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探討人工智能（AI）並非引發危機的根源，而是加速暴露了資本主義體系下長期存在的資源分配問題。
從貨幣本質、生產力與市場矛盾、全球化侷限，到 AI 對勞動力需求的衝擊，以及集體敘事崩解所帶來的全球性動盪，文章層層深入分析了當前經濟與社會結構所面臨的轉折點。
作者認為，AI 僅是凸顯了「透過勞動換取收入、收入分配資源」規則的脆弱性，核心問題在於如何重新設計資源分配機制，以適應高度自動化與市場飽和的未來。面對舊有全球敘事的退潮與新敘事的未成熟，人類正站在歷史的斷層線上，未來將經歷一段漫長、多點的混亂過渡期，直到找到新的共同合作基礎。
一、問題的開端：AI 不是危機本身，而是加速臨界點的力量
這段時間，我們常常看到一些新聞：開始進入工作和生活領域的人形機器人、看起來又酷又炫的無人黑燈工廠，還有各大企業的裁員計畫。
這些畫面累積起來時，會讓人感受到一種難以忽視的緊迫感——
像世界改變的腳步正迅速加快，而我們卻才剛意識到變化正在發生。
面對這樣的狀態，我們很容易把焦點放在 AI 本身，彷彿危機是從這一波技術浪潮開始的。
但如果把視野再放遠一些，讓焦慮的情緒暫時退到後面，我們會看見另一種更接近全貌的解釋： AI 並不是創造了新的問題，只是讓舊問題浮出水面。
那個舊問題其實一直都在。
生產力持續上升，企業需要的人力卻逐年下降。
能透過工作換取充裕收入的人越來越少，
而收入，又是我們能參與社會資源分配的途徑。
其實，這個難題早在 20 世紀就已經存在，只是我們過去還能靠全球化、新市場、擴張式成長，暫時把衝擊推晚一點。
AI、人形機器人、自動化設備的出現， 並不是創造了新的困境， 而是讓原有難題的輪廓更加清晰， 甚至讓我們再也沒有辦法不面對它。
所以我們現在感受到的不安， 並非真正來自 AI。
而是來自於：那套「透過勞動換得收入、透過收入換得資源」的規則， 正在邁向開始瓦解的臨界點。
二、貨幣的本質：它不是金錢，而是「生存所需資源的分配權」
如果我們回頭看「貨幣」這件事， 它其實不是紙鈔、不是數字，甚至不是財富本身。
更接近的描述是—— 它是一個人被允許使用多少社會資源的憑證。
我們知道，社會生產出了大量的商品與服務。
而貨幣，決定了我們能伸手觸及其中的哪一部分。 這種說法聽起來有點直接，甚至有點赤裸， 但它確實比較貼近貨幣的本質： 擁有貨幣的人，才有能力參與資源分配。
在資本主義下，獲得貨幣的方式一直很固定：靠工作，或靠資本。
後者屬於少數人，而前者是大多數人習慣依賴的路徑。
我們透過勞動換得收入，再用收入換得生存所需的一切。
只要這套規則能維持住， 整套制度就能穩穩運作下去。
也因此，「工作」在這個體系裡，其實不是單純的謀生工具，而是一個進入社會資源分配系統的入口。
我們的生存資格、我們能否取得資源， 是透過這個入口被確認、被允許的。
但當這個入口開始萎縮，貨幣的意味也跟著發生變化。
不是因為貨幣本身改變了什麼， 而是因為能獲得它的人變少了。
而這，就是後面所有問題的起點。
三、核心矛盾：為什麼「生產力越高」反而會讓市場越脆弱？
如果我們只看表面，生產力提升本來應該是好事。
商品更多、技術更成熟、價格更低——照理說大家都該活得更輕鬆。
但當我們把這一切放回資本主義的結構中去看，它呈現的卻是另一種邏輯： 商品變多，不代表更多人買得起；反而可能讓更多人買不起。
原因很簡單，也很直接。
在這個體系裡，大多數人的購買力來自他們的工資。
工資要夠高，市場才能有消費能力； 消費能力要存在，企業才能把商品賣出去。
可是生產力愈來愈高的時候，問題就開始出現了。
商品的增加速度比消費增加得快得多， 甚至快到企業會發現：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人，也能做出更多東西。」
當企業不再需要那麼多勞動力，工資就是最先被壓縮的成本。
