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為加拿大經濟學家兼作家傑夫·魯賓（Jeff Rubin），出版過四部著作，主要關懷經濟成長的極限與不正義，為當代的自由經濟提出反思。在本書中，作者主張全球化造成已開發國家貧富兩極化，直指大企業憑藉新自由主義列車坐擁巨大財富，成為全球化下的既得利益者，而原先為中產階級的非技術性勞工被削弱為企業收益持續成長下的犧牲品。
「全球化代表許多事物。它代表公司到全球各地購買低薪勞動力。它代表了最終進入小鎮邊緣的大型賣場中的國際供應鏈。它代表了極低的利潤與即時送達。它代表了結構性失業。把它代表的事物加總起來之後，它代表的是消耗性勞工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它也代表了諸如一杯咖啡這麼不起眼的事物，都需要29間公司跨越18個國家做生意。」
分工和專業化讓區域有其主力發展的路線，例如中國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成為世界工廠，臺灣則持續發展高科技產業，半導體成為帶動臺灣內部經濟與國際地位的主力產業。閱讀到本書的後半部，我想起楊德昌的《青梅竹馬》與《一一》，全球化浪潮下不僅帶來經濟生產模式的轉換，也帶動整體社會結構的變遷。
《青梅竹馬》中呈現新穎時髦與復古懷舊的對比，在經濟起飛的八零年代，迎接「新世界」的臺灣步入了資本金融的體系，大企業的進駐和美國的嚮往成為彼時人人的夢想。《一一》描繪千禧年的台北中產家庭面貌，家僅是聚集人的存在，而非人之歸屬，人是孤獨單子，游離在城市中。NJ在自白裡訴說自己被迫念電機系、每天醒來都沒有把握，並困於偽善撈錢與真誠做事之間，不僅投射了彼時臺灣的城市群像，也象徵臺灣處境之為難。
「雖然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國際收入差距開始縮小，但個別國家的收入差距開始擴大。」
蘇聯垮台後，美國成為全球唯一霸權，「華盛頓共識」與「自由化」伴隨而來的是更高風險的金融危機。全球如何緊密結合？結合的全球又各自放棄了什麼？白米炸彈客楊儒門和吳晟為農民發聲的詩作都是全球化時代下的歷史見證，曾經有人在這塊土地批判政府加入WTO、忽視且犧牲在地農民，認為政府應要保障在地人民，然而當大國勢力主導局勢，臺灣又如何能鎖國抗拒？真正的癥結點也許不是政治妥協未照顧人民，而是經濟制度的運作有所缺失。
當代資本社會的經濟發展使人更為富裕也更為困惑，其中富裕的是誰？困惑的又是誰？自由主義的信念落實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政治制度上人因此得以自主自決，經濟上使得全球GDP高速成長，大部分的利益所得落在了極端富有的財閥手中。當人們愈發傾向以投資獲利，並且投資真能帶來巨大利益時（例如房市），金融市場蒸蒸日上，大批持股者靠著金融交易讓錢滾出更多的錢，然而真正能夠提昇福祉的是「製造」與「生產」。這樣的金融市場與經濟結構如何能是可持續發展？生活在其中的人如何面對愈發無力的社會？
作者在結尾討論到千禧世代的困境，面對高風險且低報酬的經濟環境，躺平、堅持喜好、傾向懷疑自由民主的價值……等一一浮現，這個時代所面對的課題愈發是「幸福」和「焦慮」，人們若是愈發失落地生活，那麼時代將會如何行進？在自由與正義的課題間，身為千禧世代的我能否意識並履行公民身分與責任歸屬的意義？
本書探討貧富極端分配下所構成的社經結構變遷，所謂的「消耗」與「犧牲」意指「已開發國家」中的中產階級，不免令人聯想到是否在替美國霸權的鞏固作論述。不過作者亦指出全球化下的財富分配並非分散於各階級，儘管開發中國家的勞工的確受益，但真正攫取巨大利益的仍是「企業巨頭」。全球化看似平衡國與國的發展，實際上是少數財閥掌握大部分的財富，國內分配愈趨失衡，而「全球化」像是變相的經濟殖民，生產線與市場是企業的擴張版圖，財團以帝國主義之姿蔓延地球，生活在貿易經濟下的每一個人受制於結構的主宰，如此的我們該如何維護自己的生活品質？
