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蔡善康
多少年後，我才漸漸明白，母親從小受的是一個紳士家庭嚴格的傳統教育，加上一貫恪守的為人師表的職業道德，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學生的偷盜行為，她曾告誡我多次「從小偷針，長大偷金」，想不到如今卻為兒子的偷盜打開「庇護」的綠燈，甚至成了「幫凶」，她的內心忍受著極大的煎熬，她為這種斯文掃地的「墮落」而傷感和憂鬱，同時，也為這種「墮落」而感到無奈和無助。
那是一個雨雪交加的早晨，我和母親一同進城，路過街口。見許多人在圍觀，我們走上前去，只見幾個人正在合力痛打一個衣衫襤褸的女人。原來這戶人家的孩子，正坐在自己門口吃著一塊面粑粑，那女人乘孩子不注意，猛然搶下孩子手中的早餐，狠命地往自己嘴裡塞。
孩子的哭叫聲引來了他的父母，父母一邊大聲苛罵，一邊拼命搶奪。但女人低下頭，死死護住這塊入口之食，那夫婦的拳頭如雨點般落在女人的頭上，孩子也緊緊揪住女人的頭髮不放，女人完全不理會，也絲毫不還手，只顧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最後一口，方才抬起頭，撲通一聲跪倒在這一家面前：「大爺大媽對不起，來世變驢子變馬報答你一家！」
圍觀的路人見此境況，都黯然無聲地離開，雨雪中只有這一家三口和那個女人的哭泣和叫罵聲糾纏不清。人們對此早已見怪不怪了，城裡、鄉下、食堂、飯店裡常常有搶食的故事發生。我曾親眼看見我的兩個老師，為了爭搶一把食堂的大鍋鏟，以便舔食上面剩餘的米粥，而打起架來。我也親眼見到一個年輕的老師，利用保管學校食堂糧食的便利，對大米摻兌水分醜行敗露後，被開除的猥瑣和狼狽。可謂斯文喪盡。
那年頭，飽吃一頓是「奢望」，是要付出「冒險」代價的。大約是1959年的冬天，母親所在學校的老師們晚上都要加班備課、批改作業，其實已經無「課」可備、無「業」可改了，可還都是硬撐著等著。原來，母親宿舍的床鋪底下有個和床鋪一樣大的腰子盆，就是農村用來在河裡夾河泥的木船，裡面盛滿了一船麥子，這是學校師生們勤工儉學開荒種地收穫的成果。學校以來年需要麥種的理由留下了這些麥子，沒有上繳國家。
從此，每到夜深人靜後，校長就會安排幾個老師悄悄從床鋪底下弄出一些麥子，淘洗後，在石磨上磨成水面，再攤烤成面粑粑，給每個老師分一點「夜餐」。我當然沒權利享受這份待遇，可剛滿9歲的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母親總是偷偷摸摸地給我留著，到第二天給我加點「小灶」。結果被校長發現，把母親嚴厲地訓斥了一頓。
從此，母親不敢留了，每到半夜，就把我從睡夢中叫醒，讓我稀里糊塗地吞下「夜宵」。直到後來，我成了習慣，上半夜睡不著覺，老是睜大眼睛，咽著口水，等著後半夜的美食。
終於，沒等來年種麥的季節，腰子盆里的麥種全吃光了。沒多久，校長也「逃跑」到廣西，投奔他老婆去了。後來聽說，他被押解回來挨批鬥時，「偷吃」麥種自然也成了他的一條罪狀。
「偷吃」像瘟疫一樣在農村迅速蔓延開來，偷的東西五花八門，沒長大的蔬菜蘿蔔、青澀的梨子桃子、半熟的麥子稻子，反正所有可以用來充飢的莊稼都是「偷盜」的對象，甚至是生產隊倉庫里的穀物種子和藏在地窖里的山芋。
那時節，社員家裡開伙做飯是犯法的事，社員家裡連鍋都捐出去煉鋼鐵去了。偷來一點食物，一般都在夜晚才在家中用盆盆罐罐當容器來燒煮。可是，門窗可以關緊，燈盞可以熄滅，氣味卻是自由流動的，誰家若是晚上在家中動煙火，那個米飯的香味啊，全村都能聞得到，而且特別誘人垂涎。
壞心眼的生產隊幹部偏偏挑在這個時候，像夜貓子一樣在村子裡轉悠，誰家有米飯香，立即破門而入，一般都是連鍋端「沒收」。若是能當場查出是偷盜的證據，輕則辱罵，或是扣減食堂供應，嚴重的則是人身體罰。在半夜裡，我常常被從生產隊食堂里傳來的吊打偷盜社員的哀叫聲嚇醒。久而久之，食堂房梁的油漆被吊人的繩索磨出了清晰的痕印。
其實，沒收的食物最後全都給這些隊幹部吃掉了。當年流傳一句童謠——「一兩二兩，餓不死隊長；一錢二錢，餓不死炊事員」。生產隊長和炊事員是那個時代農村含金量最高的職業。
在我幼小的人生經歷中，也有過一些不光彩的偷吃劣跡。說來慚愧，我和發友兆凱已有半個世紀的雷打不散的交情，但誰能想到，我們最初的友誼竟是從合夥偷盜開始結盟。
有一次，我們在學校後面的胡蘿蔔田裡用樹樁偷挖胡蘿蔔，挖出一個，來不及水洗，就用衣袖擦擦泥，趕緊塞進嘴裡吃起來，嘴上都是黑乎乎的泥巴，我們互相望著，竟然開心地笑了起來。忽然我們被村頭一個社員發現了，他一邊遠遠地吼著罵著，一邊跑過來要抓住我們，我們嚇得撒腿就跑。可是兩個不到十歲的孩子怎麼能跑得過一個成年男子，結果由於我跑得慢些，被他「俘虜」了。
