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凱提的《21 世紀資本論》（中文版由衛城出版）是二十一世紀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之一。
他的主要論點在於指出，不平等在二戰之後曾一度下降，但近年來卻再度惡化。過去，社會學界與馬列政治經濟學向來關注不平等議題，但皮凱提與全球學者合作建立了「全球不平等資料庫」，重新將「資本累積與不平等的關係」帶回主流經濟學。他認為，資本是推升不平等的主要力量，而不平等並非完全由經濟機制所決定，而是政策、制度與歷史的結果。在傳統新古典框架中（如馬歇爾的均衡理論），各要素的報酬取決於邊際生產力，但皮凱提強調這種純經濟式思考忽略了制度與政治的深層影響。他的後續著作《資本與意識型態》則進一步探討不平等的歷史形成邏輯。
⾺克思主義者談及的資本是⼀種不斷再⽣產的(具備歷史意義的）社會關係（Marx: Capital is dead labour, that, vampire-like, only lives by sucking living labour, and lives the more, the more labour it sucks.”)。然而，⽪凱提談的資本基本上上是新古典意義下的⽣產函數的資本（腦子裡想的是像工廠那些設備），有時候則是是指GDP計算時得以納入的資本，在書中更常是以更狹義的的定義出現，是專門指由企業、私⼈、政府可持有並得以於市場上交易的資產存量---所以⼜跟所得與財富這兩個觀點有關。
皮氏的資本定義，光是於許多經濟學家⽽⾔，便已經頗為狹窄，也無怪乎⾺克思主義者會批評⽪凱提對於資本的概念。
然⽽，這相對窄的資本定義，以及相對應的全球資料，已經⾜以讓⽪凱提觀察到資本累積與全球不平等加劇的關係，皮凱提透過對全球資料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r > g」命題，即當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時，資本的集中會加劇社會不平等。
這一觀察來自他提出的兩條資本定律。
第一定律指出資本所得佔比等於資本報酬率乘以資本存量比；第二定律指出資本存量比等於儲蓄率除以經濟成長率。當儲蓄率高而成長率低時，資本佔比便會不斷上升。
例如，在台灣，2001 年後的儲蓄率約為 30%，而成長率降至 4%，早期高速成長期的成長率約為 10%，因此資本所得比由 300% 提升至 625%，顯示經濟放緩時，資本集中效應倍增。皮凱提進一步指出，美國資本報酬率約為 5%，成長率約 3%，導致不平等擴大。
然而，他的分析有不少測量上的困難。比方說，他並未充分考慮報酬背後的風險、折舊與交易成本，而美國資本利得稅負相對輕、勞動所得稅負相對重，比如說，過去美國資本報酬率⼤於是5%，⽽經濟成長率約3%，不過⽪凱提沒有考慮到要達到5%所承受的風險、⼿續費跟設備折舊等問題（越發達的經濟體， 折舊越驚⼈）。在美國，資本利得要收的稅跟⼿續費少很多，但labor income的 稅很重。這一事，強化了這一差距。
除了這些知名的理論外，皮凱提的書中亦包含一些較少被討論的觀點。他強調資本的使用反映社會制度結構，例如在奴隸制度下的美國南方，奴隸本身即是主要的資本構成。另一方面，他低估了基金會在現代資本主義中的角色。今日基金會資產已佔法國總資產的 1%、日本的 3%、美國的 7%。基金會在企業接班、財富繼承、政治遊說與社會影響力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視，這也使得「資本集中」不僅是私人財富的問題，更是制度性權力的再生產。
歐美之外
從歷史角度來看，二十世紀中許多國家的不平等曾顯著下降，例如日本（資料來源WID top 1%）：
這並非自然結果，而是由戰前與戰後改革推動的結構性變化。席代爾在《平等的暴政》中指出，戰後的社會改造對平等化具有決定性影響。比方說，我目前與哈佛大學的 Melissa Dell 教授共同進行的研究，正探討美國新政思想如何透過戰後佔領政策輸入日本，並影響其土地改革與財閥解體。日本戰後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羅斯福新政的延伸，而德國與日本的改革可說是一對「制度雙胞胎」，共同奠定了戰後平等社會的基礎。
若轉向台灣，近年的不平等問題的研究則相當多。
臺灣的不平等：整體所得不平等或有惡化，但勞務所得不平等則改善
臺灣在過去十年來，由朱敬一老師等人首開先河，有許多臺灣最優秀的經濟學者都參與其中，包含我的指導教授之一的林明仁老師。
朱敬一等（2015）利用財稅資料發現，台灣所得最高 5% 與最低 5% 家戶之間的差距，從 1998 年的 32 倍上升至 2011 年的 96 倍。
另有研究以財富資料估算房屋、土地、股票、存款等資產，顯示台灣的財富吉尼係數高達 0.79，略低於美國，但接近瑞典與南韓（連賢明、曾中信、楊⼦霆、韓幸紋、羅光達,2021）。
從教育來看，沈暉智與林明仁（2019）的研究發現，台大學生家庭的年所得中位數為 150 萬元，遠高於全體樣本的 86 萬元，顯示教育體系中的階層再製。
而在一篇跨時段較長的研究中，朱敬一· 陳建宇· 林明仁· 蘇軒立（2023，中文版、英文）版）運用「國民分配帳」（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DINA）的方法，結合家庭所得調查、稅務申報資料與國民帳統計，首次建立臺灣1981年至2017年的個人所得分配長期序列。
