中采用了类似的领土化和数位化手段？
赫尔加·塔维尔-苏里：有两段引语——分别来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以色列领导层——充分说明了当前局势的严峻性。在2005年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SIS）上的演讲中，马哈茂德·阿巴斯宣称：“我们的巴勒斯坦人民长期遭受并在继续遭受技术发展的剥夺，原因在于以色列占领的持续存在，这种占领已渗透到巴勒斯坦的土地与天空，通过对巴勒斯坦频率的占领与控制，对该领域的发展与增长设置障碍，并剥夺我人民在电信和信息技术领域进行实时传输的权利。[…]我们要求国际社会命令以色列占领当局允许我们的人民享有直接传输的权利，并以一切手段将巴勒斯坦向世界开放。”
内塔尼亚胡曾明确表示过任何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家”将是什么样子：它“必须非军事化，无权控制其领空和电磁场，也无权签署条约或控制其边界。”
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巴勒斯坦电磁场（内塔尼亚胡无需为此担心）。只有以色列的电磁场，获以色列当局许可的巴勒斯坦企业可在加沙地带和西岸部分地区使用。虽然巴勒斯坦确实存在某种通信基础设施，但该基础设施被设计为依附于以色列的基础设施，同时又与之隔离（阿巴斯在此点上也说得对）。
在1995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第二阶段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以色列就未来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部分地区建立独立主权的通信基础设施的条款进行了谈判。当时，以色列将现有的固定电话基础设施移交给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后者随后将相关权益出售给私营部门及新成立的巴勒斯坦电信公司。移交的设施仅限于巴勒斯坦领土内部分地区原有的基础设施，且因以色列此前长期未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这些设施大多年久失修。巴勒斯坦电信公司需从零开始建设包括移动通信和互联网在内的全新技术基础设施。
但基础设施发展的方方面面最终仍将由以色列控制。巴勒斯坦基础设施的建设地点、维护方式及使用权限、允许使用的设备类型、分配的区号和网络速度、信号传输的方向、设备采购的来源、甚至通信塔的高度，所有这些决策均需获得以色列批准。时至今日，这一状况仍未改变。这种情况导致了基础设施的碎片化，其技术能力受到限制，并继续依赖于以色列自身的基础设施以及占领当局的“善意”。例如，巴勒斯坦移动通信公司仍被禁止使用3G或4G技术；移动地图和金融服务（如GPS和PayPal）在巴勒斯坦网络中被禁止使用；所有电话和互联网线路最终必须通过以色列路由器连接，巴勒斯坦公司为此支付的费用高于其以色列同行（称为“终止费用” termination charges）。我还可以进一步阐述更多细节，但简而言之，目前存在的巴勒斯坦网络完全依赖于以色列，技术水平落后，且巴勒斯坦终端用户支付的费用高于以色列用户可获得的更好服务。就西岸和加沙而言，这种隔离且依附性的状况基本相同。
就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而言，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实施数位控制的方式几乎没有区别。但这里存在更复杂的层面——这些层面揭示了以色列控制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地缘政治差异，以及其最终的战略目标可能是什么。
西岸地区是一个被直接占领且高度分裂的区域，这种状况在其数位环境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以色列的移动通信信号无处不在，这些信号以以色列公司为名，为定居者和军方提供服务。以色列信号更强且覆盖范围更广，移动通信公司提供所有最新技术（因为不受以色列通信部设定的相同限制）；以色列服务也更便宜（部分原因在于没有“终止费用”）。这意味着以色列信号在西岸许多地区均可使用，巴勒斯坦人可以选择购买以色列的按需付费手机，且许多人确实这样做。以色列信号更便宜、技术更先进、服务和覆盖范围更好。但以色列移动通信公司无需向巴勒斯坦当局缴税——根据《奥斯陆协议》条款，若其在西岸提供服务，本应缴税。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移动通信公司必须承受以色列通信部施加的限制。在西岸许多地区，巴勒斯坦信号无法覆盖——这包括定居点附近、缓冲区、隔离墙沿线等地。无需过多赘述，当前的移动通信格局是：以色列信号几乎可以自由穿行于西岸绝大多数地区，以色列企业因此获得免税收入，而巴勒斯坦信号则受到限制和封锁。移动通信格局与领土格局如出一辙；例如，与巴勒斯坦人相比，定居者和军方在西岸地区行动的相对自由度便可见一斑。