這不會只影響某一小群人，而是逐漸擴散成整體趨勢：生產技術提升→參與生產所需人數變少→ 工資變低 → 購買力變弱 → 商品賣得更慢。
商品賣不出去之後會發生什麼？
企業只能降價、促銷，甚至擴大削減成本。
而最容易被削減的成本，仍然是工資。
這就形成了一個反覆強化的循環：
生產增加 → 價格下降 → 收入下降 → 購買力下降 → 市場縮小 → 生產更過剩。
每一圈都會讓下一圈更難維持，
直到市場呈現一種明顯的失衡：
商品很多，買得起的人很少。
產能很高，市場卻越來越小。
所以，生產力提升不是危機的解藥，而是在當前的制度下讓危機更容易被看見的放大鏡。 它沒有創造問題，但把原本藏在底層的矛盾整個放大， 讓我們不得不正視這個事實：
當分配制度跟不上生產速度時，「生產力越高」反而意味著「資源分配的制度會運作得越不穩定」。
四、全球化是如何拖延問題的？為何 21 世紀行不通了？
如果把生產過剩的問題放回歷史裡來看，我們會發現：它並不是今天才開始變嚴重，而是一直都存在。
只是過去有一個巨大的緩衝器，能暫時吸收各地的壓力—— 那就是全球化。
在 20 世紀後半段，全球化提供了一條看似無限延伸的路。
當某個經濟體的市場變小、消費力不足時， 企業可以把生產線外移到生產成本更便宜的國家， 也可以把產品賣到尚未飽和的新市場。
新興國家的投資與消費，就成為吸收過剩產能與降低生產成本的出口。
這讓原本會在國內爆發的需求瓶頸，得以延後數十年才被看見。
換句話說，全球化並不是解決了生產過剩，而是把它「攤平」到更多國家身上， 讓問題不會立刻集中在某一個地方。
世界因此得以維持一段相對穩定的成長期。
但到了 21 世紀，這條路開始走不動了。
不是因為全球化失敗，而是因為它的空間被用完了。
世界能被開發的市場，大多已經被開發；
能外移的產業，也大多已經外移；
便宜勞工不再無限供應，新市場也不再無限擴張。
於是我們看到的景象變成：
- 全球市場飽和。
- 貿易成長放緩。
- 供應鏈重新拉回各區域經濟體。
- 區域保護主義升高，各國開始築起關稅壁壘。
這些變化都指向同一個事實：
世界再也找不到新的地方來吸收過剩的生產力。
當緩衝空間不見之後，20 世紀被延後的壓力，就在 21 世紀重新集中回來。
我們才真正開始看到那條老問題的樣子： 生產繼續增加，但消費能力沒有跟上； 市場逐漸縮小，卻沒有任何新的出口可以轉移壓力。
全球化不是停止了，而是抵達了它能緩衝的極限。
而當這個緩衝器退場之後，我們也就站在了真正的轉折點上。
五、AI 對「分配機制」的衝擊
如果前面幾段讓我們看見了生產力與市場之間漸漸拉開的縫隙，那麼 AI 的出現，則是讓這條縫隙裂得更快、更深的一個關鍵。
在資本主義裡，大多數人取得生存所需的資源，靠的不是資本，而是勞動。
我們提供時間、技能、體力或知識，然後換得收入； 再用這些收入去取得食物、住處、醫療、教育。 只要這條路是暢通的，整套制度就能運作。
但 AI 讓這條路的形狀開始改變。
它不只是取代某些職位，而是重新定義「勞動力」對企業的必要性。
當自動化系統能完成中等技能的任務、當一部分流程不再需要人力維持， 企業會自然地減少對勞動的依賴。
這不會以劇烈的方式爆發，而是以一種持續收緊的形式累積： 逐漸地，多數人即使願意工作，也不一定能透過勞動換得收入。
問題因此變得更直白：
不單只是職缺變少，而是「能透過工作取得分配資格的人」變少。
分配入口開始關上，而我們還站在門口。
這件事觸及了資本主義最核心的交換條件：
你工作，我給你收入； 你有收入，你就能獲得生存所需的資源。
這條交換曾經穩固得像自然法則， 讓我們相信努力與生存之間有一條清晰的通道。
但當越來越多人無法靠勞動換得收入時，這條交換的規則就開始失去它的效力。
不是因為人變懶，也不是因為市場突然失序， 而是因為整個體系用來分配資源的方式， 再也無法對大多數人提供穩定的准入資格。
AI 並沒有創造這個問題。
它只是把原本已經存在的問題照得更亮， 讓我們清楚看見： 如果「工作換得收入」這件事開始站不住腳， 那麼整套經濟制度的基礎，也會跟著動搖。
