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異國或海市蜃樓ー《從旅遊導覽書看明治、大正、昭和時代日本人的亞細亞觀光》

最近的日子裡，像是不免俗地時常就想起將近兩年前住在日本的日子，在經濟自主的前提下儘可能活用被壓縮到極限的時間與空間，諷刺的是人生不虛度的信念竟也讓人疲於奔命。一晃眼時間過去，如今那段日子竟也到了開始發酵的時期、回憶上心的時候是溫熱的，蒸氣散逸般、連想要伸手攫取都找不到縫隙。多少事發當下的猝不及防都淡忘去、最難忘的境莫過於那夾縫中求生存的感覺。一年期限的簽證、服務業支離破碎的排假、扣除房租生活後拮据的零花、咬著牙用難得出來一趟說服自己花錢時的眼前一片霧茫，其實也很像那年入春在銚子看見的陰冷天氣裡的一片汪洋，那時疫情已經在那東北方的島國開始蔓生、距離野火燎原，彷彿連近在咫尺的形容都已經不夠準確。

我是撈滿了回憶回來的，因為倉促而錯失掉多少規劃好或打算隨緣的過去，被奪走的就是被奪走了。但在最後的時間裡那點差強人意的盡興至今仍餘韻蕩漾，終究去了很多地方。事過境遷時一想，果然只是因為那當下肉身的無拘無束。也只有在被囚禁的時候才會想起自由、自由何其飄渺，多少有像如今那些小清新又假文青，有錢又任性、說走就走的灑脫。所以人在結構化的生活中選擇旅遊，拼命只想逃出這座城，唯一謹記認份與歸期，過程什麼的、好像並不重要，恆常不變的，也只是那點對於現實的逃遁，規訓之下吸食鴉片般的反抗。

饒是毒癮總有限期，最痛苦莫過於戒斷三不五時浮出水面，如果不是因為熱病無限膨脹的當下，疫病軟禁手腳，關於自由的渴望不可能達到前所未有的緊繃。然而、關於自由如何被定義，如何與「旅遊」連結，理不出一種適切的論述，驟然回溯往更早以前巨變輪番的年代，自由的概念於個體間初初萌芽，「旅遊」之於個人的連結，是否也會在乍然間讓人猝不及防？

好像打撈起一道根扎得好深的問題，但那是在讀過小牟田哲彥的『從旅遊導覽書看明治、大正、昭和時代日本人的亞細亞觀光』（旅行ガイドブックから読み解く 明治‧大正‧昭和 日本人のアジア観光）一書後、在收集資歷與吸收知識之外另一個思考。細想想、似乎是個下雨天，在小石川後樂園附近的二手書店入手的，作為一本滿載史料知識的書籍，長而細瑣的書名顯而易見的唯一優點，彷彿只剩對於厚厚三百頁所載錄內容的精確標明。如是抱著純粹收集資料的心態閱讀本書倒也能有相當豐沃的收穫，以「旅遊導覽書」作為論述出發點的本書，網羅由明治年起至昭和50年代左右，由國家政策乃至商業機制、在個自不同的目的下為民眾描畫的一系列關於「旅遊」的憧憬。敞徉其間、自然能充分獲得將近百年份量的資料、一窺數十年間國策與行銷策略的細微轉變。橫跨三代天皇年號、戰爭對於土地和政治的割裂與縫合，國家樣態的涓滴長成與一夕崩毀後又緩慢重生，選用「旅遊導覽書」作為資料引用和論述分析的出發點，確實是一種精準而犀利的切入。無論是以個人視角經驗出發的遊記或者諸類官方文件的記載宣傳，勢必都將流於片面與不自覺的偏頗，相對而言、導覽書因為在結論上勢必要面向大眾，因而能夠展現出相對俯瞰的視角，同時也就象徵了其所扮演的「橋樑」角色，連結著民眾與龐大的國策或商業體系，指引、規範、教化、甚至取悅，由導覽書這樣看似中性的資料載體中演身而出的，自然不只表面上的旅遊資訊那般單純、甚至讓人覺得能夠輕易上手，畢竟他前後通往的、都是極端。

