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由Gemini Nano Pro所製
近日抽空重讀柯志明老師的《番頭家》，覺得鹿港富商想從北京那邊撈好處，但最終卻反被玩弄，實屬某種警世寓言，於是將自己過去的讀書筆記再做整理，以此為記。
這一段往事大概如此：清代的鹿港富商跟武官集團，出錢出力幫遠在北京的那些綁辮子的滿大人當打手，征服臺灣中部的原住民，得到了北京方面的承諾，這些鹿港富商原以為可以從中撈到龐大的土地開發利益，但誰知到了乾隆，清皇帝一改態度，將征服原住民部落取得的「逆番叛產」，移轉給了協助鎮壓的其他平埔番社，鹿港漢人富商賠了錢又折兵，而北京派駐臺灣的大官直達中央最高等級，地方武官的權力亦遭到了大規模的重組，最終形塑了新的「治台秩序」。想要從北京身上撈好處？向來只有北京從你身上剝皮，沒有你抓他們辮子的份。
臺灣土地私有產權的起源
荷蘭統治的時候，王田基本上是東印度公司的，當時尚有一些私有的土地，但在鄭成功來到臺灣之後，差不多都變成了「官田」，民間或有私墾，但基本上沒有合法的私有土地產權。但到了清代初期，本有維持這種「圈地」的勢頭，卻很快的被清帝國反轉過來。
從施琅攻下臺灣之後，武官在臺灣一直有很大的權力。
圈地運動積極開展不說，地方的管事、莊頭，或許多地方菁英，很多說到底可能都是幾個攻台武官的人馬。
至於清帝國的皇帝，雖然依賴科舉出身的文官來壓制這些武官（包含前明鄭王國的將軍），比方說，在華南可能沒那麼積極的「請墾陞科」，在臺灣卻非常積極，也就是臺灣的地主、開墾者，墾成之後也鼓勵買賣。只要你看到一塊田，這個田基本上沒有人持有（當然原本都是原住民的...)，你就可以跟官府說好這塊田你來開墾，墾成之後繳稅便可以成為這塊土地的「業主」，當然事實上是大家早就跑在法規之前開墾了，只是後來「就地合法」者為多，因為你要阻擋武官持續圈田的方法，就是讓一般民眾都可以先自己把田合法佔起來，跟武官競爭。
鹿港的富商與北京的皇帝
清帝國對臺灣的統治，有效的政治必須拉到中央最核心的層級
雖然前面說到，清帝國依賴文官壓制武官，但實際清帝國自己也不太信任文官，地方長官（縣官的層級）不能是本地出身的，自然只能依賴當地的胥吏，而鼓勵大家開墾的政策，自然也衝擊到原住民的生計，但清廷又為了能夠管理原住民的有關事務，又須依賴介在漢、番兩界之間「通事」，這些通事一直都是很奇妙的存在，有的通事是原住民從漢人手上買過來的「螟蛉子」，又有不少是游走兩道之間搏取自己最大利益的投機客，所以清帝國對臺灣的治理，既防又怕，須要武力鎮壓，但又不能依賴武官（到了乾隆朝，武官已不準在臺灣以自己名義置產），既要文官，卻有害怕其跟地方聯通一氣，既要漢人來臺灣開墾，卻又害怕他們成為獨立的政治勢力，既害怕衝擊到原住民的生計，卻擔心他們壯大起來與漢人合作。
在朱一貴事件爆發後，康熙雖有畫界，但這條「舊界」大底上是潦草的放些石碑，或有些工事，但並不認真。
大底上是朱一貴事件規模之大，讓雍正在上任之初的幾年，就有了三次的重大政策接連轉向，雖然改革了臺灣有關的地方官的人事，並將原住民也能夠像漢人一樣申請開墾自己的土地，並有免稅的優惠，但雍正七年已經放棄在臺灣實施類似「改土歸流」（或你可能比較懂的今日「新疆式建設」），想改成「以番制漢」的模式，而其要務就是要保障原住民的生存空間不能夠在短短幾年全部變成漢人的墾田，但在雍正的時期，「三層社會」的想法還不成熟，開放原住民的空間也可以開墾的結果，反而導致漢人跟原住民之間的衝突加劇，而且清帝國本身可能更是原住民感受到的壓迫者本身。
