殭屍企業分成四個程度：輕度、中度、重度，跟印度！今天想討論的這篇由 Shoumitro Chatterjee、Kala Krishna、Kalyani Padmakumar、Yingyan Zhao（2025） 撰寫的論文〈No Country for Dying Firms: Evidence from India〉便指出，理解印度的殭屍企業極為重要，因為這取決於「印度製造」究竟在未來能不能成一回事。
如果查看歷史新聞，「印度製造」的話題跟「中國製造」一樣古老，不過當世界各國已經在思考怎麼逃離中國這座「世界工廠」時，大家還在猜測印度能不能取中國而代之。然而，印度的製造業長期呈現出明顯的停滯現象：其在 GDP 中的比重長年維持在 15% 至 17% 左右，遠低於東亞國家在相似發展階段所達到的水準：
儘管印度擁有龐大的勞動力與整體經濟的快速成長，卻始終未能出現東亞的「結構轉型」——也就是以製造業吸納勞動力、推動生產力提升的工業化浪潮。
相反地，印度存在著大量生產力低落、規模極小的企業存續，而具規模與創新能力的大型企業卻寥寥可數。瞭解這一現象的根源，對發展經濟學與政策制定而言都至關重要。若退出障礙（exit barriers）使低效率企業無法退出市場、佔據資源，進而抑制潛在新企業的進入
2025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其中兩位得主Aghion and Howitt便是把這「新取代舊」的新陳代謝過程，用模型寫作所謂的 Schumpeterian creative destruction（熊彼特式創造性破壞）。換言之，理解「企業為何無法死亡」，或許正是理解「經濟如何成長」的關鍵所在。當企業死不了，就會變成僵屍企業，佔據重要的生產資源。
而製造業的工廠在印度呢，非常特殊，因為他們基本上死不了。退出障礙是印度製造業發展遲滯的重要但長期被忽視的原因。Chatterjee等人便是主張，各種阻礙企業退出市場的制度、政治與管制——包括嚴苛的勞動法規、官僚審批延宕、以及司法程序的遲滯——使得低生產力的印度企業無法有效退出，從而占著茅坑，抑制了新廠商進入。這些退出障礙不僅扭曲了企業的動態調整過程，也導致了印度總體經濟上的「過早去工業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的企業現象。
這篇論文，首先說明印度經商環境下，企業退出有困難。根據印度的管制大法 Industrial Disputes Act (IDA)，擁有超過100名員工的大型企業若要解雇員工，必須獲得政府批准，而該程序往往冗長且結果不確定。
再考慮政治干預與司法積案，使得企業的自願清算，平均要需耗時四年以上——遠高於新加坡或英國等國的水準。
以 Nokia 在 Sriperumbudur 的工廠 為例：該廠曾是全球最大手機生產基地，但在停產後因涉及訴訟與資產凍結，長達六年無法出售或清算，裡面的抓碼在網路上有大量的新聞可以看。這個案例突顯出印度企業退出過程中龐大的政治、法律與行政複雜性，導致所謂「dying firms」無法真正死亡。
為了有系統地的量化在印度企業的「永生狀態」，作者利用 1999–2018 年的 Annual Survey of Industries (ASI) 個體資料，整理出了企業進入與退出相關的實證事實。
首先，印度各邦（states）間的進入率與退出率高度相關，顯示退出越容易的地區，越能吸引新企業進入。像是 Gujarat、Maharashtra、Tamil Nadu 等被歸類為「high-performance（HP）」的省份，同時擁有較高的進入與退出率；相對地，Bihar、Uttar Pradesh 等「low-performance（LP）」邦的進入與退出都偏低。（熟悉印度政治的讀者，應該發現跟執政黨的BJP票源省份一致）。以下簡稱HP邦跟LP邦，詳見該文的地圖：
之於LP邦，不只企業年齡較高、效率較低，有極大量企業即使長期虧損仍繼續營運，反映出高退出成本造成的喪屍橫行。
此外，2002 年印度推出了 SARFAESI Act（破產改革法案）使銀行能更容易沒收抵押品，顯著提高了高負債且經營困難企業的退出率——尤其在退出制度原本更僵化的低表現的LP邦，效果更加明顯。
另一項發現與勞動調整有關。當企業遭受負向衝擊時，在法規僵固的LP邦，其失業與就業跟景氣循環沒什麼關係，但在HP邦，企業的勞力需求會反應景氣循環。
作者也指出，許多企業在退出前會進入一種「dormant（休眠）」狀態——保留資產，有時仍維持部分員工，但不再生產，使出了一種喪屍修眠大法。休眠期往往成為企業退出的中間階段，使退出過程更加漫長與昂貴，而作者們的統計資料更發現，一旦企業進入休眠狀態，也會開始停止生產，甚至陷入虧損：
為了詮釋這些現象，作者建立了一個包含市場退出與調整成本的 dynamic structural model（動態結構模型）。
在這模型裡企業每期決定是否繼續生產、暫時休眠或永久退出，並面臨勞動與資本調整成本，以及明確的退出成本（以 scrap value 表示）。模型以 ASI 資料為基礎，區分 HP 與 LP 邦。估計結果顯示，解雇一名正式員工的成本約為非正式的契約工的 2.7–5.4 倍，至於廠商退出成本，在 表現好的HP邦約相當於年銷售額的 79%，在表現差的邦則高達 140%，反映出退出障礙之荒唐，遠超過一般勞動法層面。
綜合而言，論文重新定義了印度工業停滯的問題：並非「企業死亡太多」，而是「死不掉的企業太多」。在印度，製造業常常處在永生的狀態，然而在永生的狀態下，企業主常覺得生不如死。
高退出障礙抑制了 Schumpeter 式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減少了新進企業的誘因，也讓資源錯置持續存在。作者們主張，印度如果要成為製造大國，印度必須優先改革退出制度——包括加速破產程序、簡化行政流程、提升司法確定性——並在此基礎上再進行勞動市場自由化。唯有如此，才能在兼顧效率與就業的前提下，實現真正的經濟動態與結構轉型。
臺灣有不少臺商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鍥而不捨的前進印度，如果你曾經也被卡在印度的永生狀態，希望你讀到這篇文章後，能感到不孤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