不難發現，旅遊的歷史發展在本書中亦與近代日本歷史息息相關，在近代國家與個體的關係下，「旅行的意義」絕非之於生活或體制的追尋與逃遁，與手持膠卷相機穿梭異國小徑、文青風格的孤獨探索甚至毫無關聯。那是文明西化之初、近代世界的旅遊之於云云大眾如此陌生，數十年間的歷史演變卻在一連串過度劇烈的加速度中讓一切都翻天覆地。唯一底定的事實也只有旅遊的基礎一如今日、建立在穩固且足夠的經濟來源上，只不過更加富庶、差異的維度甚至難以想像而已。伴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張、殖民地的增生豢養起壯遊的憧憬與自信，圍繞著太平洋上的狹長島國，旅遊圈放眼東北亞並向外擴延，朝鮮、關東州、滿洲、華北……，一路向外擴及，結合鐵道與船運發展，即便知道了歷史事實仍然難以想像，曾有那麼一段時間，只要有錢、穿梭國境對於時數年前的日本人而言，竟是如此容易甚至無感。

以日俄戰爭為伊始而領有在當時被稱作關東州的遼東半島南部，南滿洲鐵道公司讓日本的觸角踏上海的另一端，鐵軌在土地上扎根後徐徐向外蔓延，也在無形間建構了往後數十年間，無論本國或者海外租借與殖民地間，以鐵道運輸搭配船運為主的移動手段。在時空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文字產物例如《旅行與費用概算》（旅行と費用概算）、《朝鮮滿洲支那介紹》（朝鮮満州支那案内）、《韓國鐵路介紹》（韓国鉄道線路案内）……等，一來有著多半為地域鐵道廳發行或者官民合作出版的濃厚官方色彩，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張，亦在往後數年間陸續發生了刊名與書中地域稱謂的變化，例如《韓國鐵路介紹》便在1911年（明治41年）十音日韓合併的緣故更名為了《朝鮮鐵路介紹》（朝鮮鉄道線路案内）。書中留下的詳盡介紹在時空背景下、其實與帝國政策欲在民眾間建立起國家集體意識的企圖有關，滿載旅館、料理、氣候、稅關、語言、貨幣與遊覽景點等與當今旅遊書幾無差異的內容，書寫方向大多與國策宣揚靠攏，刊載景點與行程規劃側重於戰爭史跡巡禮，連帶在介紹與論述上都讓對於本國歷史的宣揚強行壓過地方的脈絡發展，即便那或許只不過是地方歷史上的吉光片羽。當平壤成為豐臣秀吉麾下武將小西行長大敗明軍之地、介紹奉天車站的開頭直接將之定位為日俄戰爭決勝的地方，本書數度透過當時旅遊導覽書的節錄，反覆整理出凌駕於個人體驗之上的國族意識先行。與其驚訝文字與現實的巨大差異，面對那些豐盛而鉅細靡遺的資訊，令人感到諷刺的實則在於那股建構在虛幻想像上的滿足感，旅遊作為經濟發展的延伸產物，其意義在最初就與國家集體意識的塑造緊密結合。

在依據自身意志而自由行動的概念尚還模糊的時代，出走遠方比起探險的興奮，更多要面對的是各種未知的恐懼，旅遊書的存在，在這個時期的功能性卻也曖昧又尷尬，作為當時屈指可數的外國資訊來源，建構憧憬的當下、同時描畫著虛幻的安全感，能夠實際前往外地的，實際上只有身居金字塔頂端的一小撮人。想要前往遠方的人們安循在導覽書後、國策的安排與指引，在遠行期間渾渾噩噩建構起的實非人生閱歷或個人化的體驗、宏大山川、又或前人浴血奮鬥的遺跡，僅只是那點虛幻的信仰。以戰爭史蹟為探訪主體的旅遊型態幾乎是自明治時期起就不斷被主推與延伸，其間歷經大正至昭和年間軍國主義的加速擴張，社會間形成了以「大義名分」為名的理想大旗、對於師出有名的堅持先行於純粹旅遊的強烈目的性，隨著侵略與戰爭的加劇，逐漸由「戰地巡禮」更加精鍊成為極端追求個人對國家信仰忠誠的「聖地參拜」。無論何時都在尋求著先於個人自洽的集體正當性與歸屬感，旅遊書的編輯方針、與其所向世人展現的，彷彿也間接地映射出日本人如今為人所知的民族性，以集體意識為優先與準則的生活本能，其成因也有著源長的脈絡可供追尋，不過只是在巨變的20世紀裡被不合比例的放大而已。