六、敘事崩解：當全球唯一的大敘事失效，人類會退回什麼狀態？
前面幾段談的是「分配入口的收窄」和「經濟結構的失衡」。
但當這些問題累積得夠久，它帶來的影響就不會只停留在經濟層面， 而是會慢慢走向文明更深的地方—— 支撐我們大規模合作的那套集體敘事，會開始被動搖。
現代的全球經濟之所以能運作，其實不是因為科技，而是因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交換規則：只要我努力，我就可能生存； 只要我生產，我就可能獲利。
只要這個規則足夠可靠，經濟合作就能成立， 而全球化也才能站在這個基礎上往外延伸。
問題在於，當這個交換不再穩定，當越來越多人即使願意付出勞動，也無法換得生存資源， 原本讓世界保持穩定合作的信任感就會開始撕裂。
人類文明失去共同合作的經濟假設，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合作也會變得困難。
而在這樣的時刻，人類的反應通常很一致。
我們會離開那個正在崩解的大敘事， 改而退回到較小、較熟悉、較可掌握的敘事裡。
宗教治理、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民粹政治…… 這些並不是新的道路，而是讓人在混亂中感到安全的框架。
它們提供的是身份、歸屬、規則—— 一種可以暫時抓住的秩序感。
但這樣的退回，也會帶來另一個後果：
區域敘事之間並不一定有兼容性。
因為它們依靠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承諾、不同的生存邏輯建立， 彼此之間沒有共同的語言，也沒有共同的利益基礎。
當每個群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穩定， 全球化的敘事就會變得像被拉成多塊不同方向的碎片。
而在這樣的碎片化狀態中，衝突的機率自然上升。
不是因為人變得更好戰， 而是因為當沒有共同敘事可以協調彼此的差異時， 力量就成為唯一能解決問題的工具。
這讓人類文明從合作走向對立， 從共識走向分裂， 從統一的全球敘事走向多個彼此牴觸的區域敘事。
這不是突發事件，只是一個逐漸化為現實的方向。
當我們所依靠的大敘事開始失效，人類會自然退回到能提供安全感的地方， 只是那些地方彼此之間並不一定能讓我們共存。
七、過渡期：不是大規模毀滅，而是長期、多點的混亂
當全球化開始退潮時，我們看到的並不是技術的倒退，也不是世界忽然失去生產能力，而是支撐全球分工的那套「共同敘事」正在失效。
二十世紀後半的全球化之所以能順利擴張，是因為多數國家願意相信同一個故事：只要大家遵守市場自由化、貿易擴張、資本跨境流動的規則，彼此依賴就能帶來集體受益。
這是一種「共同相信」的力量，而不是真實世界裡所有人都因全球化而同等受惠。
當這份相信存在時，生產得以外移，供應鏈得以拆解，各國能夠放心把關鍵產業交給遠方的夥伴，因為大家共享相信同一套規則。
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份共同的信念開始鬆動。
不平等升高讓許多經濟體覺得自己是全球化的輸家；
疫情、戰爭、金融危機暴露了長鏈供應結構的風險；
主要大國互不信任，國家安全凌駕經濟利益；
更多國家開始把本土產業、自主供應、主權獨立放在更高的位置。
當這些情緒與壓力累積到臨界點，全球化退潮便不再是選項，而是一種必然。
它真正的含義不是世界變得落後，而是：我們不再相信「共同分工會讓所有人受益」這個故事。
當共同敘事失效，合作的成本會迅速上升。
最明顯的變化之一是貨幣與金融秩序的震盪。
美元仍然強勢，但再也不是唯一可以依賴的中心；
BRICS 擴張、以本地貨幣進行結算、數位貨幣的實驗，都反映出各國開始尋找替代方案。
這不是金融危機，而是世界對「什麼算是可靠的國際貨幣」不再有單一答案。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資源與供應鏈上。
