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從一份新解密的文件說起
在香港局勢日益嚴峻，民眾的抗爭正在面臨主政者的強硬對待，並已經造成嚴重的人權侵犯行為的時候，我經常聽到的呼聲，就是希望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能夠對香港人伸出援手。香港反對運動的代表人們們，包括黃之鋒、李柱銘、陳方安生、黎智英等人，頻頻出訪歐美，也是出於同樣的期待。
當然，這樣的期待和努力，還是有一定成果的。以美國為例，眾議院已經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就是一種聲援，對於港人的鼓舞是相當大的。但是，正如我一位長期從事人權工作的老朋友指出的，即使通過了這樣的法案，實際效果能有多大呢？
不允許有侵犯人權紀錄的人入境美國，其實意義就不大，那些官員不一定非要來美國。更何況，法案的通過是一回事，是否嚴格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那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六四的案例：美國對中制裁的「陽奉陰違」
這裡還有一個更需要討論的問題：不管香港人多麼需要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支持，但是，對於美國來說，真的有意願為了香港犧牲在他們看來更大的利益所在，即與中國的穩定關係嗎？對這一點，我認為非常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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