而戰爭的逼近也不過轉瞬之間，鐵道的用途朝向軍事目的邁進是預料之中，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在日本國內喧囂起的大戰景氣、軍需工業的發展連帶促成了經濟發展的蓬勃或者、個體的相對富庶受惠於帝國的擴張，官方宣傳色彩濃厚的旅遊在「大義名分」之外，商業化與國家政策間的平衡潛移默化，終究也讓人們在旅途的瞻仰間，得以擁有個人化的休閒。觀光地的概念漸趨成熟，間接也成為了旅遊書記載內容的泉源，團體旅行的各種方案廣告出現在各類導覽書得卷頭頁尾，以學生族群或衝高單團人數為目標的折扣方案輩出，「讓擔負日本未來的學子們，能夠親臨外地，實際見證發展中的帝國，以及作為發展要因的戰場遺跡，在教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最原始的目的，始終如一地仍在於一種集體意識的凝聚。

因應各種旅遊方案衍生出的各種新型態的交通票卷，大多類型已經如同現今前往日本觀光時的普遍選擇，特急券、周遊券的誕生提供旅客在地域間順暢穿梭時更加便利的手段。由下關出港直到在當時的朝鮮釜山上岸，直至昭和時代之初、鐵路已經遍佈歐亞，彼時甚至能在東京車站購入前往倫敦的所有票券。作者在書中點水般地提及導覽書的意義所在，在於先決印象的建立與植入，即便沒有參與在當時日程動輒十幾二十天、要價百元以上旅遊團的打算，透過導覽書越過大海、未知的世界或許也像近在眼前。作為殖民地的朝鮮與台灣形同本國，滿洲國與中國也在協議下不需護照就能通行。奔馳在滿洲廣大土地上的急行列車亞細亞號全車配備空調、與朝鮮鐵道的特急列車「曉」（あかつき）一樣都在最尾車廂設置了展望室，除了各個地域交通局引以自豪的豪華列車之外，前往台灣與滿洲的交通手段還包括飛機航班。各款旅遊書投其所好地刊載溫泉鄉、滑雪場、露營地等遊樂資訊，鄰近車站宏偉的西式旅館提供精緻豪華的西式餐點，散見於台灣的鴉片販賣所，朝鮮妓生或活躍在哈爾濱夜色間的俄羅斯舞女。廣設各地城市的ジャパン‧ツーリスト‧ビューロー（Japan Tourist Bureau，略稱JTB）駐點提供旅客各種服務與協助，經由山海關通關進入滿洲國前應留意先將身上帶有的排華報紙先行丟棄、標示多國語言語拼音的車站站牌、細微到以分為單位的時差，與各地流通貨幣的兌換問題都被定期發刊的旅遊書所記載說明。

如今看來再基本不過的旅遊資訊，之於當時的人們而言、比起真正如字面上所示的提供所謂具備實用性的情報，對照時空背景來看，實際上還存在著一種與當下格格不入的感覺。有關書本內容的討論對於理解旅遊書的「內容」在日本戰前的意義或許唯一，作者似乎也明白這點，於是在對於外觀與價格的描述上也有所著墨，畢竟「旅遊書」與民眾間的關係、或許才是真正能夠碰觸到那個時代的一種探討方式。書中引用最為頻繁的一本旅遊書為由如今日本交通公社的前身「Japan Tourist Bureau」所發行的「旅行與費用概算」(旅行と費用概算)，無論海外的陌生土地被如何描繪成帝國耕耘的成果，只要不具備雄厚的經濟基礎，旅遊就不可能成行。單看那些刊載在導覽書卷尾的廣告便可知曉，受薪階級的財力與時間都不可能負擔起前述提及的長期海外周遊，同時、被製作成口袋書大小的「旅行與費用概算」在昭和15年時頁數達到一千頁以上、一本要價2元50錢（2円50銭），與大正年間發行的一本百頁上下、30錢左右（三十銭）相比雖然已經相對便宜，對於當時的普通家庭而言，長途旅行的困難仍舊不言自明。（註一）

