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前時代與早期文明的興起
不平等並非與生俱來，但在「農業」文明出現後迅速惡化。
原始平等：在人類文明早期（1萬至11萬年前），「狩獵採集」社會相對平等。雖然存在物理支配，但過度的財富集中會引發嫉妒甚至殺戮，且缺乏酋長制度，因此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僅約 0.36。
農業與產權的轉折：
約9,000年前，全新世（Holocene）的「氣候轉暖」促使農業與畜牧業發展，「剩餘物資」與「私有產權」隨之出現。這導致財富集中度提升，農牧社會的吉尼係數升至 0.51-0.57。
「國家」與繼承的制度化：
為了處理跨群體衝突，社會產生了「層級化」需求，進而衍生出「國家」。國家制度鞏固了不平等，特別是「遺產繼承法」的普及，使得富有家庭的孩子留在富裕階層的機率，遠高於貧困家庭，這在農牧社會尤為顯著。
二、 古典文明：債務、權力與帝國
古代國家的發展加速了「精英階層」的權力鞏固。
1. 「債務」作為控制手段：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指出，債務被用來將基於暴力的關係合理化，使其顯得具有道德約束力。高額利息導致小農失去土地甚至淪為奴隸，「蘇美」文明的拉加什（Lagash）國王曾多次被迫宣布債務大赦。
2. 漢帝國（中國）：
智識階層曾抨擊富商與官僚勾結，導致農民破產。漢武帝曾透過國有化與增稅，試圖壓制不平等，但僅是暫時性措施。王莽篡位後雖提議土地國有化與廢除奴隸制，但因官僚腐敗與地主抵制而失敗。
3. 羅馬帝國：
「羅馬」的不平等程度極高，少數豪強擁有的財富與現代億萬富翁相當。1.5%的家庭佔據了全國16%至33% 的收入，而 90% 的人口僅能維持生存。
三、 中世紀至近代：封建制與早期的殖民主義
中世紀歐洲：
不平等隨著「城市化」發展而上升，直到「黑死病」造成勞動力稀缺，才迫使領主提高工資（如諾曼第地區工資增長三倍）。然而，神學思想（如亞里斯多德的等級觀、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神定論）長期將社會不平等合理化，視其為自然秩序或上帝旨意。
近代早期（16-19世紀）：
歐洲內部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累退稅制」（如法國的鹽稅）讓窮人承擔沉重負擔，而教士與貴族則享有「免稅權」。
「舊制度（Ancien Régime）」：一種使窮人處於不利地位的經濟制度，實行「累退稅制」。所得稅與教士、貴族和資產階級無關，而消費稅則特別針對主要由窮人消費的產品（尤其是在法國著名的食鹽稅）。
早期的性別與殖民議題：
瑪麗·德·古爾奈（Marie de Gournay）等早期女性主義者挑戰了性別等級，認為女性收入較低是基於體力弱勢而非理性不足，強調這是社會建構而非自然。同時，跨大西洋「奴隸」貿易與早期「殖民」主義進一步加劇了全球不平等。
四、 19 世紀：革命、工業化與新殖民主義
這是一個極端波動與矛盾的世紀。
1. 「法國大革命」的遺產：
儘管1789年革命廢除了特權，並引入比例稅，但這被馬克思稱為「資產階級革命」。法律雖然宣稱平等，卻規避了私有財產分配的核心問題，導致窮人持續被邊緣化，十年後不平等反而加劇。
2. 「工業革命」的衝擊：
工業化帶來巨大財富，但也創造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英國、瑞典和法國成為典型的「食利者社會」，最富有10%的人擁有全國84-91%的財富。「自動化」技術取代了傳統工匠（如織布工），導致工資停滯、工時增加，甚至引發盧德運動。為了應對惡劣環境，各國開始制定禁止童工等社會法律，但其效果常被「工資下降」所抵消。
3. 第二次殖民浪潮與「不平等條約」：
殖民國家透過軍事力量強加債務與貿易條款（如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提取「殖民地」5%至10%的產量。「海地」的案例最為極端：法國以武力勒索高達1.5億金法郎的補償金，海地直到1950 年才清償這筆拖累國家發展長達一世紀的債務。
五、 20 世紀：從極端不平等到大平庸，再到新自由主義
歐洲「美好年代」時期（Belle Époque, 1896-1914）：
1914年前，歐洲不平等達到頂峰，1% 的人口擁有 70% 的財富。
「美好年代」：世界不平等的巔峰。
「兩次大戰」與「福利」國家的崛起：
「戰爭」摧毀了富有階層的資產，政府為了戰後重建與防止「共產革命」，實施了前所未有的「高稅收」（美國與英國的最高邊際稅率曾高達 94%-98%）。這種「福特主義式」的共識促成了二戰後的「輝煌三十年」，中產階級興起，公共服務與教育普及化。
「社會主義」實驗：
蘇聯與東歐體系雖然消滅了私人資產階級，但被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ć）指責為產生了新的「官僚」特權階層（Apparatchiks），且在性別與城鄉（農民）之間仍存在隱性不平等。
「新自由」主義轉向：
1980年代起，「柴契爾」與「雷根」推動私有化、減稅與削減福利，導致不平等重新抬頭。皮凱提（Thomas Piketty）認為，這是美英兩國，試圖恢復其在戰後失去的全球霸權地位的政治選擇。
六、 21 世紀：全球化、億萬富翁與未來挑戰
當前世界正經歷一種矛盾的趨勢：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因「發展中」國家崛起而縮小，但各國內部的不平等卻在飆升。
1. 億萬富翁的爆炸性增長：
從1987到2013年，億萬富翁擁有的財富佔全球比例從0.4%升至1.5%以上。由於「避稅天堂」的普及（佔全球 GDP 約12%），富豪的實際稅率往往低於中產階級。
2. 多重成因：
全球化與金融化：
導致「低薪」競爭，而「資本家」則能自由逃避稅收。
氣候變遷：
最富有的1%人口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底層50%的70倍，而氣候災難卻主要由「貧困國家」承擔。
公共債務：
各國為了彌補減稅缺口而舉債，這些債務最終由富人持有，形成財富向「頂端」迴流的閉環。
3. 應對方案與反應：
全球最低稅負制：
130多國同意對企業課徵至少15%的稅，但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批評這遠遠不夠。
財富稅提議：
皮凱提（Thomas Piketty）提議對億萬富翁課徵90%的遺產稅與財富稅；祖克曼則向G20 提議 2%的全球億萬富翁年度稅。
科技風險：
人工智慧（AI）被預測將顯著提高「高薪者」的收入，同時威脅40%-60%的工作機會，進一步惡化資產不平等。
七、 結語與未來預測
未來的走向並非命定，而是取決於意識形態的博弈。學者預警，若目前的「自由放任」趨勢持續，社會可能回歸到20世紀初那種「食利者社會」，導致經濟僵化與社會凝聚力崩潰。
塞德爾（Walter Scheidel）則較為悲觀，他認為現代制度（如量化寬鬆、社會安全網）雖然穩定，但也消除了歷史上能真正打破不平等的「天啟四騎士（戰爭、革命、國家崩潰、瘟疫）」效應，我們可能已進入一個「固化不平等」的新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