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這理論是什麼？這就要回到國際發展經濟學課程的第一條觀念：貧窮陷阱。
在發展經濟學中，最吸引人卻最難以測量的一個概念，便是這個「poverty trap」，即貧窮陷阱。
其理論的核心主張是：在某些環境下，長期的經濟均衡會受到初始條件深刻影響。如果一個家戶一開始很窮，就會一直卡在貧窮的均衡。如果一個經濟一開始很窮，就會一直卡在貧窮的均衡。一人如是，一國亦如是。
在這樣的模型中，一個家庭或經濟體起點過低，即便努力工作也可能長期停留在低生產力、低收入的均衡，無法自我提升，但若能跨越某個臨界點，就可能「突破」甚至「起飛」，進入另一個永續的高產出均衡。
這個概念之所以在政策上具有魅力，是因為它暗示政府或援助組織可能只需一次性的「big push」，便能讓底層家庭或整個社會永久脫離貧窮。然而，現實世界中的貧窮陷阱究竟是否存在？其背後的機制是什麼？又是否能透過介入而被破解？這些問題構成本系列文章的討論主軸。而今天要提出的第一個版本的，就跟我們打招呼時最愛講的「食飽未」有關，即「營養貧窮陷阱」。
大英帝國發現了營養與貧富的統計關係
營養不良與貧窮的關係，跟大英帝國的統計研究相關有關係。在1936年，約翰·博伊德·奧爾(後來他是聯合國農糧署的第一任主席），出版了一個短短的報告，Food Health and Income (《食物、健康與健康》)，他抽樣調查了英國的各所得階級的家戶，發現了窮人通常吃不飽，有錢人則營養較為充足。
有一個書評將其研究結果摘要得很直白：
「最貧困的一組的平均飲食，被發現缺乏所有必要的營養成分；相反地，在最高收入族群中，各種食物成分皆能完全滿足需求，甚至有盈餘。因此，在最貧困的族群中，人均每週的牛奶消費量只有 1.8 品脫，而在最富有的族群中則達到 5.5 品脫。最富有的族群在雞蛋與水果上的花費大約是最貧困族群的兩倍，但各族群在麵包與馬鈴薯的消費量卻幾乎一致。若要使較貧困族群的飲食達到足夠標準，他們在牛奶、雞蛋、奶油、水果、蔬菜與肉類上的支出需增加約 12% 至 25%。」
而戰後可以追回到FAO於1948年的一個報告，當時主委也是奧爾，又出版了一個報告談國家之間的營養分配，發現了窮國跟富國之間的營養，特別是熱量，存在著巨大的落差。
而這些資料，則變成了60年代的一個理論大師Harvey Leibenstein的發展理論的基礎，此君後來以「X-不效率性」的概念聞名，認為許多企業並沒有真的在追求利潤最大化，於是許多資源是處在閒置的狀態（Leibenstein：「你各位還在混啊！」），而他1963年出版的書，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則是提出了一個猜想，認為勞營養跟貧窮未必只是相關性，也未必是「你窮->所以你吃得不營養」，搞不是反過來：「你吃得不營養->勞力產出下降->卡在一個貧窮的均衡」當中。
而這理論的模型化，則由Dasgupta 與 Ray於1980年代完成，並成為了當代國際經濟學的課程裡必學的典範。
營養為基礎的經典模型：從 Capacity Curve 觀看貧窮
Dasgupta 與 Ray 建立了 Nutrition-based model。他們提出了一個概念叫 capacity curve用以 描述收入如何轉化為食物攝取，而食物攝取又如何影響身體能夠工作的產能。
在當家庭收入極低時，即便願意努力工作，也無法購買足夠的熱量（或營養），導致生產力微弱；但當收入達到一定水準後，每增加一點收入所能提升的營養與工作能力便會大幅增強；直到高收入區間才逐漸呈現遞減效果。這條曲線呈現明顯的 S 型，而這種非線性正是構成貧窮陷阱最初的理論來源。
而透過以下的關聯：
(1)昨天的收入 -> 今天的營養
(2) 今天的營養->今天的生產力 （這個函數關係叫作Capacity Curve）
(3)今天的生產力->今天的收入
