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黨話 做人事 真的只能二選一
是因為這片大地的風水不好嗎？我想應該不是吧，這片大地曾經真的有過燦爛的文明；是因為這片大地的人種不好嗎？我想應該也不是吧，跟我們同種的其他不直接受共產黨荼毒的地方也不是這個樣子啊；是因為這片大地中毒了嗎？我想是的，這個毒就是共產主義或者說鼓吹共產主義的共產黨。這種毒真的很毒很毒，更為特別的是這種毒先毒害的是它們所謂的自己人也就是優秀的共產黨員，然後才去毒害其他的一切，有點像“欲練神功，揮刀自宮”的意思，誰要不信，慢慢聽我解釋“聽黨話和做人事 真的只能二選一”。
首先來說要成為優秀的共產黨員的第一要素當然就是聽黨話，那麼什麼是黨話或者說黨話有什麼特徵呐？我想對於這一問題最有發言權的鐵定是以胡錫進、金燦榮、司馬南、張維為為代表愛國賊們的傑出代表們，因為它們愛黨愛得足夠深，但是也正因為它們愛黨愛得太深了以至於失去了人性，它們的話不聽也罷，還是將就著聽我這個外人粗略地總結總結吧，因為是外人，我大概只能總結出三點。
第一點：黨的話很多很多，卻都含混不清。
要想弄清楚黨的話有多少，就得先弄明白什麼算是黨的話。黨章算嗎？黨章一定得算，我不知道一部黨章具體有多少字數或者說有多少話，我只知道黨章改過很多次，大概過些年就會改一次，我想把所有的黨章裏的話都統計起來的話就算把裏面重複的給它去掉應該也不少吧。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人所說的話算嗎？我想應該也得算吧，比較高層次的黨組織的領導人的話得算，最起碼領導人裏的一把手所說的話應該算黨的話，這得有多少人，這得有多少話，我想就算是雜七雜八的一扣也不會比所有黨章裏黨的話少，只能大概說海量，海量。 除此之外以胡錫進、金燦榮、司馬南、張維為為代表愛國賊們的傑出代表們所說的話可以算作黨的話嗎？這個確實是值得商榷的問題，在我這裏鐵定是不能算的，但是對於這些愛國賊的代表們所能代表的那些愛國賊們，它們的話應該也得算黨的話，要不然會傷它們這些代表們的髒心爛肺的，得算，得算，這樣算來算去就算是去掉其中重複的黨的話在數量上去計數應該是個天文數字吧，是不是很多很多，至於含混不清也是一定的，黨是做什麼的，黨是統治和控制人的，黨的話更是去統治、控制最少是去玷污人的思想的，而人的思想這東西又不像人每天吃幾次飯拉幾次屎那樣直觀，思想是縹緲的，為了應對這種縹緲，在整體上去看黨的話都是含混不清的，不然達到不達到統治、控制和影響人的思想效果先不說，黨的話本身就不成形了。比如鑲在黨頭上的那句“為人民服務”就含混不清，什麼算人民，怎麼叫服務，如果不含混就只能說“為黨自己認可過的屬於“人民”的人提供黨所做的事情之中可以稱之為“服務”的行為”，您看是吧，已經這樣了也沒把人民和服務解釋清楚，您說黨的話含混不含混吧。
第二點：黨的話很雜很雜，又在不斷變化。
也許真的是黨太過於偉大，也許真的是黨太過於自信，只要是黨所統治的範圍內，甚至應該也包括不受它所統治的世界，只要與它有關的吧，關於政治黨有話說，關於經濟黨有話說，關於文化黨有話說，關於歷史黨有話說，關於宗教黨有話說，關於環境黨有話說，關於人性交不性交生不生孩子黨都有話說，它媽的人類世界的一切的一切黨都有話說，有了黨世界才有意義，只有黨的話能給世界指明方向，在這裏先不討論黨的話的正確與否了，只說黨的話這樣無死角的去覆蓋一切它能不雜嗎？不雜才怪呐。