关于加沙，数位领域与以色列对加沙的“放弃”政策如出一辙。自定居者撤离后，以色列通信服务供应商不再直接在加沙开展业务，但整个基础设施仍完全依赖于以色列。连接加沙与外部世界的唯一光纤电缆位于以色列境内。所有通话，甚至在加沙地带内部的通话，都必须在以色列境内转接。正如我们在最近三次军事行动中所见，以色列军队可以随意轰炸并摧毁大量巴勒斯坦基础设施。更具破坏性的是，在最近对加沙的空袭行动（以及此前行动中）发送的军事“警告”电话和短信，充分展示了以色列对加沙数位环境的控制与监控程度。以色列国防军能够中断信号、定位信号发射源、拨打特定地点的电话号码、减慢或中断互联网接入，其依据在于整个基础设施均处于以色列的绝对控制之下。以色列国防军能够轻松拨打加沙居民的电话，无论是为了恐吓、威胁还是警告，这一结果正是以色列在持续占领下运营电信基础设施的政治性质所决定的。事实上，这表明尽管以色列于2005年从加沙撤出定居者，但加沙仍以其他的方式处于被占领状态。以色列利用这些警告案例来为其杀戮行为辩护，本身就是占领逻辑的产物。最后，这揭示了一个不同的事实：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时刻技术不是政治工具，正如从未有一个时刻政治不是技术性的。
西蒙·道斯：你认为加沙的（数位）占领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交汇。巴勒斯坦电信部门在哪些方面遵循，甚至进一步推进了新自由主义议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议程，而哈马斯又在多大程度上未能有效抵制它？
赫尔加·塔维尔-苏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诞生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新世界秩序背景下；当时，“全球化”引发的紧张以及各国在这一新秩序中的定位问题愈发凸显；经济发展的模式日益遵循华盛顿共识；“通信技术”被视为第三世界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社会经济救星。毫不夸张地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诞生就自动承载了对世界银行、欧盟、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捐助国以及直接外国投资的依赖和债务。从一开始，巴勒斯坦领土的经济结构就被规划为在以色列定居殖民主义结构之上，遵循西方强加的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理想。所有新政策均未挑战以色列的霸权地位或巴勒斯坦的依赖关系（参见Sara Roy 1999 and Rex Brynen 2000）。过去二十年间，这种模式导致巴勒斯坦继承了寻租经济最恶劣的特征：腐败、新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今天的巴勒斯坦经济特征是完全的依附性和“去发展”（如加沙的情况）；或者在另一端，是纳赛尔·阿布拉赫米（Nasser Abourahme）对拉姆安拉恰如其分的形容——“班图斯坦式繁荣”（Nasser Abourahme 2009），而西岸其他地区贫困加剧。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巴勒斯坦经济精英、以色列和外国投资者仍能积累资本。电信业便是典型例证。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于1993年立即将电信管理权移交私营部门。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应运而生，并获得为期十年的固定电话系统运营独家许可证，以及为期二十年的移动电话服务运营合同。当时从未就电信服务是否应具有“普遍性”，或“国家”是否应作为公共事业监管电信服务等问题展开讨论。巴勒斯坦电信公司的最大投资者是巴勒斯坦的经济巨头：这些精英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巨额财富。巴勒斯坦的电信基础设施从一开始就被“圈占”（我在此处的含义与上述相同），即网络由私营部门拥有，用户必须接受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制定的任何接入方式和费用。多年来，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已成为巴勒斯坦地区仅次于政府（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的最大雇主；贡献了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10%至15%；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最大的税收来源之一；其资本在巴勒斯坦股票交易所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巴勒斯坦电信公司被塑造成一个经济成功故事，其原因不难理解。同时必须明确，巴勒斯坦电信公司是以色列电信服务供应商的最大客户（需注意，所有电信连接最终均需通过以色列并向其支付费用）。换言之，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同样为以色列精英的经济利益服务，带来可观利润。因此，它堪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经济精英作为以色列控制的代理人并通过该体系获利的典型案例。这种依附性并非仅限于电信行业，尽管该行业确实实现了最显著的经济增长。自奥斯陆协议以来，巴勒斯坦经济一直处于占领下的新自由主义的“自治”政策之下。