民主在此脈絡下展演為民粹現象，這也許是民主政治的另一面，民主讓人民有權利主張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民粹政治的興起讓世界看見「民」的影響力，扶搖直上的保守派候選人並非憑空誕生，背後的發展脈絡是生活其中的「人」如何感受並認知處境和前景的困境。民粹看似是政治極化的危機，卻也是結構體制改革的轉機，人民的力量在此由權利成為權力，至少在民主政治下的我們，還有一絲絲力量去影響並試圖決定自己想要的生活。
【後記】
由於本書我分了兩次看完，前後相差一個多月，又看得分神，無法專注吸收。但還是替自己執行閱讀紀錄，保持直至成為習慣。想起課堂間老師曾提及：「在當代需要好好去考慮哪一位候選人真的能保障你的生活，目前的結構發展會讓每一個人生活在高風險的處境下，要好好替自己提早規劃」。
近期政經領域常見的「全民基本收入」概念似乎未在本書被提及，由於當代產值已足夠均分於每一個人，提出者認為政府可以提供每一個人基本收入，使人不需憂愁生存，能更有餘裕地專心投入其發展，發揮生產力的最大化。每當想起這個制度的發想，我便會隨之想起齊美爾曾在《貨幣哲學》犀利地以一則故事暗諷平等主張，齊美爾認為不平等是社會的自然而然的狀態，權力的獲得、位階的低落純粹僅是機緣，只是人身為懂得嫉妒與競爭的文化動物，在某天偶然發現自己可以抗爭爭取，本來富有的人成立了保守黨，抗爭的人則是革命黨，而最終「社會正義」的理想會超越所有的利益衝突。
齊美爾以道德替寓言作結，點出「道德」如何在人類社會中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也道出人類所面臨的課題困境多數的癥結點在於「道德」。我認為「全民基本收入」不僅是社會福祉的發想，其主張更意圖翻轉現今的價值體系，讓「時間」珍貴於「錢」的概念落實於人間，使人們不必以出賣人生為代價，體現所謂的文明進步。人類文明發展是一連串的經濟條件改善，體現在愈發高水準的物質生活，從石器到晶片的技術演進，是人類自主能力的增強，但隨之引發的問題叢生，精神層次愈發空洞，憂鬱、焦慮、寂寞的病症籠罩這個世紀。
凱因斯認為解決經濟課題是人類進步的象徵，並設想了烏托邦的期許。他在1930年發表的〈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中提出樂觀理想，認為100年後的人們一週僅需工作15小時便可獲得生活所需，然而我們都知道現今的世界並非如此。
有些人主張，人類能夠發展出文明的可貴之處，便是在於有能力創造出符合集體利益的環境，我們能夠再重新思考如何「一起更好」，有能力發展所謂的「文化」改造先天自然，執行共有和分配以消弭先天的差異，為更多人創造「機會」。正是文化的發展、同理他人之痛苦、合作與分享構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與內涵。
這番道德論述也許只有身處劣勢的人才會同意，而身為弱者的人也僅能緊握手中唯一的籌碼── 道德。道德是弱者的契機，是權力翻轉的機會，是試圖平衡這個世界的烏托邦理想，這並非是反理性，而是相信人性的可能，若是我們都能夠意識到未有純粹個體之存在，能體悟人與人的仰賴而活，認識所謂的「命運共同體」。企業的財富並非憑空收穫，弱者的辛勞也並非所謂理所當然，當齊美爾想像了「自然而然」的演進，合理化不正義的同時，也賦予了正義實現的合理基礎。若是社會文化是自然而然、傳統價值體系屬於自然，那麼革命革新亦是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