「番亂」爆發
雍正九年的大甲西社事件，是一切政策矛盾爆發的臨界點。大甲溪一帶的原住民不再被動抵抗，而是主動伏襲官兵、焚毀多處漢人墾庄。三個月過去，正規軍仍無法平亂，地方局勢失控到連北京都開始恐慌。主戰派主張徹底肅清、將「逆番」土地移交漢人開發；主和派則指出許多叛變源於官員先違背承諾、濫殺合作族群，甚至流傳出主戰派私下供給叛番軍火、以製造藉口的「暗黑兵法」。
退一萬步言，就皇帝當時看到呈上來的情報時，他必然明白這場混亂有許多人會得到機會。主戰派佔上了風，郝玉鱗被派為總督，王郡統籌軍事，帶著清帝國的優勢兵力，先是在鳳山消滅了朱一貴的舊部，從北上殺向鹿港，一路清剿，漢人們有不少自己武裝起來的武力加入了王郡的軍隊，鹿港的富商甚至提供大量的後勤支援。而王郡承諾，「逆番」的土地將會分配給他們。You know, it is a business.
而在這場大投資當中，有的番社投資了對的一方。在謎一樣的通事張達京的引薦之下，以武力聞名的岸里社加入了清軍，事後得到了臺中地區大量的土地。（岸里社也是最有名的番頭家。)
＊張達京是臺灣史早期最謎一樣的人物，北京也一直覺得他很謎，我契約的資料上重覆看到他很多次，有機會再詳談。
中部這些原本是「大肚王國」的部落，在這場清剿當中喪命了多少人，並不清楚。但最終被抓到的人有約一千名，下場也不太清楚，但大概很慘。而原本雍正初年就一直卡在中央的「攜眷渡台合法化」的案件，在這場事件之後，也很快就被雍正通過。但原本可能存在於當初「歡迎王師」的鹿港富商心中的「大開發時代」--也就是把所有番地都變成了墾地的投資機會--卻懸而未決，中央不同意主戰派的「把番地都變成了可以拿來炒地皮的開發案」的意見。這件事拖過了雍正一朝。
選錯邊的鹿港富商
雍正一朝結束前，清廷仍未鬆口；等到乾隆接手，方向竟完全逆轉。他要求所有屬於「逆番」的土地一律歸還原社，甚至推動戶部調查，將朱一貴事件後劃入漢人手中的界外土地全部清理，並正式落實「漢番分治」。
這消息傳出時，臺灣各地嘩然。若普遍還地，漢人將面臨大規模失業，而臺灣也會失去「消化華南人口壓力」的功能；但若全面開發，又等於扶植漢人勢力，同時重新點燃下一輪原住民反抗。乾隆決心以最高層級的行政力量壓制這些不確定性，因此一層層派出更高位階的官員，包括福建布政使高山的大清查、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的武官整肅，最後甚至動用了「無相而有相」的內閣大學士楊廷璋。
在這一連串中央集權的深度重組中，全臺土牛番界的建立逐步成形。清廷決定由「熟番」負責界內外的武力秩序，既防漢人越界，又防未被「教化」的山地原住民入界，並將界間土地重新分配給忠誠的熟番社群，以田租作為武裝的報酬。這種制度不僅確立了番界，也孕育了「番頭家」這個複雜的土地—武力—政治複合體。
故事走到這裡，鹿港富商終於發現他們「押錯邊」。他們以為中央會與地方資本結盟，推動一場土地大開發；但從北京的角度，臺灣土地政策永遠是政治安全的延伸，絕不會被地方商人主導。這個反差，恰恰彰顯清帝國的統治邏輯：臺灣並非一個可自由操作的經濟前沿，而是一個高度敏感、隨時可能失控的地緣政治邊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