当哈马斯在2006年选举中获胜并最终控制加沙后，它建立了自己的电信和信息技术部（MTIT）来管理加沙——在其他所有领域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MTIT并未改变电信领域的任何经济结构或法律政策——收入仅仅是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转移到了哈马斯。该部门的目标似乎是在控制信息的内容。
西蒙·道斯：加沙地带和西岸地区对普遍接入网络，或者支持将媒体作为公共产品进行监管等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吗？
赫尔加·塔维尔-苏里：加沙内部关于电信未来结构和政策的讨论非常有限。MTIT、哈马斯和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必须持续应对以色列国防军在各类军事行动中对基础设施的肆意破坏，以及加沙地带内部恶化的经济状况。某种程度上，加沙只能依靠临时应付的日常运作维持生存，几乎没有空间或条件进行短期规划，更遑论长期规划。或许不足为奇，当前面临的其他关键问题层出不穷，仅举几例：医疗资源匮乏、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严重不足、频繁停电、住房短缺、粮食安全危机、贫困问题日益加剧。电信问题在基本生存需求清单上排名相对靠后；而随着以色列每次发动“（军事）行动”，这些基本生存需求变得愈发紧迫，进而进一步挤压了看似次要的电信等领域。
西岸的电信格局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由几个因素造成，我此前已简要阐述过。首先，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及其子公司面临着与加沙地带截然不同的以色列管控措施，且未遭受类似的破坏和重建阻碍。其次，在移动通信领域——这是目前最主要的通信方式——西岸地区有两家运营商：巴勒斯坦电信公司的子公司贾瓦（Jawwal）和瓦塔尼亚（Wataniya）。但移动通信领域的情况与加沙地带截然不同。以色列移动通信运营商为定居点和偏远地区（如绕行道路和军事设施）提供服务，这意味着以色列的信号几乎可以在西岸的任何地方接收到。此外，由于以色列移动通信公司享有更广泛的频谱分配权和使用最新移动通信技术的许可，绿线两侧的信号可以轻松穿过西岸的部分地区。这被巴勒斯坦人（理所当然地）视为非法竞争。因此，当前最激烈的争论聚焦于以色列在西岸的电信存在。归根结底，争论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巴勒斯坦人是否应抵制以色列运营商（尽管巴勒斯坦运营商无法提供相同服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是否应禁止巴勒斯坦人购买以色列的按需付费手机和SIM卡？例如，十年前在西岸各地购买以色列预付费电话卡和SIM相对容易；如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严厉打击此类行为。然而，人们仍可在以色列各地购买这些产品，并在西岸使用，且不会受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任何追究。此外，西岸地区是否提供信号最终由以色列决定；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及巴勒斯坦利益团体对此无任何影响力。
另一层面的辩论旨在打破巴勒斯坦电信公司的垄断地位，尤其是在互联网接入领域。在此背景下，许多所谓的“辩论”与世界银行的报告如出一辙，这些报告一再强调巴勒斯坦当局必须增加贸易、促进私营部门增长并尽可能将该地区融入世界经济，却未提供任何关于如何突破以色列控制以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建议。一个名为PITA的非营利组织，其使命是改善和支持巴勒斯坦的科技发展，例如，该组织投入大量精力与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对抗。PITA认为，电信/IT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需要提升竞争并控制巴勒斯坦电信公司的增长。任何关于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潜在政治经济问题均未被提及。