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st when I thought I was out, they pull me back in.」
(當我以為自己已經脫身時,他們又把我拉了回去。)——《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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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禮拜開始時,昭岳已經不再需要人提醒幾點到工地。
身體會自己醒來,甚至比鬧鐘還早。
不是因為精神好,而是大腦裡某一條神經已經習慣死死地繃著。
這個案場,他閉著眼睛也知道哪裡有裂縫、哪裡的磁磚還沒對齊。
他不需要翻圖,就能在腦子裡把整個空間攤開。
這是一種熟悉的能力。
當一個人開始「不用想就會做」,通常代表他已經被完全放進那個位置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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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所的工程即將接近尾聲。
表面上看起來順利,收尾的壓力卻才剛開始。
業主不再天天出現,卻每天都有新的想法。
有時是訊息,有時是透過助理,有時乾脆在晚上九點傳語音。
「我剛剛想到一件事。」
這句話,成了昭岳最近最不想看到的開頭。
不是因為改動本身,而是那些「臨時想到」的內容,往往牽一髮動全身。
燈位一動,線路就得改;
隔間一改,硬體配置就得重排;
而每一次調整,最後承擔的都不是提出要求的人。
昭岳開始替工班吸收這些壓力。
把情緒留在自己這邊,把工作分配得更清楚。
阿德私下跟他說過一句話。
「你這樣很像被綁在這個案場,哪都去不了。」
昭岳聽了沒有回。
他知道那不是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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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經理依然很少出現在現場。
她回訊息的速度慢,但內容精準。
像一個遠端操盤的人,知道重點在哪裡,卻不願意站在第一線。
昭岳懂她。
也比誰都清楚她在躲什麼。
這個業主不是不能得罪,而是「得罪不起」。
不是因為脾氣,而是因為他背後那一整串可能被抽走的案子。
所以白經理選擇把界線交給昭岳。
不是明說,卻是默契。
他開始成為那個「緩衝」。
上面是業主的期待,下面是工班的極限。
而中間站著的那個人,沒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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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禮拜的星期三,進度第一次真正卡住。
業主臨時要求調整大廳的一支裝飾柱。
不是結構問題,是「感覺不對」。
這四個字一出現,整個現場都安靜了。
感覺不對,沒有數據,沒有標準,也沒有白紙黑字。
只有一個人說了算。
昭岳站在那支柱前,看著已經裝潢好且跑完電線的柱面。
拆掉並且恢復功能,至少三天;
不拆,後面驗收一定會出問題。
他打電話給白經理。
電話轉進語音。
他沒有再打第二次。
不是因為生氣,而是因為他已經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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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他第一次用「自己的名義」跟業主談。
沒有轉述設計、沒有搬出公司。
只是站在現場,用最實際的方式說明代價。
業主聽完,沉默了很久。
最後只說一句。
「那你幫我想一個不用拆的做法。」
那不是妥協。
是命令。
昭岳點頭。
因為他知道,這一刻他已經被圈進某個圈子裡了。
不是因為信任。
而是因為你已經站在那個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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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家時,雅雯看出來他不對勁。
不是累。
是那種被事情黏住的狀態。
吃飯時他話很少,彤彤講什麼他都聽,但反應慢半拍。
像是腦子裡還留在工地。
洗完澡後,他坐在沙發邊改圖。
紙一張一張攤開,又一張一張疊起來。
雅雯問他。
「你是不是忙過頭了?」
昭岳沒有馬上回答。
因為他知道,那不是一句關心那麼簡單。
那是一個警訊。
他開始意識到一件事。
這份工作,正在變成一個「沒有門的空間」。
你不是被困住,而是你走不出去。
業主開始只找他。
工班遇事先看他臉色。
白經理把更多決定權留給他。
表面上,他被信任。
實際上,他被束縛著。
而最可怕的是——
他發現自己居然無法站起來抵抗。
不是因為被奴役慣了。
而是因為他已經太久沒有被需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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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禮拜的尾聲,昭岳站在工地陽台,看著樓下車流。
他突然想到一個畫面。
鳥不是一開始就在籠子裡的。
牠只是在外面飛累了,停在一個看起來安全的地方。
等牠想再飛時,那扇通往外界的門已經關上了。
而且,沒有人真的把牠關起來。