友岸外包、產能回流、出口管制、原物料政治化，讓能源、穀物、稀土、晶片等關鍵資源不再能像過去一樣順暢流動；
跨國企業的風險劇增，併購與投資受到更多安全審查，跨境資料傳輸也被法規與地緣政治綁住。
世界沒有崩壞，但「合作需要付出更多代價」已經成為一種日常。
在這樣的背景下，世界逐漸走向多極化。
所謂多極化，不是抽象的國際關係術語，而是非常具體的權力與敘事分散——美國推動自由市場與民主，中國強調國家資本與自主發展，伊斯蘭世界以宗教法為治理根基，歐盟構築高福利與規則導向的區域體系，而印度、東協、非洲等新興區域則呈現多種治理模式並存。
這些敘事彼此之間並非全然敵對，但它們對市場、國家角色、人權、宗教、科技與主權的理解都不同，沒有共同的語言，也缺乏能夠被所有人勉強接受的最低共識。
因此，問題不在於世界變成多個中心，而在於「世界缺乏一個所有人願意共同假裝相信的故事」。
我們無法再用同一套集體敘事協調彼此的行為；
我們也再沒有那種雖然不完美、但可以支撐全球合作的大框架。
當共同敘事退潮時，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就像失去潤滑的齒輪：不會立刻碎裂，但摩擦、爭執、動盪會成為新常態。
這就是過渡期的本質。
不是戰爭全面爆發，也不是文明瞬間崩壞，而是一段漫長、多點、持續累積的混亂——全球化退潮、合作變得困難、資源流動不再順暢、金融震盪更頻繁、多極敘事彼此牴觸、風險被放大到每一個層級。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沒有共同敘事的世界，而當全球性的敘事不再存在，我們還是要運作、要生活、要生產，只是這些行為所付出的代價會越來越高。
在新的共同敘事出現之前，這樣的混亂就會是我們要長期面對的環境。
八、重建：人類通常要「痛到極限」才會開始找新的共同敘事
當一套大規模的集體敘事走到終點時，新的敘事不會立刻出現。
人類真正會面對的，是一段介於舊制度與新制度之間的真空期，而這段空白往往伴隨著混亂與拉扯。
歷史上幾乎每一次大規模的制度轉換，都有著相似的軌跡：
資源逐漸集中，多數人再也無法在舊規則下取得生存所需；
原本能被普遍接受的敘事失去說服力，眾多的敘事開始冒頭，但彼此互不相容。
不同價值、宗教、政治與利益之間開始產生摩擦，而這些摩擦會在某些地區演變成衝突。
人類不是因為喜歡鬥爭而走向暴力，而是當文明失去共識、沒有共同語言時，暴力成為最後僅剩的溝通方式。
這些衝突並不需要是世界大戰，也不會以一次性的全面崩解呈現。
更常見的形式是：一連串區域性的戰爭、政治混亂、經濟動盪、社會不穩定。
舊有的治理架構在衝擊下被削弱或破碎，原本能夠保護大多數人的安全網失去功能，而階級結構也因此被迫鬆動。
當穩定的框架開始瓦解，人們的痛苦往往會急速上升——生活成本攀升、基本需求難以滿足、社會信任下降、衝突密度增加。
這些痛苦與犧牲會在不同地方累積，最後形成一個跨文化的共同情緒：我們再也承受不起更多的苦難。
也正是在這種時候，人類對「和平」的渴望才會變得更強烈。
並不是因為大家突然變善良，而是因為每一個陣營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舊有的區域敘事已經失去功能，新的大規模集體敘事的需求才會變得無法再被忽略。
文明的重建往往從這裡開始：在痛苦再也難以忍受的那一刻，彼此衝突的敘事才會願意嘗試新的合作方式，重新設計分配制度，或是尋找新的共識框架。
然而，新敘事的誕生從來都不是立刻的。
即使衝突停止，新制度也不會馬上定型。
過去的每一次轉換幾乎都需要五十到七十年——一到兩個世代——才真正穩定下來。
原因很簡單：
舊世界觀仍然掌握權力，新制度需要時間讓新一代在其中成長，而社會需要足夠長的時間讓舊的恐懼、仇恨與慣性淡化。
新敘事一開始往往是混合、模糊、充滿試驗性質的，它需要在失敗與調整之間慢慢成形，而不是像理論模型那樣一蹴可及。