用户抱怨需要更优质、更快速的网络服务；部长们也重复这一诉求，称更快的互联网速度对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认为开放固定电话/互联网市场竞争将降低价格的观点也广泛存在。这一观点部分正确，但忽视了多个关键点。首先，巴勒斯坦电信公司的整个固定电话/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全依赖于以色列；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别无选择，只能从以色列公司购买电信容量。以色列通信部进一步规定了电信行业的诸多细节，甚至包括以色列提供商可向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出售的带宽数量。此外，以色列公司还试图通过转售容量给巴勒斯坦人来获取收入和利润。而巴勒斯坦电信公司虽然也必须遵循盈利逻辑，但它所处的电信行业环境却使其束手束脚。因此，批评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及其互联网子公司哈达拉（Hadara）的人士一再强调带宽不足，实在是讽刺且短视的见解，因为这并非巴勒斯坦电信公司所能控制。从理论上讲，巴勒斯坦电信公司可以降低价格、减少服务、减少用户数量（以保持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可靠性），但巴勒斯坦电信公司是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其根本逻辑是增加利润。此外，引入竞争对手并不会消除以色列任何方面的控制措施，而这些措施才是根本问题所在。
关于将巴勒斯坦电信公司转型为非营利实体的讨论或提及非常有限。将电信行业作为国有公共事业的运营模式鲜少被提及。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过时。这种声音寥寥，本身也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理念在巴勒斯坦语境下成功扩张的例证。没有关于重组巴勒斯坦电信公司提供“普遍服务”或“普遍接入”的讨论，例如为学校或难民营提供免费服务。少数努力属于“企业社会责任”范畴——如建设科技学习中心或联合赞助各类文化活动——但这些举措远未达到重新评估电信法律/政策结构的程度。无论是经济精英还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都没有拆解巴勒斯坦电信公司结构的利益诉求。换言之，改变巴勒斯坦电信公司的结构将严重影响西岸的（当前）政治经济格局。当然，必须重申，即便西岸出现将电信服务“国有化”的趋势，以色列仍将保持控制权。
西蒙·道斯：你提到了加沙数位空间的辩证法：巴勒斯坦人如何占领数位空间，加沙人又如何在以色列占领下协商生存？
赫尔加·塔维尔-苏里：我正部分地使用“占领”一词在“使用或存在于特定地点”的意义上挪用这一术语。简而言之，加沙人占领着数字空间：他们浏览互联网，使用手机，制作并上传YouTube视频，在线聊天，在Facebook上点赞，关注推文，等等。加沙人通过他们创建的在线内容展现了自己的存在与韧性。例如，在最近一次对加沙的袭击中，加沙人针对当时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流行的为支援渐冻症患者的“冰桶挑战”活动，创造了“加沙废墟桶挑战”。同样，YouTube上也有加沙人翻唱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的歌曲《Happy》的视频，从而效仿了全球各地的众多二创作品。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是让·克劳德·范达姆（Jean Claude van Damme）的“史诗级分腿”视频，这位演员在两辆行驶中的卡车之间做分腿动作，展示了他的肌肉和一辆沃尔沃卡车的稳定性。在加沙的一个衍生版本中，分腿动作是在两辆由一群人推着的汽车之间完成的，这凸显了当地严重的燃油短缺问题。此类回应并非社交媒体或数位空间的专属现象。从冲浪到跑酷，加沙还对全球趋势进行了其他当代流行性的回应。这些现象表明，尽管加沙人生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他们仍在努力与世界建立联系，让自己的存在被感知到（或至少被分享），并且还保持着健康的幽默感。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占领”也包含辩证意义，即任何空间——即使是虚拟空间——都是复杂关系的产物。尽管以色列可能控制并限制数位访问，但此类控制措施是对巴勒斯坦人实践（真实与想象的）的回应，而巴勒斯坦人不仅会利用被赋予的空间，还会试图创造新的空间与实践。巴勒斯坦人“占领”数位领域不仅体现在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等工具，还包括寻找替代方式共享访问权限，从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的网络服务提供商（若在地理覆盖范围内）“窃取”信号，以及创建自己的空间——无论是地下室或家中后院搭建的网吧，还是其他形式的网络节点。他们还试图绕过或克服技术限制与控制。例如，Souktel允许雇主和求职者通过短信分享简历和工作机会。另一个例子是，一家名为Ezma（阿拉伯语意为“交通”）的公司推出了一款短信系统，帮助司机在交通拥堵和检查站通行，因为智能手机上不允许使用GPS地图。这些技术也有其“低科技”的对应方式，例如用食用油作为燃料，或挖掘地道走私新娘、奶牛、伟哥和武器。
