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者2.0」模型：10年後的「一國兩制」？

十一前夕，前瞻未來。香港人冷靜，加油。

近來不少朋友推介Timothy Snyder的著作《暴政：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結合6月以來面目全非的「新香港」，可謂對昔日政治冷感一群的當頭棒喝。然而要前瞻可能出現的新局面，William J. Dobson的《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一書，也許更近現實，因為當代威權政體早已「進化」，不會再講求形式上的獨裁，也懂得做出種種包裝（例如「對話平台」），來進行同一種高壓管治。

雖然多年前介紹過這本書，但當時社會並未有今天對知識的渴求，現在重讀，當別有體會。從這角度而言，解放軍、武警、緊急法一類大動作，都屬於「獨裁者1.0」時代，但行其實而隱其名的「獨裁者2.0」，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京、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和現總統塞西，對普世價值的打壓，卻更值得警惕。早前有關方面暗示還有很多「合法手段」未用於香港，正是這麼一回事。

根據Dobson研究，「獨裁者2.0」的第一特徵是標榜自己定義的「法治」，不時提出「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等口號，以擺脫獨裁或「人治」形象，但實際上僅以法律為管治工具，思維類似中國古代法家，而鮮有宣傳現代法治精神。正如石永泰大律師年前解釋：

「尤其是在一些沒有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法律被任意執行的體制，法院跟政府『合作』，以確保法律按政府喜歡的方法詮釋，用來打壓一些令當權者不悅的人或組織。這往往被包裝為『法治』(Rule of Law)，但說穿了其實就是「我以『法』來『治』你」(Rule by Law)。所謂『依法辦事』，說穿了就是『依我們的意旨辦事』(Rule by Man)。『法治』不僅是只懂盲目地『守法』–『法治』概念更包括：尊重獨立的司法機構、法律條文必對人權作出保障、執法者行使法律賦予的酌情權時，必須尊重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這些例子都說明『法治』概念遠遠超出單純『守法』。過份強調民眾必須『守法』 （而對其他元素避重就輕或隻字不提），往往是極權政府的特徵：熱衷於利用法律作為整治民眾的工具，而不是用法律約束自己的管治的方式。」

我們邁向的是「法治」還是「依法治國」，賢愚共知。在後者的國度，異見份子、被打壓對象，通常都會因為逃稅、嫖妓一類理由被整肅，對家人、朋友都會構成壓力。例如俄羅斯司法機構可以命令非政府組織上繳任何文件，新法實施一年內，俄羅斯政府已檢查相關組織超過一萬次。由於嚴刑峻法是壓制群眾運動的不二法門，警察的隨意執法，也得到「依法治國」的框架保障。就像在「新香港」，不行緊急法而隨意叫停集會、變相局部戒嚴，這叫作「止暴制亂」。但「獨裁者2.0」懂得利用輿論，每每會拿極個別例子祭旗，例如通過類似香港警監會的內部監察機制，去說明警察依然受監管，而蓋過不能改變的結構性問題，希望魚目混珠（幾乎肯定六個月後的警監會報告會以此為劇本）。但只要高壓形成，整個社會的寒蟬效應，就開始出現。

「依法治國」定義寬廣，經濟打壓自然是延伸。普京在俄羅斯上台後的最大動作，就是重新中央集權，警告國內經濟寡頭要服從政府，不就範的要麼流亡海外，要麼被政府以「逃稅」等罪名清洗，再由司法機構出面檢控，結果所有戰略資產不久盡歸中央。寡頭為了自保，除了要配合普京的重新分配資源國策，主動捐出部份財產，自然也要進行內部整肅，以飯碗確保旗下員工跟隨主旋律；技術上那不是打壓，員工被解僱也可以「依法」申訴，但客觀效果，人所共知。在香港，由國泰、匯豐開始的連串針對員工的打壓，罪名不過是在社交媒體表達意見，結果已是一片肅殺，個人社交帳號改名成風，不少人顧忌公司同事「舉報」變得慎言，這都是經濟打壓的成效。

Dobson講述「獨裁者2.0」明白全面打壓媒體會招來話柄，不會全面查禁傳媒，只會暗裏干預傳媒編採工作。「獨裁者2.0」更高明的，是同時大舉支持「群眾」「監督」媒體，所以容許有限度的「公民討論」空間，以便親政府群眾能「發聲」和「行動」，而不用政府直接出手。