研究發現，臺灣的「稅前」所得不均程度遠高於官方統計顯示的結果：若以稅前個人等分所得為單位，2010年代的吉尼係數約為0.6，幾乎是主計總處公布家庭吉尼0.33的兩倍。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觀察單位從「家戶」或「納稅單位」轉換為「個人等分」，揭示出家庭內部存在顯著的不均現象。
（這邊的差異很重要，以家戶論，臺灣的不平等看起來不高，但以國際通用的個人等分來論，不平等指數則高非常多。）
第二，以往未被納入的企業保留盈餘在DINA中被重新分配為資本所得，使得高所得者的實際收入被完整計算。從時間趨勢來看，1980年代臺灣的所得分配相對穩定，1993年之後開始惡化，2000年後加速擴大；以個人為單位論，吉尼係數從1981年的0.45上升到2017年的0.60。該研究進一步指出，所得不均的惡化幾乎完全源自「資本所得的集中化」：資本所得中前10%（1%）群體的占比由1981年的38%（15%）升至2017年的66%（38%），而企業保留盈餘占國民所得比重則由約8%上升至19%，這種兩者交互作用導致整體分配更加不平等。
國際比較顯示，1980年代的臺灣與法國相近，但到了2010年代，臺灣的稅前所得不均程度已趨近美國，屬於全球僅次於印度與巴西的高不均國家。
這長時段的資料則顯示臺灣的所得分配，有明顯的時代分期：1981至2001年間為臺灣高成長時期，臺灣經濟年均實質成長達7.3%，且成長分配相對平均，前10%人口僅取得34%至39%的成長果實；但2001至2017年間，年均成長降至2.5%，而前10%群體卻取得了超過一半的經濟成長果實。這篇研究最後指出，臺灣長期以來被視為「低不均的成功典範」，但若納入企業部門與家庭內部差異，真實的不均程度其實極高，且近二十年來經濟成長放緩的同時，分配也愈發偏向資本與高所得者。
然而，上述的研究探討的是稅前，那麼臺灣的財稅制度是否有減少不平等呢？答案是有的！
李維倫、林明仁、蘇軒立與蔡宜展（2023）利用臺灣財稅資料的研究則指出，台灣稅前所得吉尼係數高達 0.6，約為官方統計的兩倍，與前述研究結果一致，不平等的惡化源自於股利所得的分配差距與企業保留盈餘的快速成長。然而，他們也發現台灣的重分配政策強度高於美國與法國，特別是全民健保制度在縮小「稅後不平等」上扮演關鍵角色。
而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把焦點集中在勞務所得(labor earning)上，臺灣近年的勞務所得不平等其實是有大幅下降的。
利用 2004 至 2020 年的稅務行政資料，陳冠銘等人最新的研究，則發現台灣的「勞動所得不均」在這段期間明顯下降。無論男女，底層勞工的薪資成長速度遠高於中高收入者，特別是女性底層十分位的實質所得上升約 50%，男性約 40%。整體而言，薪資分配的 P90–P10 比例由 2.1 降至 1.7，吉尼係數也從 0.42 下降到 0.39。研究指出，這主要歸功於最低工資持續上升與勞動市場條件改善，使低薪族群的相對地位顯著提升。
勞務所得的不均，為何對於理解整體的不平等重要呢？因為整體來看，在臺灣，所得95 分位以下的人，主要所得仍以勞動為主，當然，這也代表前 5% 甚至前 1% 的收入主要來自股息、利息與資本利得等非勞動來源，不過這篇最新的研究則在最頂端的 0.1% 甚至 0.01% 群體中，有被前10%的人追上的情況。
這裡我想提供一個技術面的註解：這篇新的研究跟前述採用國民分配帳架構的研究，乍看似乎得出了不太一樣的結論。
這出於兩個原因。首先，雖然兩類研究皆是利用臺灣的財稅資料來分析，但在建構分析的樣本時，有樣本跟分析上的不同。
比方說，雖然都是以臺灣財稅資料為基礎，這篇主要追蹤勞務收入的研究，其樣本主要組成是去追蹤可以找工作的成年人的Panel Data，而前述國民分配帳的研究則無此限制，並不限適齡找工作的成年人。
另一方面，國民分配帳因為本質是一個會計帳，所有的會計項目都要有「著落」，所以會將企業保留盈餘一項，在結算時會歸入個人下面。然而這篇新的研究目的不是要建構國民分配帳此一會計帳，而是要追蹤勞工的所得情況，所以重點是針對同一勞工進行長時段的資料建檔，並不必在會計意義上去「結算」企業保留盈餘。這裡是分析上的差異。這也說明了，吾輩若要理解「所得不平等」，必須要去思考，何為所得，不同研究的樣本，又是是出於什麼目的而被納入分析？不同的研究方法對於「不平等」的計算會帶來什麼不一樣的角度？
綜合這些研究，臺灣的不平等演變的趨勢，大概可以這樣做結：
若從「國民分配帳」（DINA）視角觀察，臺灣的不均確實加劇，尤其在資本所得的集中上相當明顯；前 10% 所得者分享了大部分成長果實，稅前吉尼係數已達 0.6，與美國相當。然而，若把焦點轉向勞動市場本身，情況卻非如此悲觀。近年勞務所得的不均度顯著下降，底層薪資族群受惠於最低工資上調與就業條件改善，低薪者的實質收入提升速度反而超越中高收入者。
當然，這種分化的趨勢，也說明了某程度上，臺灣資本報酬日益集中，可是勞動報酬卻出現相對改善。換言之，整體不平等的惡化主要來自資本端，而非勞動端。
至於政策，臺灣的稅制與社會保險確實發揮了重分配效果，尤其全民健保制度明顯壓縮了稅後不平等，這使得臺灣在「稅後所得」的不均程度仍明顯低於多數先進國家。這也提醒我們，在觀察不平等時，不僅要關注所得總體的差距，更應區分「稅前」、「稅後」、「勞務」與「資本」的來源結構，並思考不同資料架構（如 DINA 與勞務報酬的追蹤資料）對不平等指標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