话虽如此，我们不应过分强调此类空间与实践的“能动性”，将其视为纯粹的“抵抗”形式。人们往往倾向于草率的结论，认为此类数位实践（甚至领土化实践）将改变政治条件。这种观点与事实相去甚远，因为以色列的占领与控制机制根深蒂固且范围广泛。例如，基于短信的创意交通或就业服务并不能绕过地面上的军事存在或经济封锁。废墟桶挑战和住宅内的网吧可能缓解某些困难，但它们无法在停电时恢复电力，无法阻止无人机，也无法让在轰炸中失去的肢体或生命重新生长。
西蒙·道斯：虚拟巴勒斯坦的可视化呈现（在谷歌或palestineremembered.com网站上）以及 google.ps域名名称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也为数位政治抵抗做出了贡献？
赫尔加·塔维尔-苏里：谷歌的地图技术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协作方式，使他们能够创造新的（虚拟）空间，以神圣化巴勒斯坦（领土化的）民族。这是理解例如 palestineremembered.com等网站的一种方式。或者，如我之前提到的，这是巴勒斯坦人“占领”的一个实例。
Palestineremembered是一个网站，允许用户提供关于失土的历史叙述、失去的土地面积、个人传记、当前和历史照片及视频、访谈，以及对“剩下的”地方的访问记录。此类网站是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旨在重现1948年前村庄/城镇的原貌，强调巴勒斯坦人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历史诉求。这些活动属于罗谢尔·戴维斯（Rochelle Davis，2010）所称的“地理怀旧”现象，反映了人们书写过去空间的方式。映射过去的不同方法（地图、清单、诗歌、旅程）暗示了这些空间在1948年后被塑造和宣称为场所的多种方式。制作过去地图的行为本身就宣称了一种“知识”的权威（通过列出地名，人们展示了对该地的知识），并通过这种知识权威在土地上留下其存在的印记。一方面，这些实践在记忆与过去的空间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情感联系，另一方面，它们为后代延续了这些村庄。它们不仅仅是记录与回忆的实践，更是对未来的期待。
Palestineremembered是一个结合了不同过程和方法的复杂概念，用于评估制图实践。地图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表达，是景观的象征性元素，反映了抽象和具体的民族和地方情感与目标。它是一种空间/民族表征的沟通形式，是民族身份的具体呈现，反映了抽象和具体的、民族和地方的情感与目标。制图的政治性和地图的权力在于其作为更广泛的制图宣传和领土社会化过程一部分。制图是一种包容与排斥的技术——涉及继承过去的遗产、试图对抗缺失或沉默、重建国家。地图同样是文化生产过程，是解释性行为，地图作为这个过程的产品，不仅传递“事实”，还始终承载着作者或赞助者的意图与价值观。其沟通能力在于所选内容的筛选、这些内容的排列方式及表现手法，以及用户理解、解释并将其与现实世界（过去、现在与未来）建立联系的能力。
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整体成功相呼应的现象在此不应被忽视：知识的乌托邦式构想往往最终演变为对领土的争夺。对（原住民）领土的测绘努力常常成为主张政治权利的基础，最终归结为“绘制地图”与“被绘制”的对立。Palestineremembered，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随后出现的国家区号和“google.ps”的域名，是生产象征性和地缘政治参照的场所，这些参照与主流中可获得的往往形成鲜明对比。它们可以被理解为呼吁记录或揭示那些尽管存在于“官方”地图之外，且与之对抗的原住民领土。巴勒斯坦的空间、民族国家梦想、抵抗政治、以及在全球秩序中的包容与排斥，不仅仅存在于物理空间（围墙、建筑、服务器）中，更存在于艺术、媒体、文化等象征空间中。因此，此类网站和符号的意义在于，权力空间的配置正在被重新构造，而今天，这种重新构造正发生在虚拟空间中。映射巴勒斯坦的视觉实践，尤其是自1948年以来“消失”的城市、村庄和地点，作为一种手段，挑战以色列的地理和制图抹杀，并维持对一个失去但仍被期待的巴勒斯坦的记忆。这些网站因此成为对抗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的尝试。它们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此前被禁止的空间：集体性。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一种反历史、反霸权、反记忆，对抗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土地、人民和冲突的霸权叙事。
