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說，初次看《PTU》時 ，我沒有太大的感覺，同時，覺得本片跟杜琪峯其他作品比起來，實在過於平淡無味，直到重新在大銀幕看完，才「恍然大悟」其中靜態裡的瘋狂張力。
《PTU》本質上講述了屬於香港式的團結精神，也是杜琪峯一再強調的「Blue Curtain」（沉默藍牆），只要彼此之間穿上制服就是自己人。因此，片中人物為了「保護」同事，時而游走在法律邊界的灰色地帶，甚至表現出了可能比黑社會更殘暴的手段。何謂亦正亦邪，正是這些PTU警員們顯露出來的另一面，威嚴但卻貼近真實。杜琪峯電影裡的角色一向未有深入細微的性格刻畫，而在《PTU》裡倒是發揮作用，讓所有人保持一貫性，突顯出了團體中的紀律，再再提醒我們，沒有人能夠獨自行動。誠然，這樣反英雄（Antihero）的表現手法，在緊要關頭時，每個人的意見都成為不可被淹沒的聲響。於是乎，這裡沒有規則、沒有正義，亦對應了「口徑一致」的「圓滿」結尾。
但過於盲目的「撐人」精神，也讓杜琪峯坦言電影中與普世價值的矛盾：「他們有保護自己的方式，是對還是錯？這是錯的，但他們卻都這樣做，因為世界是這樣運行的。」 如果說，《PTU》呈現了警員們相互包庇的情誼，但因本身的正面形象，令人頗有微言；那《黑社會》裡的爾虞我詐、對立廝殺，似乎與《PTU》成為一組可供觀賞、玩味的對照，呼應到杜琪峯的主旨：「警察和罪犯就像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哪裡有小偷，哪裡就有警察，兩者缺一不可。」換言之，彼此之間混沌不明的界線，讓整起事件變得棘手複雜；而警察與黑社會宛如擺盪在天秤的兩端，如果稍有不慎，擦槍走火，表面的死水也會掀起波瀾陣陣。
片中圍繞「尋槍」為主線，「結案」在凌晨四點。電影中許多的突發狀況，卻只留存於一夜之間，並在平凡的日常玩出新花樣。「重複」便是其中的一大要點，從開頭肥沙跟馬尾火鍋店裡的一場戲中，那位不斷被強制換位的紅衣小哥起初不起眼，卻成為風浪中的一枚關鍵棋。杜琪峯將戲的時間線拉長，抓住觀眾那顆懸吊的心，在最為普通的場景裡卻不「尋常」，在意料之外的反轉下，得以獲得快感的滿足。在蓬勃的香港電影裡，拍出「好看」電影的導演很多，但在細節上下功夫的人卻很少，甚至拿「廢片」段落充數的也不勝枚舉，但銀河映像一直都是那抓住微小光景的少數者。
「重複」的必要突顯了事件的重要性外，也說明了真實生活的荒謬是隨處可見。彷彿見到卓別林時代的黑白默劇經歷史的轉變後，加以延伸為現代的風格，別具諷刺性。而反覆相同的行為模式，使原先鏡頭裡不起眼的路人也成為焦點。因此，我們留心注意時，這些人好比莎士比亞《皆大歡喜》的劇本所訴說的：「世界是一個大舞台，所有男男女女都只是演員。」
電影本身就是一個大舞台，人物像舞台劇的走位表演，宛如告訴觀眾：好戲準備上演。周遭黑壓壓一片的夜景，也似舞台上遮罩的方式，是整部電影不可或缺的設置。換言之，故事地點發生在尖沙咀，人物時停時留，街景卻永遠沒有變化（在這一夜中），人煙稀少，寧靜異常；彷彿提醒我們這座城市才是永恆的主角。而那深不可測的「黑幕」隨時環繞所有人身旁，特意避開周邊的打光，則是杜峯有意而為之；彷彿能看到胡金銓另一種再現，利用雲霧繚繞的手法遮蔽空間，使畫面望去更「乾淨」，整體調性達到一致，讓觀眾專心，只需瞄準人物為「標的」。
若說尖沙咀是舞台的中央，空蕩的場域則對照香港當年的社會環境。電影歷時三年完成，從千禧年著手拍攝，恰巧遭逢SARS病毒肆虐的時期，無意中半寓言了香港「空城」的現狀；尖沙咀宛如被抽離的真空世界，眼前充滿不確定性，也似病毒的潛伏其中、無孔不入。