當然如果說黨的話能像法律條文一樣嚴謹的話從某種層面來說無所不包大概也可以說無可厚非，但是不管黨把它的話吹噓到天上去它畢竟不是法律，高於法律也不是法律，如果說黨的話能像良善的宗教條文一樣穩定守恆的話從個別視角去看大概也可以接受，但怎麼可能，黨章變來變去，各級黨的領導人變來變去，就連那些愛國賊們的代表們也像澆了大糞的雜草一樣一茬又一茬，都是它媽的缺德喪良心，但是各有各的壞法啊，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就算是對同一件事在很短的時間內黨的話也可以來回橫跳，比如前些天很火的鼠頭鴨脖子事件就是很好的證明，今天黨說了那是鴨脖就是鴨脖，誰說是鼠頭在黨看來就應該把誰抓起來，第二天黨說鼠頭就是鼠頭，誰要再敢提鴨脖在黨眼裏一定居心叵測，如果第三天黨改口說是鴨脖那就是鴨脖，誰要是不服氣或者說膽敢揪住鴨脖鼠頭這件事不放，完全可以把誰抓起來，雖然這是件小事但卻完全可以說明黨的話很雜很雜，雜到連鴨脖或鼠頭都不會放過，而它的變化也許就在幾天甚至幾分鐘之內。
第三點：黨的話很美很美，只是臭不可聞。
前面已經提到過黨的話是用來統治、控制最少是去玷污人的思想用的，更進一步的說就是黨的話就是用來騙人的，騙自己或者說騙它們自己人，更騙別人或者說騙所有不是它們自己人的所有其他人，一般情況下，騙人的話都比較美，從這個方向說下去，黨的話絕對是騙人話裏最美的那一大坨，黨的話裏有幾乎沒有錯誤的過去，哪怕它真的直接害死了最少幾千萬人，黨的話裏有幾乎沒有問題的現在，哪怕現在在它的統治範圍之內真的是民生凋敝、自殺氾濫，黨的話裏有絕對完美的未來，哪怕那真的只是虛空之中的大旗，就是這麼美，從另一個層面來說，黨的話不管怎樣絕對能讓傻子聽著開心，黨的話不管怎樣絕對能讓騙子聽著舒心，黨的話不管怎樣絕對能讓那些愛國賊的代表們嗨到直接高潮，就是這麼美，再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對於黨來說關於它的話它根本不關心也不在意任何人包括它們自己人在內的人信不信，只在意服不服，服的就不說了，不服的能抓就抓，抓不住把他或她遮罩掉甚至扭曲掉不就不就好了嗎？如此這般下來黨的話能不美嗎，就是這麼美。但黨的話就是再美也不能改變它是騙人的這一屬性啊，或者說不管怎樣美都沒變法改變它臭不可聞的本質啊，比如說共產黨黨章裏那句“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屁話，誰要能用人話給我解釋出或者論證出所謂的共產主義在所謂的共產主義實現那一天還有什麼意義，說句過分的話我天天為他或她或它禱告，如果沒有任何人或垃圾（愛國賊的代表們）能夠用人話解釋出或者論證出來合理的意義只能說明這句話本身真的臭不可聞。緊接著您就可以想了，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都臭不可聞了，它的其他話能有香味嗎？
大概總結了黨話的三個特點，接著就該說做人事了，我想其實嚴格意義來說關於做人事我應該也算個門外漢，我做過的事情太少，我犯過的錯誤太多，我甚至不確定我現在算不算在做人事，但不管怎樣我還是想接著往下說的，因為最起碼我對於自己辨別或者說判斷什麼是做人事還是比較有信心的，在我的粗淺認識裏做人事其實跟做人應該是同一個意思，而關於做人怎樣才好我想儒家傳統文化中的“仁、智、禮、儀、信”五個字總結的最為精煉和透徹，我不確定在共產黨統治之前的傳統文化中這五個字是對做人