這又結合到網絡民粹主義的利用：只要政府懂得施行民粹政策，例如煽動階級矛盾、「鬥地主」和反精英情緒，基層、工人、農民不難被動員起來，這些力量以往受制於精英政治而難以發聲，互聯網卻令他們也得到新權力，只要政府懂得收編為己用，讓他們得到「權力感」，就會成為類似紅衛兵、小粉紅一類體制外部隊，網上會集體欺凌舉報，網下則以「別動隊」方式「清潔太平地」，作為《環球時報》公然鼓勵的與警察配合的「愛國群眾」，去行警察也不方便公開做的事情。與此同時，個別極激進反政府聲音則會獲得保留為樣板，讓「獨裁者2.0」證明自身的民主自由，也方便進行分化。

由於法治、自由普遍被視為普世價值，「獨裁者2.0」也會高呼同一口號，都說要支持民主、自由，反對派用甚麼口號、使用甚麼文宣、甚至唱甚麼歌，政權就會東施效顰的依樣葫蘆，堪稱品味惡俗之極致。但品味以外，這也是醜惡的計算，使用同一字眼、形式，而掏空其一切內涵，再滲入自己的A貨，例如強調民主、自由有很多種，本國與西方提出的「普世價值」不能直接應用，所以只應推行自己定義的民主和自由，這種強調本國獨特性的邏輯，即耳熟能詳的「國情論」；特區政府昨天又回應遊行，只如何按照《基本法》推動普選，亦可作如是觀。

由於所謂「西方滲透意識形態」、推動「顏色革命」，是政權必須自我理順其高壓模式的文宣，所以教育界也會成為重災區，確保上述核心價值的話語權，能牢牢掌握在親政府學者手中。因此，「獨裁者2.0」都會保障（愛國群眾行使的）「自由」、舉行（愛國者為主體能當選的）「普選」，以確立管治合法性。然而，這些選舉只能在操控下進行，或者事先加入諸般門檻和限制，例如北韓「普選」，投票率高達99.97%，但要是出現真正的普選，卻會被定義為「陰謀搶奪政權」；至於「需要時」例如「為了選舉進行絕對安全」，連整場選舉也可以取消，雖然比較old school，但假如「執政意志」夠強，正如湯家驊資深大律師定義，這也是「公平」的一種。至於同是資深大律師，相信石永泰還是湯家驊，自然人各有志。

須知「獨裁者2.0」的存在，目的依然是壟斷權力和資源，有了上述框架，一切就駕輕就熟。例如軍政府治下的埃及，跟民主國家一樣有選舉、反對黨，實行三權分立，但軍方高層遍佈全國部門，軍方成員甚至經營道路建造、礦泉水、酒店等生意，經過「阿拉伯之春」，復辟的軍政府反而比穆巴拉克更大權獨攬。

香港回歸後，本來屬於昔日殖民地精英繼續管治的社會，經濟、商業、文化、社會本來沒有改變，只是「換旗換督」；問題是中國經濟發展太快，出現了太多新興利益集團，而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能輕鬆使用的「走出去」（自行意會其經濟意思）基地，早成了兵家必爭之地，但假如不改變香港社會管治模式，只是小修小補，對他們而言，還是不能洗太平地。唯有通過「獨裁者2.0」模式，動員群眾，改變社會經濟根本結構，才符合此刻某些利益集團的目的，至於是「人心回歸」還是「人心覺醒」，對他們而言反而並不重要，甚至後者反而可以「引蛇出洞」，更出師有名。

要有效回應「獨裁者2.0」，必須先了解整個模式的漏洞所在，否則很容易被請君入甕。就像早前的「對話平台」，在民主地方，例如法國對話平台，聚焦問題後能交由民主制度表決，可以換總統，可以換政制，可以換議員；但香港「對話」後，任何改變不可能由民間促成（否則運動根本不會出現），只能來自特首皇恩浩蕩，也就是不會有改變。

又如在民主地方，例如法國，對話平台能表述一切制度問題，像建立「第六共和」；但香港對話平台，一句「自治就不是一國兩制」。在民主地方，對話就是對話；但在沒有民主制度的地方，只能依靠「行政吸納」來「代表」民意，說明最終的獨裁決定參考了「在社會具廣泛代表性的各界」，有了「民主元素」，而公告天下現場直播的「對話」，正是這種掩飾威權的「行政吸納」手段的一部份。

在民主地方，對話可以做agenda setting，但媒體不需要積極配合，散水成效緩慢，要做足一萬多場；在沒有民主制度的地方，政府通過「對話」能搶奪agenda setting權力，絕大多數媒體會積極配合，製做話題，令政府處於下風三個月後第一次反客為主。既然已進入大時代，大家也需要與時並進，時刻保持警惕，來日方長，IQ、EQ、AQ和CQ都同樣重要。

明報筆陣2019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