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
作者：李碩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本書介紹
《翦商》是一部借助考古發掘與傳世文獻，重建夏末至西周初年歷史的作品。它的敘事主線從二里頭（夏文化）、商代、周人崛起，一直延伸到牧野之戰與西周建立。
本書的核心觀點極具沖擊力：周人滅商，不僅是一次政治革命，更是一場徹底的宗教與文化革命。 周公旦一代人廢除了商朝血腥的人祭宗教，並系統性抹去了與之相關的記憶，從而開創了後世三千年華夏文明「敬鬼神而遠之」的世俗化基調。書名「翦商」，即是「剪滅商朝」之意，喻指這場斬斷神權舊傳統的決絕變革。
心得
在電影《封神》熱映期間，《翦商》這本書也隨之引起廣泛討論。雖然書評意見不一，不少讀者認為作者後半部的主觀解讀較強，但我認為，李碩兼具中文與歷史的學術背景，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難得的視角——畢竟在三千年的時間洪流中，太多線索早已模糊，我們已不可能完全復原當時的歷史現場。
學生時代的歷史課本裡，商周更替對我而言，彷彿只是單純的朝代更迭。直到讀了《翦商》，我才驚覺這兩個朝代在文化上竟存在如此深刻的斷裂。周公以一場決絕的文明改造，親手埋葬了商朝血腥的神權體系，重新為華夏文明寫入了「德」與「禮」的基因代碼。原來，那些我們視為文化本能的價值觀，並非與生俱來，而是一場被精心構築的歷史選擇。
作者以深入淺出的敘事，將這段被塵封的轉折寫得栩栩如生。讀完此書，我才真正理解到：華夏文明的思想基石，並非漂浮在傳說之中，而是奠基於一場真實、深刻且充滿勇氣的歷史斷裂與重建之中。
從夏到商：兩種王朝，兩種活法
二里頭遺址挖出了一個「不太一樣」的夏朝。
它沒有我們想像中帝國該有的樣子——核心區就兩百公里見方，都城連個外城牆都沒有，人稱「大都無城」。更有意思的是，宮殿區和鑄銅作坊居然各自圍著牆，像兩個鄰居合住一個小區。這哪裡像後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朝？分明是王族和工匠集團搭夥過日子，技術貴族有自己的話語權。
夏人手握當時最先進的青銅技術，卻沒拿它大造兵器去開疆拓土，反而把技術鎖在作坊的高牆裡，主要做祭祀用的禮器。這性子，像個埋頭搞研發、不愛打架的技術宅——重儀式，輕擴張，靠文化和技術吸引力維持影響力。
可這套「斯文」的玩法，被從東方來的商人徹底打破了。
商人很可能是騎著水牛搞貿易的流動部族，在走南闖北中嗅到了夏朝的軟肋——王權和技術集團之間那種微妙的緊張。於是他們聯合其他勢力，一舉掀翻了夏的統治。
商人上台後，畫風突變。
他們拿到青銅技術，第一反應不是供起來，而是大規模鑄成兵器。從此戰車馳騁，勢力範圍暴漲到夏朝的十倍不止。
從盤庚到武丁：晚商的血色巔峰
商人經歷過「九世之亂」的內部撕裂後，在盤庚帶領下，將都城遷到了殷（今河南安陽）。這個看似簡單的搬家，卻標誌著商朝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神權與王權捆綁得更加緊密的晚商時代。
商王開始明確宣稱：自己的權力來自上天（上帝），而祭祀歷代先祖，就是與上天對話的唯一通道。王，成了神與人之間不可替代的媒介。
到了武丁在位時期，晚商迎來了它的武力與信仰雙重巔峰。
武丁頻頻對外用兵，將商朝的疆域推向極致。但伴隨著軍事擴張的，是人祭宗教的全面爆發。殷墟的王陵區裡，埋藏著上萬具殉葬者的遺骸；甲骨卜辭中，密密麻麻記錄著各種獻祭的占卜。殺戮，從儀式變成了國家常態。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馬車被引進中原。無論是用於戰場衝鋒，還是傳遞政令，這項技術都讓商朝對遠方的控制力大大增強。戰爭、祭祀與通信，在武丁時代被整合成一套完整的統治系統。
為什麼人祭在商朝如此重要？
它不僅是信仰，更是一套精密的統治密碼：
- 劃清「我們」與「他們」
在商人融合多族群的過程中，誰來獻祭、誰被獻祭，成了最直白的身份標籤。透過獻祭羌人等異族，商人強化了「我族優越」的集體認同。 - 壟斷「人神對話權」
商王親自主持最盛大的人祭，等於宣告：只有他才能真正與神溝通。王權與神權在此合而為一，不可挑戰。 - 展示「王的絕對權力」
沒有什麼比決定他人生死，更能彰顯權力的純粹與恐怖。人祭是一場針對所有活人的威懾表演，無論貴族還是邊民，都在血光中讀懂了王的意志。
