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冬天總有些潮濕的氣味，像什麼東西在角落裡悄悄發了霉。
手機螢幕亮起來，又是她的訊息，那些關於他的各種細節，像沒完沒了的報表，填滿我們原本可以談論的天氣、旅行，或只是沉默的空檔。
我問過她：「為什麼一定要告訴我這些呢？我和他明明連辦公室都不在同一個區域，也沒什麼交情。」
她回答得理所當然：「因為我的朋友裡面，只有你認識他啊！」
我看著那些字，感覺自己被什麼塞滿了——我成了一個位置，被用來存放她的情緒。她並不是想和我分享什麼，她只是需要一個地方，好在與他那場無止境的職場攻防裡，偶爾隱身躲藏。
他更像是潮濕牆面慢慢長出的黴斑，總在某個午後撥一通電話到辦公室，用那種讓人聽著極不舒服的語氣：「她升小主管了，應該沒通知你吧？」
「為什麼一定要告訴我呢？我和你並不熟。」
「因為你們是朋友啊！我覺得她應該會怕刺激到還沒升遷的你。」
他很擅長抓住人與人之間那一點微妙的距離。那些瑣碎的職場升遷、誰又討厭誰的耳語，都被他輕輕地拋過來。他不太在意事情的真假，只是在電話那頭期待著另一種細微不安的顫動。
後來，事情變得有些荒誕。
她一邊罵著他，卻又一邊得意地播放他們共同主管意圖為單身的她與他拉紅線的八卦。那樣的混亂慢慢堆在一起，讓人感到一種隱約的倦怠，仿若吃了夏天酸掉的三明治。
出國前的那個十月，像是某種倉促的謝幕，訊息接連不斷。
她哽咽著訴說病痛，他隨即打電話來，聲音像島嶼上的冬日寒流提早到來：「她用癌症博取我們公司所有人的同情。」
「說過了，為什麼一定要告訴我呢？我和你並不熟。」
「因為妳最好心了。」
我好像看見一抹冷冽的灰白。
那些糾葛、那些刻意的拉扯、那些所謂的情義與惡意，在這一刻忽然顯得有些多餘。窗外那片灰色的天空，也不再像悲劇，只像日常裡發霉的食物殘渣。
我靜靜地把辦公室電話放下，不再管他說什麼，順手拿起手機，把LINE裡的她封鎖，然後刪除。
明天早晨，當陽光從窗簾縫隙透進來，打在行李箱的皮革上，我合上行李箱，掛上密碼鎖——這座島嶼上的一切都與我無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