有趣的是，多方警員的巡邏之下，本是被有所「保護」的地方，卻連連發生事端，甚至有些就是他們「親手造成」的意外。誠然，從肥沙丟槍後就奠定了電影的走向，消失的槍預示著城市很可能變成一個危險地帶，失去槍支的肥沙也等於是被去勢的「普通人」，身陷在白道與黑道兩方的夾擊下，我們彷彿回到1998年《暗花》時期的進退兩難，困境之中如何夾縫生存？人可以在相同的地方跌倒兩次，似乎不足為奇，但作為警察的肥沙，這象徵了某方面的失能，一人溺水，全人陪葬；使我地暫處於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狀態，即便警員們來來往往，但尋槍不到的焦灼仍舊沒消失。這不禁讓我憶起九七前最後一次癲狂的《伊波拉病毒》（1996）：電影結尾時，染病的黃秋生到街上大吐口水，將病源散播到路人身上，形成可怖的驚悚場景，全面失控，無人倖免。兩種對比的極端，卻能是相互拉起時間線對換結果的可能。但不同的呈現是，《PTU》不深入寓言性的恐慌之中，又或者說，對於未知的不安，「最壞」（當時的情況來看）的時候早已捱過，因此，在逆襲中望見曙光，讓人得到寬慰才是要緊。
所以，一夜的時間線其實可以被分割成無數個方塊的日常生活，一切只需在天亮前「維持原狀」。於是乎，在那場兩方大佬的決鬥中，他們選擇（或者本能地自動忽略）忽視眼前打破車窗偷拿零錢的小孩，因他不構成立即的威脅性；又可以說，如此反覆的「日常」不知上演了多少遍，習慣成自然到不足以「奇觀」，甚至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過人」都不算，因為比起眼前的大危機，此般的「惡」微小到不需用職權來管轄。「安定」才是目的，無非就是讓全部人、事、物保持平衡的和諧。事故的最終，即便出了人命，但在他們眼裡則是「沒事發生」，清血完後的現場又是一個無異之地，不著痕跡；之後，夜間溜達的孩子成了「最大贏家」，騎著腳踏車默默自由出沒，沒人注意。從尖沙咀開始又或到下個城市，只要有人、有警察，同樣的事必定會一再發生。而我們都只是台下的群眾，靜靜看著身陷歧途卻又無法輕易離開的人們，瀟灑地只為今宵、不顧性命，成為夜晚的陪葬者；如搶劫幫的其一員，再也等不回那通女友未接的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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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U》雖極低成本，但劇情一點不馬虎，是杜琪峯的意義之作，評論到本片時他說：「這部戲象徵了我的電影理想，它充滿個人格調，是為自己而拍的，與這三年來針對市場所拍的商業喜劇完全不同。」彷彿回到1997年同為杜琪峯執導的《十萬火急》，全片講述消防員其職業的團結，《PTU》亦是如此。只不過，它把箇中人性的一面攤開——團隊間的沉默協作，不再是單純的正義同心，而是偏袒徇私，也是人之常情。最後，失落的手槍被「巧合」找回，完美收場結束；但觀眾卻明白，過程是建立在謊言、暴力與交易上的，那身無形的制服，是責任卻也可能是累贅，但卻是彼此間道不明的情誼。於是，夜色中的城市舞台，有警察與黑社會混雜游走，而真正運行的操守，從來不是冰冷、死板的法律，而是生存本能與集體默契的展現，這正是《PTU》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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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據任達華採訪時稱，電影殺青那天時，一直沒有脫掉制服，直到兩個小時後，跟制服說聲再見後才離去；拍戲的過程中也深深認定自己是一位真正的警察，很少有部電影令他有這樣的感受。「我信杜琪峯。」──任達華
他說出這句話時讓我感動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