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的心理社會發展史

關羽的「重義」，貴於歷經一連串嚴厲的考驗而不變。這個一貫的美質，在他一生(從青年期至老年期)的行跡上，無時不閃耀燦爛的金光，放出瑰麗的異彩，使人折服。

千載以來，關公由三國時代的一位凡人武將，因忠義精神成為百姓普遍認同的聖賢，且肉身雖化，義氣長存。一時的關羽忠義行為以義行形諸於外，「義薄雲天」是對關羽一生重義行為，足為典範的表彰。朱子日：「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能不為利所動，能够見利而先思義，便是君子；見利而忘義，拋棄人生原則，便是小人。故關羽「重義」行為的現象，可以視為是義與利的對比、對抗。

然而，陳壽在《三國志》卻說到，關羽「驕于士大夫」「剛而自矜，以短其敗，理數之常也」，甚至以關羽「拒婚罵使」「求助遭罵」等行為的負面評價，與平時的認知，有極大的反差。難怪，陳壽在《三國志》中亦評析，關羽「威震華夏」「絕倫逸群」這是具有高尚品格，也是積極正面的評價。對待同一個人，陳壽對關羽之人格評價呈現兩極化，令人無法適從。可是，在某些情況下個體的人格仍是會隨當時的狀況與發展進行必要的改變，但仍會維持其一致性行為。

根據艾瑞克森(Erikson) 提出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共分為八大階段，分別為嬰兒期、幼兒期、學齡前兒童期、學齡兒童期、青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以及老年期。 艾瑞克森依據一般心理健康的行為特徵為立論基礎，將人生全程視為連續不斷的行為發展歷程，並以發自於自我成長的內在因素作為行為發展的動力，而此內在因素具有社會性，因此，行為發展是個體以自我為基礎的心理社會發展的一個歷程。

戰亂時代最能刻畫出人類的原始本性。三國時代充斥著種種政治的、外交的、軍事的權力鬥爭，揭露戰亂時代社會的黑暗和腐朽；也看到人的心機、狡猾、奸詐、殘忍與醜陋等行為。戰亂時代，正是考驗關羽的行為發展，是否能如期達到「自我統整」的任務發展。關羽一生的志向，即是「匡扶漢室、實現統一」，對其行為的發展影響甚鉅。因此，擬從關羽的一生，檢驗其行為發展，作為關羽的「自我統整」境界作最佳的詮釋。

青年期

東漢靈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關羽因殺了故鄉倚勢凌人的勢豪呂熊而逃離江湖五、六年。關羽的見義勇為，是一種路見不平、嫉惡如仇、拔刀相助的義氣，乃行俠仗義之行為。當時關羽二十歲，不計個人安危殺勢豪，見義勇為的價值觀已逐漸形成。

傳統的價值觀中，見義勇為是一種理想行為發展的實現。價值觀是個人對於事物重要性的評價與所持的看法。它對生活模式有很大的影響力，會影響一個人的立場、行為和決定。當面對不可兼得的選擇時，我們的價值取向，就顯而易見了。

若從東漢末年，外戚干政、宦官弄權，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正是關羽當時的時代背景。依一般認知，在戰亂時期，對於一個平凡家庭出身的二十歲青少年而言，能「自我認同」(self-identity)已不容易，更別說「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或重視社交關係。亦即，關羽對於「自我認同」、「族群認同」的發展應該較為殷切才對，但顯然關羽站在弱勢者這一邊，見不公不義深感義憤填膺，勇於挺身對抗勢豪，實難能可貴。

二十歲的關羽「自我認同的任務發展」危機已渡過，關羽在江湖上開始重視友誼、愛情與隸屬關係的發展，這正是「友愛親密」的發展任務。當故鄉惡霸魚肉鄉民時，受到壓迫、欺侮與傷害的弱勢者無處伸冤，而這些弱勢者是關羽的鄰居或親友，是生活環境中與關羽同處的一般平凡百姓。所以，這些弱勢者受到勢豪的欺凌，宛如就是關羽本人受到壓迫、欺侮與傷害，觸動關羽救弱扶倾的動機，路見不平，見義勇為。