换句话说，互联网上的存在正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地缘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巴勒斯坦不再仅仅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土，更成为一个虚拟空间，通过这个空间，物理地理和实际存在可以重新在巴勒斯坦的失落（历史的、物理的、遥远的）空间以及想象中的未来中重新定位。因此，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图学抵抗的时刻，巴勒斯坦向流散者、流亡者以及那些不在“那里”的人（无论“那里”指代何处）敞开大门。那些此前在地图、档案或其他领域被边缘化或剥夺权利的人，如今获得了“访问权”。巴勒斯坦人得以可视化他们的亲近性：无论是在彼此之间，还是在与巴勒斯坦的“整体性”之间。
西蒙·道斯：你指出，自2000年9月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抗议活动的公共调解方式发生了转变。你认为民间记者在改变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公众舆论方面有多大成效？加沙的政治活动家是否认为他们有能力影响公众舆论，并且这样做会带来积极结果？
赫尔加·塔维尔-苏里：历史上，巴勒斯坦人一直对他人或者说全球“公共舆论”的重要性持有复杂态度。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希望世界看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暴行，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被误解。巴勒斯坦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既简单又复杂：普遍认为，如果其他人看到（或了解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一切，那么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以色列的占领将不攻自破。换言之，巴勒斯坦人坚信正义站在他们一边，而改变仅仅涉及让真相如何传播出去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巴勒斯坦问题”不仅仅是媒体或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利益网络，其中巴勒斯坦人自身，尤其是加沙人，只是棋子。此外，巴勒斯坦人深知自己在媒体上，尤其是美国媒体上的广泛且历史悠久的“误解”，而美国仍是一个重要节点，因为它对以色列提供不可动摇的经济、军事及其他形式的支持，同时又坚持自诩为中立调解者。关于巴勒斯坦人是否能改变公众舆论以及这是否会带来任何政治变革，没有简单的答案。
自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巴勒斯坦方面针对国际社会所采取的行动越发呈现出一种“表演”性质，这主要源于技术和政治环境的变迁。（我在此使用“表演”一词时颇为谨慎，因为针对国际社会、试图影响公众舆论的策略并非巴勒斯坦事业的全新尝试。例如，巴解组织及其自由战士在20世纪60年代就特别注重向国际观众发声，通过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创立巴勒斯坦革命电影、制作海报，甚至在70年代初发动“震撼性”恐怖袭击等手段。）
从技术角度来看，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时，正值媒体环境变得越来越普及，无论是生产、消费还是传播，其价格和使用便捷性都大幅提升。让我们回顾一下此后发生的各种技术变革：更廉价的摄像机、更快的计算机、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内置摄像头的手机、YouTube、Facebook、即时讯息直播等等。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认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后果标志着巴勒斯坦集体意识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即地缘政治现状并未带来任何改善。只需回顾过去二十年左右的“和平进程”，便不难发现巴勒斯坦人所获得的微乎其微：定居点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加沙地带遭持续轰炸至满目疮痍，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正不断失去土地和生计。