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十歲那年搬到一個海邊小鎮，不是因為離婚，也不是為了逃避什麼，只是單純覺得該離開台北了。那座城市太吵，空氣裡有一種說不清的壓迫感，就像有人一直在你耳邊低聲唸著一張永遠念不完的菜單。
小鎮很安靜，安靜得像有人把聲音從空氣中抽掉，只留下海浪的節奏和偶爾經過的摩托車聲。我租的房子在海岸線往內走三百米的地方，一層木屋，院子裡長著一株形狀像歪掉的雨傘的不知名樹種。房東是一位六十多歲的寡婦，說她的丈夫年輕時是一名船員，後來船沉了，人也就沒回來。但我從雜貨店老闆那裡聽到另一個版本，船員跟小三跑了，下落不明。
我每天早上沿著海邊慢跑，不是為了減肥或鍛鍊，而是覺得住在海邊，不慢跑就太浪費了。空曠的沙灘、濕潤的風和不斷拍岸的浪，總有一種讓你想移動雙腿的力量。跑到半程我會在一個小小的防波堤旁停下來，那裡有一間灰白色的咖啡店。第一次推門進去的時候，店裡放著台語老歌，空氣裡有烤魷魚的味道。
櫃檯後站著一個女人，看起來三十出頭，長髮簡單地用髮圈束在腦後，穿著深藍色圍裙。她的眼睛不大，但很專注地看著我，好像在等我說一個密碼。
「早。」我說。
「早。」她回應，語氣像是接住一個從遠方拋來的球。
我點了黑咖啡和一片抹了檸檬果醬的吐司。坐下後，我發現窗外的海面上有一艘小船慢慢駛過，船尾拖著一條白色水線，像有人在水上畫了一道匆忙的筆劃，等到烤吐司吃完，那條水線仍未消失。
第二天、第三天，我依舊跑到那裡，點一樣的早餐。她問我是不是剛搬來的，我點頭。她說她叫「阿美嵐」，看樣子有原住民血統。
我們每天只聊一點點，不多不少。她會問海水今天是什麼顏色，我會說藍裡帶一點點灰，或者灰裡帶一點點藍。她偶爾提到一些鎮上的人，比如每天早上在港口抽兩根煙的老阿北，或者總是遲到的外賣員。
有一天她忽然問我：「你為什麼搬來這種地方？」
「『這種地方』是什麼地方？」我語帶好笑的回問。
「就是這款『庄腳所在』呀！」她竟然用純正台語回答，讓我不得不對她的血統重新審視。
我喝完了奶茶，說道：「只是想換個地方慢跑。」
她笑了笑，沒再追問。
夏天快結束時，颱風來了。風大到晚上睡覺時木屋都會發出低沉的呻吟。我照常跑步，但跑到半程時海灘已經被海浪吞掉一半。我沒去咖啡館，直接折返。
晚上九點多，聽到有人敲門，是阿美嵐，手裡拎著一袋東西。
「麵包和紫菜湯，怕你餓死。」她說。雨水從她的髮尾滴下來，落在門口的地板上。
我請她進來，她直接到廚房忙碌起來，我則站在一旁看著。
濃湯裡頭放了我最討厭的玉米粒，麵包外皮烤得酥脆。我們在木屋裡吃東西，外面颱風的聲音像巨大的收音機，調到一個找不到訊號的頻道。
吃完後她沒有急著走，而是坐在沙發上看著我牆上的一幅畫。那是我從台北帶來的，前妻畫的藍色波斯貓。
「牠看起來很孤單。」她說。
我說：「也許牠在等人。」
颱風過後，鎮子裡的沙灘變得更窄了，海水逼近岸邊。我們依舊在咖啡館見面，有時她會和我一起跑一段路。她跑步的姿勢像鴨子，而且是旱鴨子，啪咑啪咑的響著。
秋天的某個早晨，我跑到咖啡館時，她不在。櫃檯後換了一個年輕男生，說她去「旅行」。我問去哪裡，他說不知道，只說她應該會回來。
接下來的三個星期，我依舊每天跑步、去咖啡館，但都沒見到她。天氣逐漸轉冷，我開始穿長袖運動衫，海水的顏色越來越深。
第四個星期，阿美嵐回來了。她比以前瘦了一點，皮膚曬得更黑。我問她去哪裡，她只是說「去見一個快要消失的人」。
那天她沒有問我海的顏色，而是說：「你知道嗎？有些人即使見面，也只是像兩條平行線，短暫地被誰的錯覺拉近一下，然後又回到原來的距離。」
我點點頭，沒有說話。
冬天來的時候，鎮上的遊客全沒了，只剩下在地人。海面常常飄著一層薄霧，遠處的防波堤像沉默的海獸。阿美嵐依舊在咖啡館工作，我還是每天都會去。
有一天，她忽然問我：「如果有一天我不在這裡了，你還會每天慢跑嗎？」
我想了想，說：「會的。跑步和妳沒有直接關係。」
她有點慍怒的表情，但我知道那是故意裝出來的，我微笑補充：「但如果妳在，會更好。」
她笑了，那笑容裡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清澈。
春天剛開始的時候，我去咖啡館，發現門已鎖上。透過玻璃可以看到櫃檯已經空了，牆上的時鐘停在八點二十分。我在門口站了很久，直到海風吹得我後腦有點痠冷。
之後我依舊每天跑步，經過那家咖啡館，窗戶總是緊閉。偶爾我會在防波堤旁停下，想像她還坐在那裡，問我今天海的顏色。
今年夏天，我收到一張明信片。沒有寄件地址，只印著一張不知名海灣的照片。
背面寫著：「今天的海是藍裡帶一點點灰。」
我把那張明信片夾進藍色波斯貓的畫框背後，第二天一早，照常出門慢跑。海風吹過來的時候，我聽見海浪裡好像有旱鴨子的腳步聲，啪咑啪咑的跟著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