東漢靈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關羽經潼關來到了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已逃難五、六載，年齡約二十五、六歲左右。雖然過著最貧窮的生活，卻因戰亂導致生靈塗碳，心中早已萌生破賊安民之志，心中不忘從戎，以報效國家，即是關羽「族群認同」的表現。在村裡，店門內，吃飯飲酒時，巧遇了劉備及張飛，三人志氣相合，張飛乃荐結義之議。為此，《三國演義》第一回發誓記載：「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

又如陳壽在《三國志‧關羽傳》亦有寫道：「先主(劉備)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二人侍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難。」藉由羅貫中與陳壽指出，三人恩若兄弟。就關羽而言，「恩若兄弟」所反映的「義」，已跳脫個別的救弱扶傾、見義勇為的義氣範圍，擴大到朋友之義、兄弟之義加君臣之義，亦即是「友愛親密的發展」。這個「義」是一種忠於國家，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忠義」，屬於｢族群認同的發展｣。

顯然，隨著不同的人生成長階段，關羽的人生需求也有所變異。關羽了解，身處盜賊四起，民不了聊生的動亂時代，若徒擁一身武藝，有志難伸，豈不虛度人生。「恩若兄弟」對關羽行為的意義就是重視昆若兄弟的發展(友愛親密的發展)。關公希望成為有用之人，自我肯定。若能達成「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誓約，更是完成個人目標、發揮潛能(有責任心、有正義感的發展)，達到人生價值的最高境界(自我統整的發展)。正是這三種強烈的心理社會發展，引導關羽忠心義膽，加入破賊安民的行列。

中年期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關羽四十一歲。曹操征伐徐州牧劉備，劉備大敗，小沛被佔，曹操虜獲劉備兩個夫人及生擒關羽，兄弟失散。劉備逃至青州，青州刺史袁譚親自迎接，並報知其父袁紹，袁紹出鄴城200里迎接。關羽被俘後，降漢不降曹。關羽降曹時，內心爭扎宛如天人交戰般痛苦，實背負極大的心理壓力。為此，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第二十五回記載：「(張)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即戰死，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賴，負卻使君依託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藝超群，兼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赳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張遼口中之「三罪」說，確實打動關羽重義之心，但關羽並非真心降曹，乃提出「三約」以對：「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不其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這是忠於「桃園三結義」的強硬立場表態。為此，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第二十五回記載：「(關)公日：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瞻，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不肯降。」又如陳壽在《三國志》亦有相同記載：｢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陳壽指出，關羽深知曹操厚待我，但他受劉備將軍厚恩，發誓共死，不可背棄。關羽至始至終不會留下，代日後他立功報效曹操後便離去。

「此約」實辯君臣之義、嚴男女之義、明兄弟之義，關公人格耀然紙上。所以，關羽降漢不降曹也屬於大義凜然的考量。隨後，他在曹營更經歷一連串非常人所能通過的人格考驗。關羽乃護嫂詣許都，於路安歇館驛，曹操故意減燭，令嫂叔共一室，他秉燭戶外，自夜達旦。曹操見關羽如此，更加敬服，待之極厚。既到許都，曹操引關羽見天子，封偏將軍，賜府第、贈戰袍、製錦囊護髯、送赤免馬。可見曹操愛才惜才，欲收攬關羽為已用，費盡心思與手段。

再察當時的天下豪傑，曹操擁兵自重，已成一方霸主，「挾天子以令諸侯」。關羽如真降曹，以曹操對他的重視，揚名立萬，享受榮華富貴，垂手可得。關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處世操守與｢重義人格」，實令人敬仰。後來，關羽得知劉備去處，「封金掛印」欲離曹營，曹操阻軍勿追，反推崇他的人格。為此，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第二十七回記載：「(曹)操曰：「吾昔已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為其主，勿追也。」因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挂印，財賄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由此可見，關羽的｢重義人格｣，連曹操也相當心服，由衷敬佩。

基於上述，關羽四十而不惑，遇到事情能明辨是非而不疑惑。對於關羽即使用財錢與女色也不能使心志迷亂，甚至貧賤不能使節操改變，以及武力不能使人格屈服，這正是「有責任心、有正義感的發展」(亦是精力充沛的任務發展)。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二月，關羽近五十歲。曹操赤壁大敗後逃到華容道，關羽攔住去路。曹操乃向前求他念及昔日恩義，放其一條生路。為此，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第四十九回記載：｢雲長日：「斬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危，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操日：「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羅貫中指出關羽提出斬顏良解白馬之危的理由拒絕。曹操再以恩義相求他終於動了心，釋放曹操而逃。關羽在華容道，感於春秋大義而義釋曹，良以有致。