對他們而言那或許只能像副望遠鏡，遠望海的另一端所有的一切都因為充滿未知而顯得繽紛，如今無從單從書中所寫判明，旅遊書販售給那些真正有能力出海旅遊的人們之於，是否還有著灌輸其他讀者任何意識形態的隱藏目的，但就算將之歸咎給時代氛圍的渲染好似也無可厚非。畢竟歷史確實也顯示了這點，不變的始終在於這一切都肇因於帝國的擴張，致使確實曾經有過那個時代，人民在海外的移動與旅遊間，感受到的舒適、便利與自豪達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一切或許也都讓那些待在國內無力出海的人們、透過旅遊書上的文字與照片而得以神遊期間，從結果來說、實際上也都或多或少的走向了國家所期待的方向吧。歸根結底，截至二戰結束前，旅遊書所展示的絕非有關外地情報的中性事實、而是隱藏在繁榮奇景外的意識形態植入。相似的形式令人在閱讀間不禁也對遙遠的過往產生幻想，但那和如今的一切在實際上都相距太遠，至今我們仍不斷寄望透過旅遊而短暫體會到的「自由」對於那個時代的人們而言，究竟又意味什麼呢。

他們尚還沒有餘暇思考，那一切就都嘎然而只在了1945年（昭和20年）。在近年開始粗淺涉獵日本戰後史的過程中，時不時萌生感覺，盤據東北亞大國的民族集體性孵育膨脹了數十年，如果不是因為戰敗的轟然巨響，也許他們永遠不會在廢墟中被狼狽地孵化。相較於孵化、帝國榮景在一夕間的盡數幻滅，和戰前透國旅遊書讀到的那些帝國建設遍佈海外的榮景所帶來的衝擊，究竟誰又比誰更加深刻。過往的殖民地轉瞬間成為對等的外國、滿洲國跟著二戰結束同時覆滅、美軍佔領的到來直接導致護照的發行都被禁止。直到1953年（昭和27年）簽訂舊金山合約，發行「旅行與費用概算」的「Japan Tourist Bureau」，才又在1945年更名為「日本交通公社」（Japan Traval Bureau）後發行了「外國旅遊介紹」（外国旅行案内）。走過戰後各種對於出國資格的嚴格限制，在戰前被反覆倡導的旅遊的「大義名分」，逐漸也淡漠在時代的潮流中。

彷彿至此開始，旅遊的型態與目的才終於逐漸由國族意識的先行逐漸往個人的追尋過度，改變得是人的想法與意念、旅遊書的書寫方式，不變仍舊是那些身在地必然會碰到的基本食衣住行，以及潛藏在旅遊書背後，另一種龐大機制的無形指引。走在經濟復甦直到邁向人均富庶的道路之上，巨型噴射機和豪華郵輪的移動手段好像只是一種時代變遷的必經，書本後半段的各個小章節裡，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節講述著戰後亞洲旅遊在人氣上的下滑，在海外旅遊終於宣告自由化的1964年（昭和39年），仍然維持著戰前以團體為主的旅遊型態中，比起鄰近且較為便宜的亞洲諸國，時人更加優先選擇的，像要逃離歷史創傷般地出走往實際意義上更加真實遠方，彷彿能在陌生的歐美異國看見那個同樣陌生的自己。那之間因政治與情感而生的糾葛，看似複雜卻也時時刻刻出現在如今的各種討論中，原來帝國戰敗的餘波時至今日仍然隱隱延續著。

而隱藏在戰後逐漸走向商品化的旅遊書背後，另一個或說叫人沮喪的事實，仍然在於商業機制與政治局勢間的平衡角力，似乎從一開始就與真正的消費者不太有關。如果說旅遊書在戰前作為一種帝國形象宣傳的角色存在，在招攬旅客促成經濟上流動與發展的同時，難以為人所知的其實仍在於其骨幹裡那高高在上的姿態。一如當時時刻標榜皇軍勇武與神國威望的新聞宣傳，人們並無法透過旅遊書看見遠隔海的另一端的真實，或者說、即便實際去了也未必就會知曉。

然而這種情況難道就在帝國覆滅、轉變為民主政體與自由陣營後而有所轉變嗎？戰後旅遊書所呈現的、似乎只是另一種較為透明的政治角力的現形。一來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因為美軍的佔領而在政治立場上丕變，身處冷戰世界的前線，在民主與共產兩大陣營的相互纏鬥僵持的戰後數十年間，昔日得以自由進出的中國與北韓成為無法輕易踏足之地不過也是暫時。書中用了單獨的數個小章節以旅遊書中台灣與中國的名稱書寫變換作為範例，以1972年(昭和47年)的中日建交為界，不只順應政治氛圍的轉變，在商業體系敏銳的感官探測下，1949年的解放軍佔領上海，也由前一年（1971）「人民解放軍從國民黨手中解放上海、成立上海人民政府。」的中性陳述，轉變為對於共產黨的美化與吹捧。

