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太陽格外白，白得像手術室裡的燈，所有顏色都被洗去，只剩下光與陰影在對話。我們被召喚到醫療中心，那裡的空氣帶著一種無菌的消毒味，官方稱它為 medical screening，是「最重要的檢查之一」，必須全裸！要檢查是否有刺青、疤痕，或任何關於秘密與過去的印記。彷彿要在飛行前，把「曾經的自己」全部卸下，要確認你是不是一張乾淨的畫布，一個沒有裂縫的容器。
我穿著薄薄的手術服，裡面什麼也沒穿，背後只用一條細細的繩子綁著。那天醫務室裡冷氣很強，讓我不禁微微發抖，那種冷像是一種測試，象徵著我們對這個新世界的脆弱臣服。
醫生是一位皮膚白皙的中年女子，她的眼神像水面，沒有波紋，沒有溫度；也像一面鏡子，不照出靈魂，只照出規範。她讓我站好，目光在我身上滑過，淡淡地瞥了我一眼，那目光像光束穿透霧氣，沒有情感，也沒有敵意。她並沒有要我脫掉手術服，只是簡短地檢視可見的部分，然後在紙上畫下一個勾，一切都迅速、冷靜、幾乎無聲。那一刻，我著實感到僥倖的鬆了口氣，像是某種尚未發生的挑戰被她輕輕跳過，連波瀾都沒留下。
走出診間時，心裡竟有一絲莫名的空洞，那感覺像是被輕輕剝去一層皮，但裡面卻沒有痛，只有一種「被重塑」的靜謐。
儀容檢查：被雕刻的外殼
之後是更為嚴苛的「外觀檢查」，她們稱之為 grooming check。制服下露出的每一寸肌膚、每一點色素沈澱、都可能成為被審視的焦點。
她們檢查你的妝、頭髮、指甲、鞋跟、髮型、服裝樣式，每個細節都有比數學更嚴密的規則：髮髻到脖子的距離、帽簷到眉毛的距離、裙長須蓋到膝蓋、耳環的直徑、妝容的限制用色，連髮夾的數量都被限定為四個.…甚至是微笑的弧度；每一個都用數字詳細規範，像是宇宙的絕對法則。
有一次，一位儀容的檢察官瞇起眼，目光停在我眼中毫不起眼的一個小黑點，那是我最不在意的部分，但在那一刻，它卻成了命運的焦點。「妳有申報這顆痣嗎？」她的聲音冷得像冰鎬，始終盯著我的目光像一道聚光燈，穿透了我整個靈魂。
我幾乎要冒冷汗，支吾著說「那不是痣，那只是戴硬式隱形眼鏡引起的色素沈澱。」
她仍然盯著我，彷彿這樣能讓說謊者現形。 我心想，如果她說那不合格，我就會立刻被遣返，那幾秒鐘，我覺得自己像被丟進審判的光裡，擔心從背脊滑下，竟已開始絕望的想著那些被遣返的故事，機票與命運都是單程的，而我將消失在這個國度的陽光底下，像一粒被風吹走的沙，不會有人發現。
我想，也許那不只是「儀容檢查」，而是一場信仰的考驗：你是否願意成為那個完美的「他們想要的形狀」。
妝容的祕密與微小的叛逆
每一天的課程開始前，都有儀容檢查，每一天，我們都活在放大鏡的歇斯底里裡。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檢查自己是否「合格」：妝效的完美無瑕、髮型的一絲不苟、鞋油的無懈可擊，這裡的規定詳細精確到像是某種苦修的宗教，不能戴假睫毛、不能紋眉、不能染髮，若髮色不均，就得重新「回歸自然」。
卡達的儀容檢查近乎嚴苛，他們審視頭髮的色差，就像審視信仰的純度。有一次，他們說我的髮色不均，疑似染髮，要我「染回黑色」，因為我天生的棕色髮被懷疑是染的？「冤枉啊，大人！」我向他們解釋我從來沒染過頭髮，但沒有人聽進去，他們只想看到統一的顏色。公司明明規定「不得染髮」！但我還是照做了，看著鏡中那個黑髮的自己，感覺像是被某種力量奪走了真實，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謂的規定是因人而異，「真實」只是被體制強加的修飾。
這裡的規範是種宗教般的神聖，你只能信，不能問。
尤其是那條荒謬規定：不能使用體香膏。那種氣味會干擾品牌形象？那是我最不理解的一條，畢竟那是歐美人士都會使用的保護傘。我仍偷偷擦上，一種隱形的叛逆。
