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 留下來的人們，你好嗎？

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雙重性

在無差別殺人案件發生後，媒體常會簡單地把人劃分為「加害者」或「受害者」，「被害者的遺族」通常是正義的一方，而「加害者與其親人」則是該被排除的毒瘤。這樣的分類雖然讓觀眾容易理解事件，但人的複雜性，卻讓二分法未必適用。

編劇為了彰顯受害者也可能具有加害者的身分，將宋喬安這個原本是無差別殺人案中，受害者的母親的角色，置於媒體副總監的職位上。台灣媒體自由度是全亞洲第一名，無數個新聞台在這個小小島嶼每日餵食過量超載的新聞與談話性節目。一則未經求證的爆料，都有可能引爆人肉搜索、甚至現實生活的霸凌與排擠，導致當事人輕生。宋喬安手中握著媒體這把利刃，狠狠刺向兇手的妹妹李曉文，讓李家人藏居的地點曝光，鄰居對李家人潑漆、丟垃圾。宋喬安對李曉文說: 「你們有活下去的權利? 那我的兒子呢？他有活下去的權利嗎？」

而身為加害者家屬的李家三口，編劇花了很多時間在描述無差別殺人案後，整個家庭的崩解與破碎。兇手李曉明的父母為了賠償受害者將家產變賣一空，輿論的攻擊與壓力讓他們遠遁偏僻的小漁村，父親受不了打擊而鎮日酗酒，母親為了糊口推著車到漁港賣肉粽，但臉上的口罩因為終年不敢脫下，而滿臉紅腫爛瘡。唯一的妹妹李曉文，在兩年的荒廢後，被母親的一句「家裡死三個人就夠了」狠狠打醒，改名重新開始自己未竟的人生。但卻在職場上遇到了當年事件被害者家屬的宋喬安，這樣的巧合讓戲劇張力頓時驟升，也微妙地顛倒原本的加害者/受害者的相對關係，讓我們得見人性並非簡單的二分標籤所能說明。

受害者對加害人報復，就可以得救嗎? 深陷在喪子之痛的宋喬安對老戰友說 「以前的她已經死了」，宋喬安心中一部分的死去讓她的家庭颳起隱形風暴，先生對她敬而遠之，女兒失去親情的依歸，轉向外面尋找愛的慰藉。她將李曉文視為獨家新聞，將自己的恨藉機發洩在對方身上，但編劇並不認為這是讓宋喬安從創傷中解脫的方法。恨不是解法，只是情緒的出口，但修補傷痕並且重生，是必須自己走出受害者的身份才能擁抱的結局。

被留下來的我們

1995年日本曾發生過奧姆真理教沙林毒氣殺人事件，是枝裕和也曾為了探討事件中加害者/被害者的雙重性，以加害者家屬為主角創作了電影《這麼…遠，這麼近》，他始終相信「所謂犯罪不只是犯罪者本身的問題，不可能跟我們毫無瓜葛」，「我們不該忘記，奧姆真理教是從我們社會所產生的。」

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標題放大了「我們」二字，每一集也始於新聞報導後，網友的評論幾乎無時間差地從各地發佈，隨即點讚翻高攀飛，一個個文字從虛幻的網路世界飄起。就像是那些構成了「我們」，在圍觀事件的人們，也在事件中占有一席之地。

王赦律師的另一半美媚，有簡單平凡的生活、想守護的家人，對於媒體上發生的無差別殺人案件，除了憐憫受害者，更不希望自己或家人是下一個受害者。在女兒小斐的幼稚園被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闖入後，急著將女兒轉學。彷彿「我們受到了威脅，唯有排除或躲避那些恐怖、與我們不同的人，才能保有原來純潔無垢的生活。」

恐懼很合理，把「與我們不同」的人隔離很容易，但只是暫時將洪水堵在牆外，無法改善現狀。

編劇巧思安排了應家姊弟的故事，讓「我們」在第三視角得以觀察「與我們不同」的精神障礙者可能的原因與生活樣態，「他們」是怎麼慢慢變成「與我們不同」，是遺傳？還是環境？「他們」在就醫、服藥後有可能回到正常生活嗎？當「他們」化為有血有肉的故事後，或許可以多一點理解，也多一些社會支持的可能性。這樣，也才有可能消融心中對「他們」的恐懼，或許有一天，心中不再有「他們」這個分類。

事件發生後，故事並沒有結束，兇手伏法後，或許也還會有下一個兇手。每ㄧ個人都參與著、經歷著這個誕生善與惡的社會。我們與惡的距離都不太遠，但是在看完這部戲之後，或許我們會做出不同的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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