生活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在获得权利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与奥斯陆协议签署前相比，数百万难民和散居海外的巴勒斯坦人仍无法获得任何“回归”的途径。换句话说，无论是美国的介入，还是欧盟的、俄罗斯的，或是“四方机制”的，或是任何其他方的努力，都没有让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人）更接近“和平”或任何可能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西方似乎仍在以人权和全球正义的语言，继续其针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我认为所有这些因素正在汇聚，并导致巴勒斯坦人（矛盾的是，部分是基于无助和挫败感）逐渐增强意识，试图以不同方式推动变革。有许多例子：由巴勒斯坦侨民创建的网站（“电子起义”，electronic intifada），向巴勒斯坦人分发摄像机以记录定居者暴力行为（B’Tselem），建立地方新闻网络（Ma’an），以及基于社交媒体的草根运动的兴起（加沙青年突围，GYBO），#March15【译注：2011年3月15日巴勒斯坦青年在拉姆安拉和加沙组织的游行，当地媒体称之为“3月15日运动”，旨在号召民族和解，结束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对立。】，以及Facebook群组“第三次起义”），支持者采用特定标签（#GazaUnderAttack），利益团体将巴勒斯坦权利与其他身份或经济权利（如LGBTQ或占领华尔街运动）相联系。与此同时，也有人在努力记录非暴力抵抗运动，如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DS）和在巴勒斯坦村庄比林（Bil’in）的每周抗议活动【译注：比林每个星期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始自2005年以色列军队进入村庄摧毁橄榄树，为修建隔离墙腾出土地的事件。村民们成立了“抵抗隔离墙与定居点人民委员会”，是运动的协调机构。该运动已成为巴勒斯坦运动中坚毅（Sumud）的典范。】；以及以色列侵略行为，如每年多次推平贝都因村庄阿拉基布（al Araqib），或意外拍摄到巴勒斯坦儿童被枪击或殴打的画面。
我并不是说这是有缜密计划的行动，但我试图说明的是，当我提到对外部世界呈现出“更好的表演”时，这就是我的意思。
民间记者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格局。所有这些实践的出现都源于特定的技术、政治和经济条件。它们共同推动了媒体格局的变革。然而，与此同时，它们也不能脱离主流和官方来源的持续重要性，无论是卫星频道对加沙战争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上传的YouTube视频，还是BBC或《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认为其中仅凭任何一种新闻单独存在就能立即影响公众舆论并带来政治变革，是一种对技术和政治都较为短视的看法。
西蒙·道斯：社交媒体在加强巴勒斯坦集体身份认同以及传播巴勒斯坦视角方面是否有效？像Facebook、Google和Twitter这样的公司是如何介入的，以及企业算法（相对于开源替代方案）过滤数位抵抗行为的后果是什么？
赫尔加·塔维尔-苏里：不可否认，某些新技术首先确实使巴勒斯坦人能够相互联系——考虑到过去几十年间，巴勒斯坦境内与黎巴嫩难民营等地的巴勒斯坦人之间几乎完全断绝了沟通渠道。（然而，在此需特别指出，数位技术出现之前，已存在其他传递共同身份认同的方式——电视画面、报纸文字、走私内容、类似的政治剥夺经历等。）同样，越来越多的努力用于存档、绘制、记录和呈现巴勒斯坦身份、历史及多元视角的各种形式。当然，始终存在着碎片化、缺乏集中化，以及声音在信息过载的喧嚣中被淹没的风险，或者人们仅仅与他们已经认同的信息互动。
多家科技公司已采用特定表述，似乎在承认或支持巴勒斯坦（同时令以色列感到挫败）：例如雅虎和谷歌已“承认”巴勒斯坦。在此背景下，稍具历史视野的观察尤为重要：国际电信联盟（ITU）早在1998年，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则于2002年，已通过为巴勒斯坦分配独立代码970和域名后缀.ps，为这一路径奠定了基础。人们不禁将这些语义变化视为外交工具，与阿巴斯在联合国寻求“国家”承认的请求如出一辙。尽管这些当然是重要的象征性标志，但我（或许过于悲观地）指出，无论是970还是.ps，都未能消除我之前描述的对以色列的“隔离且依附”：例如拨打970代码仍需通过以色列中转连接。这些变化也未纳入那些因身处地缘政治边界另一侧而被排除在外的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这一现实并不妨碍不同肤色的人通过这些符号提出异议。令我着迷的是，人们在所谓的“标签战争”或“网络战”中投入的巨大精力，这些战争主要发生在“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群体之间，他们或互相攻击对方的网站，或试图说服Facebook等企业实体删除某些页面。