當初關羽深知曹操厚待我，但他受劉備將軍厚恩，發誓共死，不可背棄。關羽至始至終不會留下，代日後他立功報效曹操後便離去。為此，陳壽在《三國志》記載：「關羽望見顏良的麾蓋，策馬衝鋒，刺殺顏良於萬軍之中，並斬其首。」關羽表明光明磊落的胸襟，但令人感到欽佩的是，曹操明知留不住他，仍想方設法以官位、金銀珠寶、美色等留之，強留不得，敵我分明，曹操實可殺了關羽，但曹操竟未殺他，且在他離開曹營時，信守「約定」，阻止曹營大將率兵追殺，縱放關羽離去。即曹操原可誅殺關羽而不殺，曹操也以義氣對待他的義氣。所以，曹操講義氣、守信用，愛才惜才，表現了曹操的心胸與肚量，實對關羽有不殺之恩義。於此，他知之甚稔，親身感受。

關羽華容義釋曹一事，看似天意，然事在人為。為此，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第四十九回記載：孔明日：「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當有以報之。今日操兵，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雲長曰：「軍師好心敗多。當初曹操委是重待某，某已殺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圍，已報訖。今日撞見，豈容放免！」孔明曰：「倘若放過了，然後如何？」雲長曰：「願依軍法！」孔明曰：「既如此，立下文書。」雲長與了軍令狀。羅貫中指出諸葛亮派關羽伏守華容道前，已明告他，而且他也承認，當時曹操確實重待他，也已報恩，以表達殺敵之心，並立下軍令狀以明志。

諸葛亮不讓曹操死的策略，關羽並不知情，他只知道立「軍令狀」和執行殺曹的任務。可是，當他遇到曾厚恩相待的曹操時，他內心非常清楚，立有「軍令狀」，沒完成使命必須接受軍法死罪論處。關羽想著沒完成使命是不忠，而殺有厚恩於他的曹操是不義，不忠、不義都不是一個聖賢君子應有的作為，所以他不顧兒子及部屬的勸言，選擇受死。

一般而言，報恩復仇是一種普遍現象，符合一般道義行為。以怨報德、恩將仇報，有違道義，會受到強烈的道義譴責，為人所不齒。關羽是一個重義如山的好漢，武藝超群，兼通經史。關羽身受曹操恩義豈能健忘，若派他埋伏華容道，必放曹操離去，此劉備、諸葛亮了然於胸。之後關羽率兵前去華容道埋守，劉備、諸葛亮談話內容知悉。為此，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第四十九回記載：「玄德曰：「吾弟雲長，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孔明曰：「亮夜觀乾象，曹操未合身亡。留這恩念，故意等雲長做個人情，亦是美事。」玄德曰：「先生神算，世罕及也！」羅貫中指出關羽義釋曹，其實劉備集團亦體會、理解與欣賞他的義行。關羽雖然已和諸葛亮立下軍令狀，可是他是有恩必報之人，所以最後仍然放走曹操。他寧可犧牲自己生命以報恩義，這種義是公義，絕非私義。

華容義釋曹一事，就關羽而言，他、曹操相遇華容道，敵我分明，正是揚名立萬之機會。但感於春秋大義，關羽寧受軍法懲處，犧牲性命換取釋放曹操，不完全是為了報恩，「以義報義」才是主因。東漢末年，天下混亂，群雄群起逐鹿中原，爭權奪利，爾虞我詐。關羽華容道義釋曹一事，不但敵營曹操敬佩，而且劉備集團亦能體會、理解與欣賞，誠屬罕見。關羽華容道釋曹，顯示完成個人目標、發揮潛能，達到｢有責任心、有正義感的發展｣。

