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04|閱讀時間 ‧ 約 5 分鐘

新冠肺炎與“邪教”的民主啟示錄

撰寫:黃瀾思
新冠肺炎疫情在韓國迅速延燒,有許多確診案例來自一宗教團體“新天地教會”的教友,教會在遭到外界批評加速疫情擴散之餘,各種關於“新天地教會”是邪教的指控也不脛而走。在各方輿論的壓力下總會長李萬熙出面下跪謝罪,承諾會全力配合防疫。
無獨有偶,在台灣也有一個“中華中正黨”,黨主席“少龍”自稱為“天界最高層次的神”,同時也是世界的救世主。他宣稱新冠肺炎是源自心靈上的因果病,戴口罩、洗手、看醫生等方式都對抗疫沒有成效,惟有多聽“少龍”的歌曲即加入“中華中正黨”才能治療疫情,否則全台灣恐怕要“死超過一半的人”。
由於事關公共利益與社會安全,“新天地教會”及“中華中正黨”都已被當地警方介入調查,許多台灣人在看到相關新聞時也都不禁發噱,無法理解為何外人看來如此荒謬的宗教團體,竟能吸引大批信眾追隨。
確實,隨著社會與科技文明的發展越發進步,台灣社會一方面享有多元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也對宗教信仰以抱持著更加理性的態度,去質疑批判其真實性與可信性,也因此有許多新興宗教被外界視為“異端邪教”。
宗教自由當然不是無限上綱,對於危害道德風俗、甚至影響到社會安全的行為,宗教同樣需要受到法律所規範,。但“邪教”與“宗教”難有明確的區分標準,民眾普遍將“單神”、“神的代言人”、“收取奉納”、“神蹟”、“負罪”、“拉攏宣傳”等特徵做為辨別邪教的標準,​​但其實多數人所信仰的主流宗教也都具有上述元素,差別只在於成立時間的早晚、或是其論述“是否在主流宗教的體系之下”。若與主流宗教相背的、或是“另起爐灶、自立門戶者”,通常都會被外界認為是為了詐欺斂財的“異端邪教”。
簡言之,由於傳統的主流宗教傳承以久,早已被社會大眾接納,僅管民眾未必相信或認同其教義,也都抱有一定程度的尊重與包容。但對於新興宗教,就算其教義的原理及規範與主流宗教並無二異,也會受到民眾以理性的精神嚴格檢視、進而以其不符合現代的科學知識、或無法進行辨證驗證,而批判其真實性與有效性。
許多宗教都表明了,神或造物主並非人的理性與意識心所能理解的範疇,教義當然也無法如同社會科學這般推論辯證。有趣的是,人們面對無法驗證的宗教領域,抱持著越來越科學理性的態度,但對於真正應該質疑辯證的社會科學,卻反倒充滿了不可質疑的宗教式狂熱。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曾說過“民主是個好東西”,不只有西方國家會高舉民主自由大旗,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樣提及了“民主”與“自由”,沒有人會認為民主自由不重要、毋須追求。但“民主自由”身為一種意識形態,如何將之落實於國家社會的治理層面,則有許多不同模式的選擇,而這正是社會科學所討論的範疇。
面對社會科學的問題,世人當然要抱持著質疑、批判及驗證的態度,理性專業的權衡利弊,何種制度設計最符合現實的考慮,現有的製度如果已經出現弊病缺陷,又應如何改良。但或許是深受西方的民主理論與製度影響已久,當西方國家已對民主失靈提出警訊與反思時,台灣人卻將這套“民主自由”的體制視為不可質疑、也無須證明的真理,原本應該理性面對的科學問題,卻變成了“信與不信”的宗教問題。
冷戰結束之後,由“多黨政治、三權分立、投票選舉”等元素所建構的西方政治體制深受不少人所信奉,而將之視為不可逆的普世價值,放諸四海都能適用、且都應追隨的製度典範,許多地區所面臨的問題,也被認為是缺乏民主制度所致。然而,許多中東或是非洲國家在建立民主政體過後,其內部衝突並未減弱,國家並未因此富強,人民當然也沒有過得更好。身為民主龍頭的美國近年也不斷反思,資本主義下的民主是否已淪為1%的人“所有、所治、所享”,而使原有的民主自由走向衰亡。
這並不代表民主制度已經徹底無用、或是應該被捨棄,它有其優缺,也能藉由不同的市場體制及社會制度調和改善,但不是一吃見效的萬靈丹。人們應該意識到,原有的民主體制並非不可質疑的唯一信仰,而是應該不斷被討論、深化的,隨著不同現實環境設身打造的科學問題。
就算真的將“民主自由”視為信仰而毋須爭辯,在身處宗教多元包容的社會情境下,民眾也應將不同地區的體制視為不同的宗教體系,就算對其他宗教的教義不盡認同,至少也要抱有兼容並蓄的精神,而容忍不同詮釋的存在。但現下的社會氛圍,似乎已將西方舊有的那套“民主自由”視做唯一真神,而將其他民主自由的詮釋與模式視為“異端邪說”,進行獵巫式的批鬥清洗。
而現實是,台灣人現所推崇信仰的“西方民主自由體制”,同樣是經過不斷調整與辯證後的產物,且至今都仍隨著社會的變動與需求而不斷做出相應的改善,它可能從走向犧牲個人靠向集體,但同樣是“民主自由”的體現。如果民眾對宗教或是封建迷信都能日漸理性的看待,對於“民主自由”的社會科學提問,更應以科學批判的辯證方式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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