奇怪的是，當他得知我是楊老師的兒子，便把我訓斥一頓後給放了。原來他的兒子是我母親教授的學生。不過，我口袋裡辛苦挖出的胡蘿蔔全給他繳獲了。
初冬時節的一個下午，我和兆凱在野外無聊地瞎逛游。實在是肚子餓了，想找點吃的，我們終於轉到田疇中間一處孤零零的生產隊的倉庫房邊，偶爾發現倉庫的牆壁上被掏開了一個洞，洞很小，只有小面盆那麼大。我們高興極了，趴在地下朝洞裡窺望，發現裡面有很多棉花種子。
棉花種子可是好食物，我們慌慌忙忙掏出來好多棉籽，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塞得滿滿的。然後在田埂上扒開一個小缺口，上邊懸空橫擔幾個樹枝，把棉籽放在上面，再弄來一些乾草，放在下面點火燒，很快，棉籽就發出清脆的爆裂聲，我倆趕緊從滾燙的灰燼中掏出棉籽，像吃雞頭米果一樣吃了起來，能嗑出殼的就吐殼吞籽，有些半生半熟的嗑不出殼的，就連皮帶殼地咽下去了。
可是，吃著吃著就不對勁了，我們覺得肚子忽然不舒服，老是噁心要吐，頭也是暈乎乎的。這時我們才嗅出了棉籽濃烈的怪氣味，天哪，我們偷的棉籽全都是拌了「六六六」農藥的。那可是劇毒農藥，我們此前不但常常聽到，而且還親眼見過一些自殺或誤食六六六粉而死亡的事。
忽然，我們感到了死亡的恐懼，想跑，想喊，但是我們都已經嘔吐的滿身滿地，而且頭暈眼花得根本無法邁步，等死吧！漸昏漸晚的荒郊野外，沒人會發現這田埂下臥躺的兩個「作死」的小可憐蟲……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一陣冷風把我們從昏迷中吹醒，菩薩有眼，我們奇蹟般撿回了一條小命。
更有一次「劣跡」，頗具諷刺意味。
農村本來是家禽家畜最主要的養殖地，可那幾年，它們被「吃光、偷光、死光」，已基本絕跡，人民公社牆頭詩中寫的「雞鴨嘎嘎叫，豬羊滿圈跑」的描寫，全是吹牛扯淡。那時，市場上魚肉之類的副食品幾乎絕跡，逢年過節，才按人頭定量供應一點葷腥。
有一段時間，農村開始盛行養兔，因為兔子只吃青草，不吃糧食，而且長到六個月，既可以吃肉，也可以交配帶窩，三個月就可以生育一胎，少則兩隻三隻，多則六隻八隻，繁殖快。為了能指望有口鮮美的兔肉解饞，母親花20元錢買了一對小兔子，而那時她一個月的工資只有30元。
從此服侍兔子成了我最大的職責，每天要到野外割鮮嫩的野草回來餵兔子，還要不停地打掃兔子拉下的屎和尿，更頭痛的是兔子很機靈，稍不留神，就會溜出去撒歡。儘管母親和我處處提防，可是在兔子長到可以飽口福時，還是被人偷走了。
對我來說，這個打擊太大了，它好比生生挖走了我身上的一塊肉，我不吃不喝整整傷心地哭了大半天，嘴裡不停地學著鄉下婦女的語言，詛咒著那個可惡的盜賊，可是我的兔子卻永遠沒回來。
我一直思量著如何補償這個損失，終於一次難得的機會來了。一天傍晚，鄰家農戶的一隻兔子蹦蹦跳跳地從我家房前路過，還停下來對我張望了一下，我忽然一陣衝動，竄過去一把揪住兔子的長耳朵，麻利地跑回家。可是，這兔子該藏哪兒呢？我靈機一動，找出一個好久不用的餅乾筒，正好把兔子塞進去。
我忐忑不安地熬過了一個下午，我沒敢告訴母親餅乾筒里藏著的秘密。到了晚上，鄰居開始尋找不歸家的兔子了，免不了要來我家詢問，當然是無果而終，誰會想到餅乾筒里會藏著兔子呢？等到鄰居走了，我才戰戰兢兢地向母親坦白了「錯誤」，母親聽了我的坦白後，十分生氣，狠狠地一巴掌甩過來，弱不禁風的我一個踉蹌撞在門框上，看著我嘴角流出的血滴，和一副百般委屈的可憐相，她的鼻子一酸，一把摟住我，輕輕拍拍我的頭，什麼話也不說了。
第二天，天還沒亮，母親叫醒我，說要帶我進城辦事。她背著一個布包裹，一路上連拖帶拽，匆匆領我到了城裡一親戚家。然後，迫不及待地打開布包裹，呵呀，原來是那個藏兔子的餅乾筒。她麻利地宰殺了那隻肥嘟嘟的兔子，借用親戚家的炊具，很快就給我端上了一大盆美味的紅燒兔子肉。
我已經好幾年沒沾過葷腥了，聞著那股陌生的香味，早已按捺不住了。母親看著我狼吞虎咽地吃著，一言不發。我偷眼瞧她時，發現她正偷偷地抹著眼淚，我感到恍惚不解。那天她連飯也沒吃一口。
多少年後，我才漸漸明白，母親從小受的是一個紳士家庭嚴格的傳統教育，加上一貫恪守的為人師表的職業道德，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學生的偷盜行為，她曾多次告誡我「從小偷針，長大偷金」，想不到如今卻為兒子的偷盜打開「庇護」的綠燈，甚至成了「幫凶」，她的內心忍受著極大的煎熬，她為這種斯文掃地的「墮落」而傷感和憂鬱，同時，也為這種「墮落」而感到無奈和無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