只是每一根精緻的欄杆,都標註著牠無法拒絕的理由。
牠緊靠在籠子邊,翅膀不再拍打。
那一刻他第一次明確地知道——
自己已經不在「即將上岸」的階段了。
而是還在「離岸潮」裡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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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一早,昭岳比平常更早到工地。
不是因為勤奮,而是他知道今天一定會出事。
那面牆的「不用拆方案」,他昨晚想了三種。
每一種都不是最好的,只是「最不會再被改的」。
這種選擇方式,讓他感到陌生又熟悉。
陌生的是工程本身,熟悉的是那種在職場裡反覆出現的狀態。
他站在大廳中央,把尺寸再量一次。
雷射線打在牆面上,垂直與水平線穩定,卻看得讓人心煩。
阿德走過來,看了他畫在紙上的修改線。
「這樣做,工期會壓到後面喔。」
阿德說得很直,不帶情緒。
「我知道。」昭岳回。
「那業主有說什麼嗎?」
昭岳停了一秒。
「沒有,也希望不再有。」
阿德看了他一眼,沒再多問。
工班都懂這種「沒有」。
沒有回應,通常代表後面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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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在中午前出現。
不是一個人來,還帶了兩位不常露面的同業。
三個人站在大廳,像在看一個尚未定案的商品。
昭岳走過去,主動說明調整方案。
他講得清楚、條理分明,刻意把語氣壓得很平。
業主聽完,沒有馬上回應。
其中一個同業笑著說:
「現在的設計師都很敢喔,現場都交給監工處理。」
那句話看似玩笑,卻把昭岳的位置點得很清楚。
他不是設計師,也不是決策者。
他只是那個「被推到前面來承擔結果的人」。
業主最後點頭。
「先照你說的做看看。」
這句話沒有承諾,反倒像是在看一場好戲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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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施工開始後,問題一個一個浮現。
不是大問題,而是那種會拖慢節奏的小狀況。
尺寸差一點、線路卡一下、接縫要怎麼修飾。
每一件單獨看都不嚴重,疊起來卻能把人磨乾。
昭岳一整天幾乎沒有坐下。
講話、確認、補救、協調。
他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有「純粹做事」,而是在不停地「止血」。
傍晚時,他站在洗手間門口,看著鏡子裡的自己。
臉色正常,眼神卻不在。
那不是累。
是被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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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白經理終於回到現場。
她沒有多說話,只把昭岳叫到角落。
「業主那邊有沒有太為難?」
昭岳看著她。
那一瞬間,他其實很想把整件事說清楚。
但他沒有。
「還可以處理。」他只說了這句。
白經理點點頭。
「這個案子撐過去,後面會順很多。」
這句話,本來應該是鼓勵。
卻在昭岳心裡,變成另一種重量。
因為他聽懂了。
撐過去的不是案子,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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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禮拜的最後一天,工程照表完成階段性進度。
業主沒有稱讚,也沒有挑剔。
只是淡淡說了一句:
「之後那幾個空間,再一起討論。」
那不是結束。
是延長。
昭岳站在現場,看著工班收工具。
每個人臉上都有一種「暫時撐過」的表情。
他突然意識到一件事。
這個案子,如果確實做得好,後面真的會有很多案子。
但那些案子,很可能都會是這樣的性質。
不能拒絕、不能得罪、不能失手。
而那個被推到最前面的人,會一直是他。
回家的路上,他沒有開音樂。
車子在紅燈前停下時,他盯著前方的斑馬線。
白色的線一條一條,看起來像籠子的欄杆。
他忽然想起那句話。
有些人不是被關住的。
是被留下來的。
留下來的人,最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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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家。
彤彤已經睡了,桌上留了一張畫。
是一隻鳥,站在窗邊。
沒有籠子,卻也沒有飛。
下面寫著歪歪斜斜的一行字:
「小鳥白天飛累了,晚上鑽進籠子裡。」
昭岳把那張畫放回冰箱上。
他很清楚地知道——
如果再不調整方向,他會在這裡待很久。
直到連振翅飛起的力氣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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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在床上,閉上眼。
工地的聲音卻還在腦子裡。
敲擊聲、討論聲、被壓住的情緒。
他突然明白,
囚鳥最難的,不是飛不出去。
而是有一天,你會開始忘記天空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