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與“邪教”的民主啟示錄

撰寫：黃瀾思

新冠肺炎疫情在韓國迅速延燒，有許多確診案例來自一宗教團體“新天地教會”的教友，教會在遭到外界批評加速疫情擴散之餘，各種關於“新天地教會”是邪教的指控也不脛而走。在各方輿論的壓力下總會長李萬熙出面下跪謝罪，承諾會全力配合防疫。

無獨有偶，在台灣也有一個“中華中正黨”，黨主席“少龍”自稱為“天界最高層次的神”，同時也是世界的救世主。他宣稱新冠肺炎是源自心靈上的因果病，戴口罩、洗手、看醫生等方式都對抗疫沒有成效，惟有多聽“少龍”的歌曲即加入“中華中正黨”才能治療疫情，否則全台灣恐怕要“死超過一半的人”。

由於事關公共利益與社會安全，“新天地教會”及“中華中正黨”都已被當地警方介入調查，許多台灣人在看到相關新聞時也都不禁發噱，無法理解為何外人看來如此荒謬的宗教團體，竟能吸引大批信眾追隨。

確實，隨著社會與科技文明的發展越發進步，台灣社會一方面享有多元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也對宗教信仰以抱持著更加理性的態度，去質疑批判其真實性與可信性，也因此有許多新興宗教被外界視為“異端邪教”。

宗教自由當然不是無限上綱，對於危害道德風俗、甚至影響到社會安全的行為，宗教同樣需要受到法律所規範，。但“邪教”與“宗教”難有明確的區分標準，民眾普遍將“單神”、“神的代言人”、“收取奉納”、“神蹟”、“負罪”、“拉攏宣傳”等特徵做為辨別邪教的標準，​​但其實多數人所信仰的主流宗教也都具有上述元素，差別只在於成立時間的早晚、或是其論述“是否在主流宗教的體系之下”。若與主流宗教相背的、或是“另起爐灶、自立門戶者”，通常都會被外界認為是為了詐欺斂財的“異端邪教”。

簡言之，由於傳統的主流宗教傳承以久，早已被社會大眾接納，僅管民眾未必相信或認同其教義，也都抱有一定程度的尊重與包容。但對於新興宗教，就算其教義的原理及規範與主流宗教並無二異，也會受到民眾以理性的精神嚴格檢視、進而以其不符合現代的科學知識、或無法進行辨證驗證，而批判其真實性與有效性。

許多宗教都表明了，神或造物主並非人的理性與意識心所能理解的範疇，教義當然也無法如同社會科學這般推論辯證。有趣的是，人們面對無法驗證的宗教領域，抱持著越來越科學理性的態度，但對於真正應該質疑辯證的社會科學，卻反倒充滿了不可質疑的宗教式狂熱。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曾說過“民主是個好東西”，不只有西方國家會高舉民主自由大旗，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樣提及了“民主”與“自由”，沒有人會認為民主自由不重要、毋須追求。但“民主自由”身為一種意識形態，如何將之落實於國家社會的治理層面，則有許多不同模式的選擇，而這正是社會科學所討論的範疇。

面對社會科學的問題，世人當然要抱持著質疑、批判及驗證的態度，理性專業的權衡利弊，何種制度設計最符合現實的考慮，現有的製度如果已經出現弊病缺陷，又應如何改良。但或許是深受西方的民主理論與製度影響已久，當西方國家已對民主失靈提出警訊與反思時，台灣人卻將這套“民主自由”的體制視為不可質疑、也無須證明的真理，原本應該理性面對的科學問題，卻變成了“信與不信”的宗教問題。

冷戰結束之後，由“多黨政治、三權分立、投票選舉”等元素所建構的西方政治體制深受不少人所信奉，而將之視為不可逆的普世價值，放諸四海都能適用、且都應追隨的製度典範，許多地區所面臨的問題，也被認為是缺乏民主制度所致。然而，許多中東或是非洲國家在建立民主政體過後，其內部衝突並未減弱，國家並未因此富強，人民當然也沒有過得更好。身為民主龍頭的美國近年也不斷反思，資本主義下的民主是否已淪為1%的人“所有、所治、所享”，而使原有的民主自由走向衰亡。

這並不代表民主制度已經徹底無用、或是應該被捨棄，它有其優缺，也能藉由不同的市場體制及社會制度調和改善，但不是一吃見效的萬靈丹。人們應該意識到，原有的民主體制並非不可質疑的唯一信仰，而是應該不斷被討論、深化的，隨著不同現實環境設身打造的科學問題。

就算真的將“民主自由”視為信仰而毋須爭辯，在身處宗教多元包容的社會情境下，民眾也應將不同地區的體制視為不同的宗教體系，就算對其他宗教的教義不盡認同，至少也要抱有兼容並蓄的精神，而容忍不同詮釋的存在。但現下的社會氛圍，似乎已將西方舊有的那套“民主自由”視做唯一真神，而將其他民主自由的詮釋與模式視為“異端邪說”，進行獵巫式的批鬥清洗。

而現實是，台灣人現所推崇信仰的“西方民主自由體制”，同樣是經過不斷調整與辯證後的產物，且至今都仍隨著社會的變動與需求而不斷做出相應的改善，它可能從走向犧牲個人靠向集體，但同樣是“民主自由”的體現。如果民眾對宗教或是封建迷信都能日漸理性的看待，對於“民主自由”的社會科學提問，更應以科學批判的辯證方式來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