一个最近的例子涉及一群年轻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创建了一个Facebook页面，呼吁发动第三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该页面的管理员旨在通过非暴力公民行动支持一个自由独立的巴勒斯坦。然而，页面的粉丝开始发布煽动暴力和仇恨针对以色列的信息。以色列政府向 Facebook提交正式投诉后，该公司关闭了该页面。（以色列政府经常以这种方式提出正式投诉。例如，在电信领域，总理办公室于1998年亲自向国际电信联盟投诉，因为970代码被授予巴勒斯坦。2001年，当拨打970的出境电话在账单上被标记为“巴勒斯坦”时，总理办公室再次向Sprint域名服务器投诉；Sprint后来将标记改为“PALE. AUTH。”就连AT&T的表述也遭到投诉，最终从“包括巴勒斯坦的以色列”改为简单的“以色列”。)Facebook本可以直接暂停发布暴力内容的用户账号或页面，而非直接删除整个页面。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这些细节至关重要：当有害言论或仇恨言论可以针对个人而非整个页面进行处理时，言论自由更能得到保障。Facebook声称删除该页面是为了消除暴力和仇恨言论。当然，巴勒斯坦用户和活动人士喜欢指出，Facebook在处理针对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仇恨言论时，并未遵循相同标准或采取同等措施。对巴勒斯坦人而言，这反映了更广泛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霸权现状：主导话语体系主要由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塑造。这同样与企业算法的问题密切相关，这些算法正日益过滤并“定义”数位世界——从而限制人们发布内容、使用特定语言、分享特定观点等能力。关于开源问题，巴勒斯坦的视角与世界其他地区高度一致。在以商业驱动和商业定义为主导的生态系统中，非商业替代方案仍处于边缘地位。开源的世界与可能性被归类为仅对严肃的互联网活动家、黑客和程序员重要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勒斯坦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同样是霸权力量（无论是话语上的还是经济上的）的“受害者”。
西蒙·道斯：综上所述，是否可以这样说，你对技术决定论（以及解放论），关于社交媒体的激进潜力的解释持批判态度？例如，你认为巴勒斯坦人的数位抵抗在加沙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物质限制的制约？
赫尔加·塔维尔-苏里：我敢说，任何接受过批判理论方法训练的媒体研究者都会谨慎地考虑技术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开发、传播和使用时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物质条件。技术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其潜力必须与经济和政治考量并列考虑。
我们确实需要超越一种工具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技术仅仅是人类活动的工具或辅助手段，因此被视为解放性的或中立的。我们同样应摒弃雅克·埃卢尔（Jacques Ellul 1964）或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977）等人的末世论视角，他们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个社会世界重新结构化为（仅仅是）控制的对象。正如朗顿·温纳（Langdon Winner 2010）所指出的，技术并非中立，而是始终具有政治性。这意味着社会等级或政治目标可能通过技术得以再生产或被削弱，例如在我的研究中，我关注技术基础设施——如电信和互联网——作为物质实体，它们是与政治和经济过程紧密相连的“记录”。我旨在揭示互联网如何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压迫形式、巴勒斯坦精英阶层的资本积累利益、以色列的定居殖民主义及其在领土和虚拟空间中产生的空间形态相互关联。我发现关于数位抵抗或互联网行动主义的许多论述未能触及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的历史脉络及持续存在的权力关系。变革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如何被利用，更取决于技术运作的具体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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