我們可以把關聯簡化成 (1) 昨天的收入 -> 今天的收入，於是有了在《窮人經濟學》這本書也出現過了「收入-收入曲線」，而這一條曲線也會是跟著S型：
在這個架構下，工資不僅是由勞動市場制度決定，也受到生理限制影響。薪資若太低，吃都吃不飽，工人根本無法維持足夠的力氣來完成工作，因此出現「能做卻做不了」的非自願性失業。
當模型加入土地這類非勞動收入後，異質性更加明顯：有土地者因為有穩定租金能購買更多食物，較容易在勞動市場中維持生產力；相反地，土地稀少或沒有土地者極易陷入營養不良與能力不足的循環。於是，明明起點差距不大，長期落差卻可能極為顯著。
在這種情況，政府或國際組織介入援助，就顯然有了必要。這套理論提供一條簡潔的敘事線：只要一次性的資源注入，使家庭暫時跳脫最底層的低生產區域，就能讓他們進入自我強化的正向循環。但要驗證這套機制是否存在，必須檢視兩個關鍵環節：第一，收入是否真的會大幅提升營養攝取？第二，營養改善是否真的能大規模提升個體的生產力？如果兩者缺一，這個貧窮陷阱便無法形成。
觀察式與實驗式證據：營養型陷阱的困難
從觀察式資料來看，卡路里攝取與家庭總支出之間的關係確實呈現正向，但其關聯相當有限。諾獎得主Deaton 與 Dreze 等人利用印度資料，的確發現印度有多個地方在2000年初仍然有吃不飽的問題，如他們文中的圖四：
印度的熱量分布
但是S曲線的理論若成立，卻對資料有兩個要求：
(1) 對於貧窮家戶來說，收入對營養的變化彈性要大於1
(2)對於貧窮家戶來說，營養對收入的變化彈性也要大於1
換言之，增加昨天1%的收入，應該見到今天大於1%的營養增長，而今天1%的營養增長，應該要大於1%的收入增長。
而Deaton 與 Dreze的研究更發現，印度在1980到2000年這段時期，人均的熱量攝取是下降的：
經濟學家習慣用恩格爾曲線（Engel curve）來表示商品需求跟所得水準的關係，所以Deaton 與 Dreze也發明了「卡路里恩格爾曲線」，如下圖。
雖然家庭越富有，卡路里攝取確實越高，但增幅遠小於比例。更令人意外的是，隨著國家隨時間整體變富，整條曲線還會下移，也就是說在任何收入水準上，平均卡路里攝取量反而下降。這代表人們在收入上升後，較偏好購買更昂貴的食物、口味多樣化、或是增加非食物類的消費，而非大幅增加卡路里。
卡路里恩格爾曲線
這些資料呈現了非常困惑的趨勢，而經濟學家在這問題上卡了數年，近年來的結論是觀察式資料無法解決遺漏變數等內生性問題，因此研究者轉向隨機實驗。
比方說，由經濟學家Paul Niehaus主持的的肯亞GiveDirectly 大型現金轉移計畫，便提供了極具說服力的證據。
Haushofer and Shapiro發表在2016年QJE上的研究，便是GiveDirectly的大規模普發現金計劃，發現當家庭突然獲得相當於兩年收入的轉帳時，他們確實花更多錢買食物，但卡路里增加的幅度仍然有限，遠低於營養陷阱所需的「隨收入急速上升」。換句話說，收入上升並不會導致大幅增加的能量攝取。而在另一篇後續的研究Almas, Haushofer and Shapiro (2019)，則進一步去測量「營養對收入的彈性係數」，大約只有0.6。
換句話說，目前狹義定義下的「營養＝熱量」，似乎找不太到貧窮陷阱。
然而，卡路里下降會不會大幅降低生產力？
Heather Schofield 的研究以印度穆斯林過齋戒月為自然實驗，發現穆斯林農民在農忙時若因齋戒減少卡路里，其產量與勞動表現會大幅下滑，顯示營養確實影響生產力。但問題在於：日常生活中的人們明明有能力買更多食物，卻選擇不這麼做；在此情況下，營養不足並不是外在被動的約束，而更像是一種偏好或生活方式的選擇。因此，以營養為基礎的貧窮陷阱的理論，缺乏必要的強回饋機制。
於是，整體證據呈現有趣的兩難：營養下降會降低生產力，但收入上升卻不能顯著提升營養，這使得「營養—收入」之間難以形成足以讓人陷入或跳脫貧窮陷阱的強烈循環。這條理論道路因此變得不再被視為貧窮持續的主要原因。