周人的雙面生涯：從商的獵手到暗夜的謀劃者
周族的故事，始於一個尷尬的身分。
他們原是偏居陝西、與羌人有著血緣淵源的邊緣部族。商王武乙時期，周族首領古公亶父帶領族人遷居周原，與商朝簽下了一紙帶血的契約：以自由換取生存空間，代價是成為商的附庸，為其捕獵羌人俘虜，供應殷都永無饜足的人祭需求。
這份血腥的工作，讓周族在戰火中迅速武裝化，也讓他們在西部站穩了腳跟。然而，這段「獵俘者」的歷史，成為周人心底不願觸碰的恥辱烙印。文王的父親季歷，憑藉為商朝征戰的軍功獲得封賞，卻最終死在商王手中——這暗示著，在商人眼中，周人始終是可用亦可棄的工具，雙方的關係充滿猜忌與脆弱。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季歷之子——周昌（後來的周文王）身上。
當周昌被商紂王囚禁於羑里，他親身經歷了身分的徹底逆轉：從獵捕他人的「獵手」，淪為祭壇邊待宰的「俘虜」。這段牢獄之災，讓他對商朝血腥的統治邏輯有了刻骨的體認。
出獄後，周昌開始了一場孤獨而危險的智力反抗。他在自家地窖裡，用微雕甲骨的方式秘密研習商王的占卜之術，表面是學習通神，實則在窺探商朝統治的奧秘，計算著那個看似永固的王朝何時會露出破綻。
更重要的是，他接觸並改造了商人的占卜方法，後人稱之為《易經》。這部被後世視為哲學經典的文本，在其最初的爻辭中，卻暗藏著大量關於捕俘、獻祭的實錄，以及隱晦的滅商謀略——其中「含章」二字，便被解讀為「翦商」的暗語。
最終，長子伯邑考在殷都被殺獻祭，成了壓垮周昌的最後一根稻草。當商王將他兒子的血肉呈現在他面前時，所有的隱忍、謀算與恐懼，都化為一個決絕的信念：「受命於天」。
這四個字，不僅是一句口號，更是一場持續三代的復仇的開始，也是一個新文明在血色中緩緩睜開的眼睛。
周人的崛起之路，從附庸到反叛，從學徒到顛覆者，正是在屈辱中積蓄力量，在黑暗中繪製藍圖的過程。而文王在地窖裡刻下的那些微小字跡，最終匯聚成了改寫華夏命運的洪流。
殷周之變：一場由恐懼驅動的文明手術
牧野之戰的烽煙尚未散盡，真正決定華夏未來三千年走向的變革，才剛拉開序幕。這場變革的總設計師，不是戰場上的武王，而是他的弟弟——周公旦。
武王去世後，周公面對的是一個危機四伏的新生政權。他採取了三項足以稱為「文明手術」的舉措：
首先，是物理性的拆解。平定「三監之亂」後，周公強行拆分商族，將核心貴族遷離故土，甚至系統性地摧毀了殷都。這不只是懲罰，更是要徹底斬斷商文明賴以存續的空間與記憶紐帶。
接著，是一場無聲的宗教革命。他全面廢止了人祭、人殉、人奠基這些深植於商文化的血腥習俗。更關鍵的是，他抹去了與之相關的文字記錄與歷史記憶，彷彿這段歷史從未存在。
最後，是思想體系的重建。周公構建了一套全新的敘事：王朝的更迭，不再是神意的直接體現，而是取決於統治者的「德行」。他將商人具象的「帝」，替換成更為抽象的「天」，並提出「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原則——政權的合法性，第一次與道德表現緊密掛鉤。
這不僅是政權交替，而是一場文明的「格式化重裝」。
周公的理想，是打造一個不再被血腥神權支配的世俗文明。在政治上，他用宗法與分封制，以血緣為紐帶重建秩序；在思想上，他將「德治」樹立為統治者的最高準則；在宗教上，他將鬼神推向遠方，定下了「敬鬼神而遠之」的基調。
他將這套理念，強制推行於周人、商遺民乃至東夷族群之中。這場變革的深層動力，或許正是源自對人祭宗教的極度恐懼——正是這種恐懼，催生出了華夏文明早熟的理性與倫理特質。
五百年後，一位特殊的讀者讀懂了這場手術的意義。
孔子，這位商王族的後裔，在晚年癡迷於《易經》的研究。他很可能從那些隱晦的爻辭中，窺見了被周公掩蓋的商朝真相。但他沒有選擇揭露，而是成為了周公最堅定的繼承者。
孔子理解了周公的深意：抹去血腥的過去，不是為了欺騙，而是為了讓所有後代——包括商遺民在內——能夠擺脫歷史的負罪感，在一個新的道德基礎上重新開始。 他窮盡一生整理「六經」，倡導德治與禮樂，塑造以「仁」為核心的倫理世界，正是為了守護並傳揚周公所奠基的文明藍圖。
從周公到孔子，一場出於恐懼的決絕變革，經過五百年的消化與闡釋，最終內化為這個文明最核心的精神基因。華夏文明之所以成為我們今天所知的模樣，正是因為在三千年前的那個關鍵時刻，有人選擇了徹底告別血腥的神壇，走向了一條以人間德行與秩序為中心的、孤獨而早熟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