所提的最低要求還是最高標準，但我很確定在共產黨的統治世界裏，這五個字對幾乎所有人來說都宛若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一樣遙遠而模糊，對我起碼是這樣，更為殘酷的現實是把這五個字喊的越響亮的人離這五個字或者說離這五個字的意境越遙遠，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本質中的虛偽和奸詐所必然造就的，沒有辦法，現實就是這個樣子，在這樣的現實中幻想著黨的人以“仁、智、禮、儀、信”為參照去束縛它們自己人，我想就如要求“母豬上樹、公豬下崽”一樣過分或者說不公允，所以得完全拋開“仁、智、禮、儀、信”來談聽黨話之後的做人或者說做人事，我想不管在任何時代，在任何地方，一個人如果要做人事最起碼應該在思想上真誠，在邏輯上如一，在行為上有底線，這真的是最低而不能再低的標準了，但結合前面所說黨的話的三個特點和眾所周知的現實，如果真正的聽黨話，就真的不可能做人事了。
您想啊，黨的話很多很多，卻都含混不清。一個人如果真聽了的話，不管是全聽（不可能全聽），還是選擇性的去聽，這個人不會真誠，最起碼不可能在思想上真誠，反而基本上就是一個騙自己也騙別人的騙子，最起碼是個思想上的騙子；您想啊，黨的話很雜很雜，又在不斷變化。一個人如果真聽的話，不管是聽大面的（不可能聽大面的），還是聽細微處的，這個人不會如一，最起碼不可能在邏輯上如一，反而基本上就是一個聽聲變性的變色龍，最起碼是個邏輯上的變色龍；您想啊，黨的話很美很美，只是臭不可聞。一個人如果真聽了的話，不管是真信（不可能真信），還是假信，這個人不會有太多底線，最起碼不可能在行為上有太多底線，屎都能聞出香味來，什麼善與惡，是與非，甚至是人性都得拋到九霄雲外，而真的少了善與惡，是與非，還有人性的牽絆，還需要底線做什麼，這個世界又會成為什麼樣子，也許就是現在的鬼樣子吧，當然我相信在以胡錫進、金燦榮、司馬南、張維為等愛國賊們的代表們的引領下，情況可以更壞，或者說已經在更壞的路上。
這篇文小文章寫到這裏，基本上算是寫完了吧，論證了聽黨話和做人事真的只能二選一這個小論點，論來論去卻又感覺自己好像在論證一個偽命題，或者說這個論點有兩個大的漏洞，第一個漏洞就是對於我自己來說這個論點在夾槍帶棒這方面確實有點過了，我所想反對的真的是共產黨這一整體和那些愛國賊的代表們，而不想把所有聽黨話的黨的人都包含在內。第二個漏洞就是嚴格來說關於聽黨話更像一個範圍概念，而不是一個固定的標準概念，也就是說對於黨的人來說，不存在完全不聽黨話的人，也不存在完全聽黨話的人（那些愛國賊的代表們雖然它們很想也稱不上完全），所以說這個論點的更好的說法應該是對於黨的人來說，有多大程度上的聽黨話，就會有多大程度的不做人事更為合適。不過我又想只要是正常人僅僅只是想一想“惡意返鄉、惡意討薪、軟肋”等等數不盡的黨的時代名詞的意境，大概也能理解我所說的聽黨話和做人事，真的只能二選一也並不太過分吧。
文章的最後我還想再做另外一個補充，這個補充就是我認為黨是知道哪怕是對於它們自己人來說是不存在完全不聽黨話的人，也不存在完全聽黨話的人的，但黨為什麼又要把聽黨話舉得那麼高呐，我想這是因為黨更知道聽黨話是一把懸在外人更是懸在所有它們自己人頭上的一把鋒利的屠刀，一把想砍誰就能砍誰的屠刀。言盡於此吧。
2023年7月18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