我還藏著另一個秘密。
公司對化妝有嚴格規定：粉底必須使用全效無瑕、一切彩妝都有限定用色，六項化妝品為必備的：粉底、口紅、腮紅、眼影、睫毛膏、指甲油。睫毛膏是其中之一，但我從不擦睫毛膏。
因為過敏，我用眼線取代它；畫得夠粗，就能遮住短短的睫毛，九年來，沒有人發現這件事，這是硬槓的小祕密；有時我在鏡子裡對自己微笑，那笑容裡藏著一點神秘的快感，那是一種屬於我自己的自由，在這座被規則密封的世界裡，一個全世界都要你看起來完美的地方，藏著一個小小的不完美，一寸細微的呼吸空間。
儀表的皮肉傷
在那裡，身體是被編碼的表面。每一道傷口、每一寸皮膚，都可能成為罪證。
那天，我在執勤的航班上不小心撞傷了額頭，只是脫了一點皮，微不足道，卻也足以讓我暫時失去飛行的資格。規定是這樣的：必須立刻報告、錄筆錄、停飛，直到傷口完全癒合，經過檢查，再次被允許上天。
我猶豫了很久。
報告，意味著無法準時下班；不報告，被發現會拖累主管，甚至被警告。最後，我決定誠實，只是因為想逃掉下一趟不想飛的航班。下飛機後，我被帶進那間白得刺眼的儀容檢查辦公室，那是一個像懺悔室的地方，空氣裡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潔癖，它會放大你的一切瑕疵，牆面光滑得像鏡子，我彷彿看見無數個自己在其中碎裂、重組、再碎裂。
她們為那道小傷開了報告，要我每天回報癒合的進度。那幾天我被停飛，像一台被關機的機器，卻仍得每日上油、擦亮，等待重新啟動。當我終於痊癒，重新穿上制服的那刻，我忽然明白，我們的身體早已不屬於自己；它屬於公司、屬於制度、屬於那個無形卻巨大的神經網路。我們只是被貼上「可展示」標籤的商品，一個被校準過的外殼。
有一次我燙傷了手，那天我不想請假。
皮肉分離的醜陋傷口駭人心懸，我小心地在邊緣塗上粉底，再戴上手錶遮掩它的卑屈。我的策略是快速的從掌心翻到手背，並在心裡默念著：「妳什麼都沒看到。」那句話像一個透明的結界，隔開了儀表檢查員的目光，奇妙的真的奏效了！她們的注意力永遠停在指甲油的完整、手錶的符合規格，而我的傷口在掩護下微微發熱，我聽見它在皮膚裡苟延殘喘的呼吸，像是低聲的抗議我的殘忍。
那一個月，直到長出新皮膚前，我奇蹟的順利通過每個檢查。
高跟鞋與眼鏡的雙標
對世人而言，空姐制服的靈魂是那雙高跟鞋。
卡達航空對鞋有嚴格的規定：除非有醫療證明，嚴重到拇指外翻、涉及骨骼問題，否則必須穿高跟鞋。那鞋像是隱形的懲罰，尤其是在冗長的忙碌飛行之後，還得兩手各拖著只有兩輪的笨重托運行李箱和手提行李箱，在無盡的機場通道跋涉，那感覺就像被時間緩緩吸走靈魂，每一步都在榨乾最後的精力。
然而奇怪的是，眼鏡卻被允許存在。
只要鏡框符合樣式的標準，想戴就戴，沒近視也可以，不需要理由，也不必證明。在這個連髮夾數量都被明確規範的世界裡，獨獨漏了嚴重影響外觀的眼鏡。我常覺得那很有詩意，也許他們知道，現實太過刺眼，我們需要一層鏡片才能看得下去。
有時我想，那場「全裸的體檢」其實從未結束。
我們每天都在被檢查，被透徹的審視、被校正、被磨平，直到有一天，我們變得完全臣服直到透明，像天空裡原本閃爍的光，死寂的只剩下塵埃。
夜晚回到宿舍，我卸妝、洗臉，看著鏡中那個素顏的自己。她安靜、陌生、卻真實。 我對她說：「妳還好嗎？」 她微微笑了一下，像在說：「我還在學習怎麼存在。」
燈關上後，在黑暗陌生的旅館裡，我仍舊記得那間體檢室裡的冷氣聲，像極了飛機引擎的低鳴。也許，那就是我第一次，真正學會「飛行」的隱身術，隱藏自己的喜好、個性、內涵，與文化差異。我忽然明白，也許我們這些飛行的人，真正的挑戰，從來不是關於專業、形象、或準則，而是學會在完美的規範裡，偷偷留下屬於自己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