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九龍城的題目講到這裡,在香港還做了一個題目,是朋友去年就叫我去訪問的 Gordon Mathews,當然是我心中非常喜愛,而喜愛到採訪全程都很緊張的人類學家。我不是文化人,過往從沒試過就一個人的某本書、某個研究來寫這個人,以前採訪學者都是講人生故事的。為了這第一次的嘗試,我把 Gordon 的新書貼成了這樣:
因為看得太慢,後來開始整理這些筆記的時候,已經完全忘了前半本的標籤是在貼什麼。採訪人類學家是非常有挑戰的經驗,可能比採訪同行還要難吧,好的人類學家,一定不會沒你敏銳。所以 Gordon 一皺眉、一微笑,我都心中一驚,「他一定看出我背後想問什麼了」。在採訪內容之外,我還跟他聊了些私心想討論的事,例如深度報導與人類學研究的區別,記者與人類學家的區別,兩者可互相借鑒的地方,以及他的「幸福人類學」。我們聊到為什麼大眾新聞與許多的人類學研究都愛書寫暗黑與傷心的東西,難道這些人都是抖M嗎(誤)?為弱勢發聲,看到主流的光鮮所籠罩不到的東西,可能是共同的原因吧。所以當我們談新聞理想,好像總有些「俠義」(我是武俠迷,最愛令狐沖XD);而人類學,也是很「人文」的學科啊。
事實上令 Gordon 聲名鵲起的移民研究,例如重慶大廈和這次的非洲人在廣州,並不是他「本業」。他如果懂得中文,其實可以發現他常備的「救命飲料」Coca Cola的中文名「可樂」,與他處理自己人生和研究領域的重點,是很可以互相呼應的。採訪大概進行到半個小時的時候,他臉色開始發紅,不得不站起來喝了一瓶可樂。這讓我想起他聲援雨傘運動的時候,躺在干諾道中的中央,要一起佔領。那時候他也一定帶了很多的可樂,也帶了藥物吧。他不能自主產生胰島素,這是天生的疾病。我想對他來說,他授課時慣常所講的,對 happiness 和人生意義的定義與尋求,也是以他個人經驗為最初的開端,或至少,與之是分不開的。採訪的最後,我不想顯得諂媚但也還是忍不住說,Gordon,我知道做田野的過程中,會面臨太多突發狀況,而對需要定時服藥的人來說,風險更大,你是有勇氣的人類學家。他說他沒進熱帶雨林,沒去查毒梟,不算什麼,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