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孩》＿我們如何活成「家」的模樣？

「她被困住了。」當我看到芳儀流眼淚，伸出手給老師體罰的時候，我心裡這麼想。被莫名難的數學，被不是再那麼熟悉的亞洲面孔，被生活的改變，一點一點的給困住。從美國回台灣，十六小時的飛機帶給這家人的只是一個公里數，一個距離。真正的變化和變化所附帶的痛，都必須沿著時間展開，細碎的插入原本美好的日常，在流血之後，學著結痂，學著治癒。

只是這直面痛苦的頻率似乎太過頻繁。於是芳儀開始叛逆。不是必然，而是在沒有引導之下的當然出口。不然我們還能怎麼做？對於一個12歲的女孩，該如何要求她去體會家庭狀況，體會父親內心的掙扎，體會母親因為病痛，逐漸失控逼近崩潰的情緒？這樣的要求太多了。不管哪個家，哪個國，哪個女孩或男孩，這樣的要求都太多了。

所以芳儀叛逆。不是因為她要叛逆，而是當她撥接，當她用Msn敲Jessie，當她看著白馬，心中還能有一小塊告訴自己，事情會或者正在變好。我還能是我，我還能是美國女孩，我不會改變；但日子真的無情，回到困住的問題，芳儀幾乎逃跑不了。

不像美國，一人一個房間，在台灣，你只要轉身都能看見至少一個家人。這麼高頻率的與人互動，即便是沒有對話，也會激起那個社會的我。潛意識的，告訴心底那頭不安的獸：「我必須控制，必須節制，我們是整體，這裡不是美國的家，這裡沒有American Dream，這裡是台灣。」

這樣的生活特性也反映在了評論盛讚的「節制」之上。電影的節制是來自於台灣人生活的真實紋理。任何與家人住過斗室的人都能清楚曉得，摩肩擦踵，比鄰而坐，沒什麼比物理上的距離更能消弭人的自我跟特性。跟手足吵架了？那又如何，打完吵完摔完，身為台灣人，他等下還是會睡在你旁邊。你連崩潰，放聲大哭，氣得在雨中奔跑的機會都沒有。能不和好，能不社會，能不節制嗎？你不能，我不能，台灣人不能。

看看樣板中的美國家庭吧，花園、雙車庫、用餐的長桌，都是開放的、延伸的、甚至是明亮的。生氣就嘶吼，討厭就摔房門，爸媽不爽還能對小孩大吼Go back to your room！台灣呢？自己的房間？用餐的桌子？別鬧了，趕快端去客廳的電視機前面吃，吃完趕快把聯絡簿拿來給爸爸簽吧。

所以不只芳儀很困，他們整間屋子的人心理上生理上都困。這二元的轉變如引子，點燃了心中因為天生差異而堆放的薪柴。被加大密度的居住空間，助長了蔓延在屋內的心裡野火，挑戰這一家人能否攜手撲滅，學著在差異之間找到共通點，學著如何和平相處生活下去。

這才是真的日常。比起現在太多太多，打著「日常感」，喊著「生活感」的電影，芳儀一家講的是人話，是真實的話。作者從真實的家庭衝突、生活方式和平日的對話，用衝突與和解交疊去完整了電影。比起虛偽造作，再次創造的，想賦予意義的日常對話，芳安被番茄醬炒飯氣到吃花生醬，姐妹幫爸爸溫馨染髮但是下一秒母親又開始放聲痛哭，這樣的反覆，甚至極限的挑戰每個人心靈的伸展彈性，才是最能讓人落淚，想起自己普通日子的地方。

「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這個問句，打開了故事的後半段。沒有幡然悔悟，沒有世紀和解，只是悄悄的在芳儀心中種下了一個理解的種子。此時的芳儀才開始回頭望，我們身為觀眾，也開始更加客觀。如果是她的最好的如果，或許是如此生活的我們，從日子裡面所得到最好的禮物。對啊，如果呢？如果我是生病逐漸失能的媽媽，如果我是承受經濟重擔，躲在樓梯哭泣的父親，如果我是更年輕的，仰望姊姊的妹妹，我的感受是什麼？

簡單的換位，打開了思考的空間，也鬆動了芳儀以自我為中心的信念。若是我們都不好，我們都痛苦，也許我們能夠互相理解，甚至治療彼此。把專注於自己的精神力，放到與我最親近的人身上，那種只要付出不用衡量回饋是否成正比的自由感，才能真正解放心裏對於播種必要收割的偏執想像。是啊，我們不同於美國又怎麼樣？我們被日子馴服得更加柔軟，就算狂風暴雨，彎腰再挺直，太陽出來之後還是能以集體之名，堅韌又溫暖的活下去。

「媽媽，你不要死好不好。」是芳儀最自私，也最溫柔的一句話。不是LA，不是白馬Splash，也不是香蕉船冰淇淋，是媽媽。我好想好想要你活著的願望，是母女生命糾結在一起，密不可分模樣。自此，芳儀的曲線已經完整，也是真正的長大了。也許有一天，這對母女真的會像電影所預示的那樣，一個往更加茁壯且成熟，一個邁向衰老或死亡，但至少在這快13歲的那年，因為有妳而完整了我。

比起另一個可能的結尾，芳儀在學校演講，媽媽坐在台下聆聽，兩人相隔數尺，一明一暗，各自完成心中的諒解，還是床上的掏耳講心事最對味。隔離結束的芳安終於回家了，芳儀衝下樓迎接，連鐵門都忘了關。他們一家人不會瞬間變好，也不可能不再吵架，但至少他們有在靠近，有成長，有用這短短銀幕時間，去呈現這個時間跨度裡面該有的，而且是樂觀的轉變。

（劇照皆取自FB《美國女孩》電影粉絲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