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廖士鋒
橫跨3月10日到3月11日的夜晚，武漢台人第二批包機，分別在中華航空（台灣）與東方航空（大陸）執飛下，順利降落桃園機場，至此，兩岸關於專機的爭議看似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新模式而和平落幕，但是在兩岸共派飛機的“雙飛模式”之下，一種新的高下對比又被媒體所塑造。
華航的英雄敘事與東航的處處疏漏
在這種對比中，華航被賦予一種“英雄敘事”，而東航則是相形見絀。先來說華航的英雄敘事，這包含幾個特點，第一，是在起飛前發現有乘客體溫過高，因而滑回停機坪重新檢查，最後雖然班機延誤起飛3.5小時，但被認為是“謹慎起見”，報導幾乎都以正面看待；第二，則是華航比照此前台灣在日本撤僑的“橫濱模式”，規定所有乘客全程一律穿著隔離衣、配戴防護面罩與口罩。在這個英雄敘事中，華航（及其背後的民進黨政府）非常完善地做出了機上防疫的安排，展示了先進性。
另一方面，深夜起飛、凌晨才降落的東航班機則沒能得到台媒太多的讚許，反而略帶責備意味。例如，台媒大規模以不無指責意味的標題報導東航拒絕比照華航給乘客穿防護衣、僅同意戴口罩，對此親綠媒體“自由時報”語帶無奈指出，東航不准乘客穿著防護衣， “在溝通無效後，我方將強化降落後的防疫準備工作”。最後，東航飛機降落在桃園機場，事實揭曉，畫面顯示下機乘客均有穿著隔離衣，另一綠媒“民視”因而改為報導“東航包機稱不需要防護衣，我方堅不退讓才妥協”。看起來，東航處處慢半拍，還需要台灣政府的“教訓”，才願意採用“正確”方式。
上述兩種圍繞防護衣物的報導敘事，凸顯出華航的“高標準防疫措施”、以及並未明言的東航的“低標準防疫措施”，由此兩岸對防疫的重視跟可信度，似乎高下立判；但追根究柢，其實這種文明與野蠻、謹慎與大意的對立，正是刻意塑造而成，而這種刻意塑造，可能為兩岸關係更添口水，而不能帶來實質幫助。單就東航隔離衣事件來說，依據“聯合新聞網”報導，知情的乘客家屬指出，武漢天河機場櫃檯本就有準備300件隔離衣供乘客在登機前穿著使用。
政治口水戰讓兩岸得之不易的合作與互信蕩然無存
無奈的是，兩批包機都因為政治因素而產生口水戰，2月3日深夜第一批首班包機抵達台灣，民進黨政府起初對大陸表達感謝，但隨著2月4日一名台商確診，台灣開始大力攻擊大陸檢疫疏漏，兩岸互信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防疫口水戰，第二批包機也一再延宕；而第二批飛機則遇到台灣“黨政高層”在媒體放話指涉東航防護不佳、中共百般刁難；大陸官媒“新華社”也報導台灣多方阻撓登機名單的更新。
這些口水戰的發生，都使原本純粹的健康權利人道議題，染上濃濃的政治味，更讓兩岸好不容易達成的合作，再次回到謾罵的原點。單就第二批的情況言之，不論是上機名單可否因為空位而增補、體溫與核酸檢疫是否足夠、是否必須全員都穿戴隔離衣與防護面罩，甚至是確切的起降時間，本該在事前經由兩岸協商而確定，但最後都在乘客降落後，兩岸官方與媒體又發生互相指責、推佞的聲音，從首班包機到第二批包機已過月餘，面對各種狀況，雙方都應設想周到，如果事前就能有共識，事後又怎會被拿來作文章？
目前看來，台灣所強調的“橫濱模式”，其實不僅包含自派飛機與檢疫人員，更有要求乘客必須全身關穿戴防護設備的內涵，但是“橫濱模式”所要展現的，僅僅只有防疫必要嗎？恐怕其中更隱含台灣防疫的優越性訊號，而這種優越訊號，在綠媒塑造的東航與華航的對比之下顯露無遺。
台灣對大陸，或者兩岸對於彼此，都有某種優越感在作祟，這本來沒有對錯，但是就防疫來說，真正的要務不應該是優越感引起的政治口水，而應聚焦在人民健康跟民眾返台願望的達成。這次台媒對武漢第二批台人包機的後續報導告訴我們，兩岸之間最可怕的挑戰不是病毒，而是強烈的文明與野蠻的區別意識，雙方若是始終不願真正對等尊嚴看待另一方，則兩岸和平仍會是充滿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