理論的反思
然而走筆至此，讀者或許已經發覺了一件詭異的事情：儘管在1930年代的奧爾的報告裡頭，關心窮人有沒有吃足夠的各種營養，包含蛋白質，但後續以印度資料為主的發展經濟學分析，卻多半將營養侷限在「熱量」這個概念上。限於這個視角，犀利如經濟學家Deaton，也感到困惑：為什麼印度人不選擇多花錢來多吃點白米或大餅呢？
事實上，如果仔細觀察世界各國的消費調查，哪怕是最窮的村莊，似乎最大的問題是缺少多元的營養，而非是缺少單一營養。在世界各國的營養學指南都建議要均衡飲食的時候，營養多元跟均衡，但目前從Dasgupta 與 Ray的模型，卻很難放進去「多元營養」這個概念！
若讀者熟悉CES utility function等常見的貿易理論或總體模型對美國或已開發國家的消費者的假設，多元的商品消費，是個重要的邊際選擇。
然而在從Dasgupta 與 Ray的模型裡，儘管他們原本的文章沒有寫明白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為何，但如果你仔細推導，會發現他們其實假設是一個「只消費卡路里的線型效用函數」，換句話說，為了模型的簡潔也好，或是為了立證貧窮陷阱也好，這一支文獻的經濟學家，假設對窮人唯一有意義的消費，就是卡路里！而在發展經濟學研究裡，研究者常預設什麼是「必要消費」，什麼是「誘惑消費(Tempation Goods)」。
我這邊的理論批評，其實已經有人提過。在《窮人經濟學》一書中，由阿比吉特‧班納吉跟艾絲特‧杜芙若，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便對於不少發展經濟學家的這種傾向提出了省思。比方說，如果窮人不去吃高熱量的食物，而去買茶或是買沙拉，甚至是去買Netflex，會讓不少老古板的發展經濟學家大為火光：你們窮是因為缺少自制力。
然而班納吉跟杜芙若早在一篇2006年的文章就指出：在大部份的貧窮國家的貧窮家戶，他們都願意儲蓄，所以並不是出於自制力。只不過誰想要省錢是為了吃空熱量？當然寧願去喝上一杯手搖、泡一杯咖啡、吃上好吃的大餐，甚至是得到更好的娛樂。
回到臺灣
回到臺灣，無疑有兩個是可以發現的。第一個是戰後的美援重點是「麵粉」以及各種營養品的引進，包含福樂公司的牛奶技轉（請見洪紹洋老師的《商人、企業與外資》一書），還有農復會針對臺灣的營養計劃，這些顯然對臺灣戰後的「熱量」與「營養多元」帶來不少幫助，只不過很少看到經濟學者從這角度來研究，或許是資料有了限制。
第二個是臺灣以前的工廠做工，或是工地做工，都是會叫便當跟供午餐的（而這件事在臺灣之外的地方並不一定存在），吃飽才有氣力，也就是說這個花了這麼多諾貝獎得主才搞懂的事情，也牽涉了這麼多的田野實驗，但古早的臺灣人早就知道了，也是文化的一部份，「食飽未」就是我們打招呼的方式。
尾聲
總結地說，國際援助之所以長期以普發現金、營養補助等方式運作，既有其政治經濟的背景，也源自發展經濟學中關於「貧窮陷阱」的核心理論脈絡。然而，以營養為基礎的貧窮陷阱模型雖提供了一套優雅的邏輯——收入提高帶來更好的營養、更高的生產力，進而跳脫低均衡——但過去半世紀的觀察式資料與隨機實驗卻揭示其機制遠不如理論預期強烈：收入增加並未大幅提升卡路里或營養多樣性，營養下降雖會削弱生產力，卻不足以形成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
於是乎，經濟學家開始把腦筋動到了別的方向去：會不會是資本不足導致了貧窮陷阱？又或是職業選擇？有關這一方面的研究，最終讓「普發現金」（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再配合教育訓練的「包裹式介入」，成為了今天國際援助的一個主流模式。有關的討論，未來再分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