可是，同年(公元218年)，卻發生了一件事，影響關羽的行為評價。孫權遣諸葛瑾往荊州為子求婚，關公拒之，孫權大怒。為此，陳壽在《三國志‧蜀書‧關羽傳》中記載：「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如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七十三回亦有相同記載：｢權遣諸葛瑾投荊州見雲長，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特來求結兩家之好。吾主吳侯有一子，甚聰明。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親。兩家結好，併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雲長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休再多言！」遂喚左右逐出。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匿，遂以實告。權大怒曰：「何太無禮耶！」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取荊之策。」從陳壽、羅貫中等指出，關羽「拒吳求婚」，引來爭議；為此，陳壽在《三國志》中記載：「然羽剛而自矜，…，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陳壽此話一出，世人普遍認為，乃關羽個性使然，剛而自矜，恃才傲物，拒婚辱使，外交不圓，破壞蜀、吳聯盟所致。可是，此事並非真實，孫權的心思，或許已被關羽看出其詭計，理由是劉備與權之妹聯姻，以及擬將劉禪當人質。從吳國《鼓吹曲》第七首與羅貫中《三國演義》指證歷歷，如此判斷孫權取荊州之心，從未變更。若說孫權「圖謀不軌｣，一點都不唯過。何必眾口鑠金，指鹿為馬，應要自導自演，編出關羽「拒婚辱使，外交不圓融，破壞蜀漢、東吳聯盟」所致。掩飾孫權的不法，為自己謀取荊州合法化。就艾瑞克森(Erikson)心理社會發展理論而言，關羽擁有健康的人格發展，亦是完美的(perfect)表現。

由此可見，關羽從青年期到中年期，因人格發展不同而有一個變化的過程：青年時因見不公不義深感義憤填膺，勇於挺身對抗勢豪，救弱扶傾，達到了「友愛親密的發展」任務；因呈現兩極化，足證明其斷言實在不可取。「桃園三結義」而重視恩若兄弟，以及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呈現「重義」行為，完成｢友愛親密的發展｣任務；中年期因華容道釋曹，屬於「有責任心、有正義感的人格發展」任務。

老年期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關羽六十餘歲。五月，劉備敗曹操取漢中。七月，諸葛亮及諸將謀士共推劉備即位，拜漢中王。子劉禪立為王世子。封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列五虎上將之首。八月，關羽乘孫權與曹操共謀圖荊州，攻樊城、襄陽，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操大懼，議遷都以避其鋒。為此，陳壽在《三國志》記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氾溢，禁所督七軍皆没。禁降羽，羽又斬將龐德。梁、郏、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同年十月，孫權以呂蒙襲取荊州，並奪得江陵、公安。十一月，荊州雖然已失了，但關羽在失去荊州後所表現出的忠於職守、忠於蜀漢集團的精神是值得肯定。荊州丟失之後，關羽本來還有其他路可走。當初，關羽非常清楚，尤其在知道了，公安、江陵失守後，只要不向南試圖收復失地，而是沿漢水向西會合劉封、孟達退入漢中，起碼還能保存一部分實力和自己的性命。但是，關公無論如何也不會走這條路。荊州若在，即使攻不下襄樊，但至少荊益州之格局尚在，未來仍有機會再取襄陽。

可是，關羽是重感情、講義氣的人，縱使自己已年過六十，也盡其所能，力求能改變這一切。此外，從建安六年(公元201)起，隨劉備進入荊州，已有十九年的時光，他不會這樣眼睜睜看著荊州淪陷了。因此，關羽沒有西入漢中，反而要求劉封、孟達能出兵羽他一同收復失地。反而在遭到劉封、孟達的拒絕後，他便孤軍走麥城，試圖憑一己之力把荊州奪回來。最後，關羽不但沒能夠奪回荊州，反而命喪臨沮，留下忠於職守、忠於主公的精神留給世人，達到人生價值的最高境界(自我統整的發展)。

關羽對劉備不單是單純的君臣之義。他會對劉備如此忠義，更是因內心對劉備之情「恩若兄弟」。此種對兄弟的愛、的義，更是君臣之義的核心，故關羽在《三國志》回張遼言：「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此種「生死與共」的精神，誠可動天地、泣鬼神，而對世間名利的誘惑，自然視之如浮雲。關羽，履忠踐義，正直無私，「重義人格」，精神長存。

綜上所述，關羽一生的德性其感人最深者，不是忠，不是仁，不是勇，而是他的義。關羽的「重義」，貴於歷經一連串嚴厲的考驗而不變。這個一貫的美質，在他一生(從青年期至老年期)的行跡上，無時不閃耀燦爛的金光，放出瑰麗的異彩，使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