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可以檢討，但刑責不能消失。
我想問以下幾件事：沈後山目前擔任「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的理事長，
他主張所有社工犯錯都不能被起訴，否則以後社工不敢執行業務，這主張是否有理。
「陳尚潔不能被起訴。否則以後所有社工都不能做事。」這是否代表全台灣所有社工的立場？
他說「社工不具備保證人地位」，這主張合理嗎？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
醫事人員、社工人員、保母、教育人員等，只要在執行職務時發現疑似兒少受虐、疏忽照顧或其他不當對待，必須在 24 小時內通報。
重點有三個：
1. 只要是「疑似」就要通報，不用等到確定
2. 是「應通報」，不是「可以通報」
3. 必須在 24 小時內完成通報
通報對象通常是地方主管機關或 113 保護專線。
也就是說，法律並沒有給這些人選擇空間。
不是看心情，也不是等判斷百分之百確定。
只要合理懷疑，就必須通報。
如果沒有通報會怎樣
法律也寫得很清楚。
行政責任：
依《兒少法》第 100 條規定，
未依法通報者，可處新台幣 6 千元以上 6 萬元以下罰鍰。
而且可以按次處罰。
對保母來說，還可能影響其登記資格。
對醫師與社工，也可能涉及主管機關的行政處分或專業懲戒。
刑事責任
如果：
* 本來依法負有保護義務
* 明明知道或可預見重大危險
* 卻沒有通報或處理
* 最後造成孩子死亡或重傷
那就可能進入刑法「不作為犯」的討論。
也就是刑法第 15 條講的情況：
有法律上義務防止結果發生的人，不作為，與作為同。
這時候，就不只是罰錢的問題，
可能會涉及過失致死或過失重傷。
法律對保母、醫生、社工的要求很簡單：
只要在執行職務時發現疑似兒虐，24 小時內一定要通報。
沒有通報，至少會有行政罰鍰。
如果因此造成嚴重結果，還可能有刑事責任。
這不是道德要求，是明文法律義務。
談剴剴案中的起訴爭議
剴剴案讓整個社會心碎。一名年幼男童在長期虐待下死亡。針對此案，檢方已起訴主要施虐的保母，並依傷害致死等重罪追訴。同時，也起訴負責該案訪視與處理的社工陳尚潔，罪名包括過失致死以及業務登載不實。案件目前已完成審理程序，法院預計在 2026 年 4 月 16 日宣判。在判決出來前，任何人都不能說被告一定有罪，這是基本的法律原則。
然而，近來有部分社工團體與評論者主張，不該起訴剴剴案中的社工，並強調社工在本案中沒有保證人地位，因此不應負刑事責任。
這樣的說法，其實值得社會仔細思考。
什麼叫保證人地位
保證人地位，簡單講，就是法律上有義務要阻止壞事發生的人。
不是每個看到危險的人都有刑責。
但如果你是依法負責照顧、監督或保護的人，情況就不同。
父母有。監護人有。
某些在特定個案中負責處理兒少保護工作的社工，也有。
重點不是社工這個職稱本身。
而是在剴剴案這個具體個案中，相關社工是否依法負有保護義務。
剴剴案中的社工真的完全沒有法律義務嗎
兒少法明文規定，社工就是責任通報人。
在實務上，個案社工負責訪視、評估、通報、提出安置建議。
這不是一般路人。
這是被指派處理剴剴個案的人。
如果一個人依法承接個案、進行訪視、掌握風險資訊，卻完全不需要對重大疏失負刑責，那這套制度還有沒有實質意義。
討論剴剴案中的保證人地位，不能只抽象地說社工不是父母。
而要看，在這個具體案件中，是否有能力採取行動卻沒有做。
制度問題，能不能成為剴剴案中的免責理由
許多人指出，剴剴案背後有制度問題，例如案量過大、人力不足、社會安全網存在漏洞。
這些問題都存在，也必須改革。
但制度有問題，不代表個人永遠不用負責。
如果只要說制度不好，就可以免除刑事責任，那任何公務人員都可以主張自己沒有責任。
刑法討論的是，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是否已經盡到法律要求的最低注意義務。
不是要求社工無所不能。
而是要問，在剴剴案中，是否存在明顯可以預見、可以避免，卻沒有處理的危險。
為什麼說不該起訴社工，這論點其實很危險
起訴不等於定罪。
起訴只是表示檢察官認為有合理犯罪嫌疑，應交由法院審理。
如果連起訴都被認為不應該，那等於告訴社會，只要是出於專業身分，就不必接受司法檢驗。
這反而傷害專業。
真正成熟的專業，應該有能力面對法律的審查，而不是在判決出來前就先宣布不該起訴。
剴剴案不能只有制度責任，也要釐清個人責任
當然，不能把所有結構性的問題都丟給第一線社工。
但同樣地，也不能把所有刑事責任都說成替罪羊。
在剴剴案這樣一個孩子死亡的案件中，我們可以同時做兩件事。
第一，檢討制度。第二，釐清個人責任。
這兩件事並不衝突。
如果我們把刑責完全抽空，社會安全網就只剩下口號。
如果我們拒絕讓法院審理，那法律就失去應有的功能。
在剴剴案中，真正該問的問題
在剴剴案中，真正該問的是：
是否存在具體職務義務。
是否有可預見的重大風險。
是否有可以採取的行動卻沒有採取。
這些問題，應由法院在證據基礎上判斷。
在判決出來前，我們不能定罪。但也不能因為職業身分，就預設無責。
制度需要改革。社工需要支持。但剴剴案中的法律責任，也不能因此消失。
這才是對孩子、對專業，也是對社會真正負責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