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的手段：馬來西亞的抗疫限行令第1天

（抗疫限行令實施前塞到爆的馬新邊境）

限行令頒布的5天前，我不得已去了趟吉隆坡辦了件私事。已經知道巴生谷（Klang Valley）的疫情已有惡化的趨勢，所以抱著小心翼翼的態度，想說措施充足、與人溝通時保持距離，沒事不多逗留即可。

沒想到4天后，確診病例飆升190宗，全國確診病例來到了428宗。病源主要與2月28日至3月1日在大城堡（Sri Petaling）清真寺舉行的傳教士集會有關，跟過去追踪的個案不同的是，該集會出席者高達1萬6000人。衛生部已經無力追踪，只盼出席者能自動獻身接受檢測。

此集會也為新加坡增加了至少5宗病例。汶萊的首宗確診病例也因此集會而起。柬埔寨昨日新增的12宗病例，其中11宗也是此集會的參與者。柬埔寨昨日新增的12宗病例，其中11宗也是此集會的參與者。

如果沒有政變…

大城堡集會剛好發生在馬來西亞自2月24以來的政變時期。沒有證據顯示如果沒有發生政變，疫情會否受到控制，因為過去過低的數據顯然沒有帶來太多的緊張感。

馬來西亞一直沒有對集會發出禁令，僅勸請公眾注意衛生、勤洗手，如有症狀才需就醫。縱使巴生谷一直以來都是疫情重點城市，但我在吉隆坡時看到的依然是隨處沒有口罩的擁堵人群，包括部分食肆的服務生、衛生間的清掃阿姨等等。

口罩不是這場瘟疫的萬靈丹，但馬來西亞也沒有賠給口罩的機制。很多人不戴口罩是因為根本買不到口罩。就連洗手液與消毒液也難以取得。

可以肯定的是，鬆散的應對機制，加上公眾的個人防疫知識不足，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沒有佩戴口罩，行政大樓也沒有任何的進出管制等等，光靠僅有的“標準作業程序”，我們本來就沒有把重心放在“防範”。

例如，緊張兮兮的我從吉隆坡回來後便已匯報公司，說明曾到過吉隆坡的事實，甚至詳細列出所有所到之處，也表示願意自主隔離並遠距工作至少兩週（我的工作性質是可以遠距操作的）。不過，依照“標準作業程序”，沒有症狀的我是可以不被允許自主隔離及遠距上班的，因此我在宣布限行令的當天上午依舊需要正常上班。

因此，當疫情不幸地開始失控並散播至全國各地的時候，衛生部沒有辦法很快地進行追踪。在確診人數破500之際，限行令似乎是最好的辦法了。

抗疫限行令的成功之母

可是，限行令也必須建立在個人的防疫知識基礎之上，因為限行令並沒有辦法阻止民眾購買日常用品，如果公共場所毫不設防，疫情也不會因為不用上班而停止飄散。更何況，限制令宣布時已經是2020年3月16日（星期一）的晚上10時許，最初的宣布只有簡要的六大項，細則要遲至隔日的下午才陸續公佈，當時已有大批民眾爭相購物、學子因為大學宿舍關閉而必須購票返鄉、擔心封關導致無法工作的勞工們擠滿了馬新邊境等等。限制令實施的第一天甚至還有食肆搞不清楚狀況而開業。這過程恐怕已經加重了疫情的擴散。

還有些細則一直反复不定。例如，本以為限行令並不會完全阻斷聯邦直轄區與各州屬之間的車輛流動，但後來總警長要求需要跨州者必須到警察局填表格。可是，馬來西亞的城鄉差距頗大，有些人的工作與居住地點不在同一個州屬，而一些關鍵行業仍然需要在限行令期間運作，以致大批民眾趕在限行令前前往警局填表格，再擠個水洩不通。總警長後來再次宣布開放邊界，爾後又表示只有特定人士才能通關，一直到限行令首日下午，總檢察署才頒布憲報，禁民眾返鄉或離開目前所在的州屬。

原本州際管理就有許多灰色地帶，這次的限行令是否真的能夠成功阻斷病菌的傳染？警察、市政府、縣政府等是否有足夠的時間把衛生醒覺意識也推行到郊區的每個角落？我相信許多馬來西亞人跟我一樣，實在是不怎麼敢期待這個四分五裂的國家，可以突然在一場疫情中站在一起。

更何況，除了呆在家裡，社會福利機制是否也能同時啟動，讓那些手停口便停的行業、獨居老人或有需要的家庭獲得相應的照顧？當城鄉距離很大的時候，很多人可能只把住處當作休息的地方，跟在地未必有鏈接...我們真的能照顧到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嗎？

雖然這場挑戰也可能是一次的轉機，讓這個社會放下多年的梳理，從新理解彼此。

後記

在家中工作需要費勁避免因為防疫而與家人鬧革命。今天就差點因為公筷的事情吵起來。我弟覺得我太見外，可是我覺得，一名大學畢業生竟可以對個人衛生毫無概念得如此徹底，我們的教育得好好檢討才是。

另外，抗炎顯然是個難題。天氣太熱了，冷氣太老舊，不禁開始想念辦公室的冷氣。加上郊區的網速實在不太流暢，第一天的線上開會我根本無法好好說話，最後只能追著大家的講話速度拼了老命打字。

Whatsapp裡也不斷傳來各地朋友們的問候，並且都相約在14天後要好好見個面吃頓飯。希望大家這14天都好好的，一起撐到見到彼此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