「25萬紀律嚴明的解放軍被稱頌為『神之軍隊』，尚在從事地下工作的黨員與其所指揮的勞動者們，因為共同組織武裝工廠防衛隊守護了工廠，在幾乎沒有傷害工業的狀態下讓解放軍接收了上海。」、書中這樣寫道。作為或有關或無關的第三者，或退一步而言、作為純粹的讀者，將近80年前的歷史至今也因為地理與認同的斷裂而顯得無感，或許也正因如此，能夠以相對中性的視角看待作者在書中刻意花用篇幅紀錄這個轉變的用意吧。那或許是為有深刻在這個主題上有所研究的人才能看見的那些映射在人們腦中、海外旅遊泡泡的另一面，無常丕變的歷史，實際上不也只是無常的擺弄與被擺弄，又無常反覆著、今後也將不斷延續下去。未可知作者在大量引用史料的背後是否也有那點淡淡的感嘆，無論書寫的內容如何華麗絢爛，實際上都不會等於踏出國土後真正看見的一切，只要有心，任何事情都可以信守年來的變造。無論落差是好壞大小，藏在「旅遊」這樣一個渺遠魔幻的憧憬背後，從頭到尾都不會有人意識到，旅遊書唯一在讀者眼前真實呈現的，也就只有那些一直以來都不自覺為人所逃避或不易察覺的政治現實而已。

而之於生活、不可否認那會是某種程度上與平凡市井小民無關的一切，所以才至今都不太被人在意吧。畢竟如今、至少表面上，也離那個政治對立尖銳而劍拔駑張的時代越來越遠了。然而社會集體對於個體施加的壓力，也從來就不止於政治層面，這點在日本的社會眾生相裡，才被呈現得更加鮮明。經由旅遊簡介顯現出的政治操作在讀到最後已經不再新鮮，直到看見那張1959年（昭和34年）的日本航空廣告，才驚訝於原來我也隨著書本的字裡行間、忘記了這個國家對於性別階級建構的異常執著。我對「主婦之友」還是很有印象的，不光是兩年前在日本的大小展覽中三五見到，花蓮老家的書櫃裡那厚厚的一本本月刊累累堆積，阿嬷應該是從年輕看到老、從黑白看到彩色的忠實讀者吧。一如「主婦之友」在二戰期間也跟著由普通的家庭雜誌轉變為「決戰生活號」、「家庭戰力增強號」，教導女性如何扮演好社會角色的同時為戰爭貢獻己力。相較於戰爭時期的明目張膽，昭和34年的日本航空廣告上身著和服搭乘飛機的女子，搭配刊載該廣告的雜誌『外國旅遊介紹』，也在出國旅遊的服裝建議中，針對女性讀者提出了穿著和服出國旅遊，便可不必顧忌在地或本國流行奇妙發言。對於行動便利性的無視尚可因為50年代的日本女性還以和服為穿搭主流為由暫且不究，直至旅遊自由化的1964（昭和39年）年，上述無論評價如何、蘊含了豐沛情報的旅遊導覽書，實際上的目標讀者群，一直都以男性為主的事實，才真正令人啞口。

時代背景成為最大的理由，亦令人徒留情緒難以追究，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在市場上終於也逐漸出現以女性為目標讀者的旅有書、與此同時，香港的舞廳、北投的溫泉旅館、台北的咖啡廳、韓國的妓生派對……。過去就存在的、至此也同樣存在著，習如平常、並沒有因為另一個族群的興起就此而意識到什麼。歸根結底，那些世代延續而滿載情報的旅遊書，沉沉紙頁積累而起重量，在歷史面前，也只像一大缸水，模糊映照了那些流動而過的時代。如果說他們有著什麼史料之外的其他寓意，你看到的未必是你想看的，你想看的只有自己去看，我想就是這樣而已。如果不是因為疫情強迫這一切都嘎然止息，我們奔出去的理由與那些花出去的金錢似乎也都顯得沒有理由，好壞沒有定論吧、只是對於旅遊而言，想清楚再走的定力，難或不難，真的也只能依靠自己去建立了。

註1：有關旅遊書價格或旅行團團費對當時的受薪階級而言到底算便宜或者昂貴，作者在書中以大正八年的大學畢業銀行員為例，一個月薪水大約為40-50元之間，可作爲一種衡量標準。而到昭和初年則升到70元左右。而前述提及的旅遊團團費則依據旅遊地域報名等級的不同而異，團費在50元至550間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