未來的敘事會是什麼？
我們無法預測，但可以看見一些合理的方向。
分配制度一定會被重新設計，無論是基本收入、公共服務擴張、還是透過課稅重新分配生產力帶來的果實；
AI 很可能會從私人財產走向公共基礎設施，就像電力與道路一樣；
「工作」的意義會遠超過生存，而更接近參與社會或自我實現的方式；
全球合作會從全面整合轉向「區域治理 × 全球最低限協調」；
而在大型敘事重新建立之前，人們會更依靠地方社群、文化與身份來獲得安全感。
新敘事的誕生不是希望的結果，而是痛苦累積的結果。
舊制度崩解後，文明會先走過一段艱難的過渡期，直到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意識到：沒有新的共識，我們無法繼續前行。
新的敘事才會在這樣的土壤裡慢慢成形。
九、收束：我們正站在文明的斷層線上
回到這篇文章的起點：
AI 的快速普及確實讓許多人感到不安，但這份不安的來源並不是技術本身，而是它讓我們不得不正視一件被忽略太久的事情——資本主義已經走到自己的邏輯極限。
這套體系依靠持續擴張、持續提高生產力、持續開發新市場來維持運作，只要世界還有下一個尚未被納入的市場，它就能再延後一次危機。
然而在二十一世紀，市場已近飽和，全球化的邊界也不再能被向外推，分工與交換的空間被拉到極致之後，整個體系自然會碰到它躲不開的天花板。
AI 的角色不是終結者，而是放大鏡。
它讓生產力提升得更快，消費市場的成長追不上的狀況更明顯；
它加速了自動化，使得「靠工作取得收入」的入口萎縮得更快；
它讓企業在更短時間內完成更多產出，使供需失衡的狀況更加劇烈。
所有原本隱藏的矛盾因此被照得更亮——不是 AI 逼死了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矛盾累積了百年，AI 只是加快了我們抵達這套敘事崩解之臨界點的速度。
這也帶出文章想說的第二件事：
二十一世紀的核心問題不是 AI，而是人類要重新回答「我們要如何分配資源」。
當大量的人無法再透過工作獲得貨幣，而貨幣又代表個體能否取得生存所需的資源，整個資源分配體系的正當性就會開始受到衝擊。
生產富足並不代表人人能活得穩定；在高度自動化的世界裡，貨幣這個憑證的入口變得更狹窄，而這件事逼得我們不得不重新面對文明的基礎：我們究竟依什麼來決定誰能參與資源分配？
下一套制度會長成什麼模樣？新的「貨幣」會以什麼形式存在？這才是本世紀真正難解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之所以難解，是因為文明本身正處於斷層線上。
支撐全球化的共同敘事正在退潮，各國回到自己的區域敘事；
世界走向多極化，不同價值彼此競逐；
合作不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付出額外代價的選項。
舊的敘事還在運作，但已經沒有辦法承擔原本的功能；
新的敘事或許正在萌芽，但距離成形還很遠。
現在是人類文明最不穩定的時刻，也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當下。
所以，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給出解答，也不是提供預言，而是希望讓我們看清楚：這些問題並不是突然出現，只是百年累積的結果。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一條歷史斷層線——舊的全球敘事正逐漸湮滅，新的全球敘事還在遠方，但我們已經沒有退路，只能摸索著往前走。
而如何跨過這條斷層線，會是這個世紀最艱難、也最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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