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國會大火，燒出危地馬拉什麼危機？

耀眼數據下的貧富差距

自1996年結束36載內戰以來，危地馬拉便持續與舊有傷痕鬥爭。在經濟場域中，危地馬拉政府招攬外資，並於2006年簽訂中美洲自由貿易協議（CAFTA-DR），不僅令景氣漸次回暖，也與巴拿馬、洪都拉斯、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尼加拉瓜等中美洲諸國拉開距離，成為相關經濟數據的領頭羊。自2015年以來，危地馬拉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皆在3.5%以上，失業率更是全拉美最低，同巴西高居首位的12.2%相比，危地馬拉僅有2.5%，與瑞士數據相同。

然而儘管數據璀璨，貧富差距始終深埋危地馬拉社會核心，宛如湧動的火山巖脈，伴隨國家發展而噴炸。在危地馬拉，人口占比2.5%的農業精英控制全國65%的土地，某些農村居民以體制外的家庭農業維生，諸多剩餘勞力由此湧入首都危地馬拉市、安提瓜（Antigua）、塞拉（Xela）等大城，卻反而更陷貧困境地。根據統計，有高達75%的危地馬拉都市人口身處貧困狀態，更有70%的國民以擺攤等非正式工作維生，成為失業率統計難以觸及的沉默多數。

此外，由於危地馬拉政府長年收支不良，國家的公共服務自也難覆全境，質量更是參差不齊。在教育體系內，政府僅提供6年的小學義務教育，中學教育自然成了農村與貧困人口的奢侈品，根據統計，危地馬拉學童的平均受教年限僅有5.7年，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更只有74.5%，落居中美洲之末；而在糧食安全上，危地馬拉的慢性營養不良率高居拉美之冠。在家戶調查中，僅有40%的家庭糧食安全無虞，全國更有47%的5歲以下兒童受慢性營養不良侵襲。

上述境況，在新冠疫情肆虐後，只能更為慘烈。首先，受封鎖等防疫政策影響，消費需求大規模下降，收入與供應鏈因而同陷瓶頸，微型企業（micro-enterprises）金流枯竭、岌岌可危，穿梭其間的弱勢勞動力、女性、自僱人士、臨時工也將被迫失業，生計受損。

此外，自獨立以來，危地馬拉經濟便與美國緊密掛鈎。據2019年的數據顯示，在其112億美元出口額中，有高達34%由美國獨攬，品項主要是水果、針織服裝、咖啡、茶與香料等，其與在美工作的境外僑民匯款，同為危地馬拉外匯收入兩大支柱。然而今年美國經濟亦受新冠疫情衝擊，本就煎熬的危地馬拉自然更受折磨。

伴隨疫情蔓延，危地馬拉如今已有近12萬例確診，4,107例死亡，經濟失血則生髮在無聲的每一瞬。曾經，在疫情與工作的岔道上，底層人民選擇了後者；然而蕭條與封鎖過後，其只能被迫回返農村，抑或承受失業的進一步苦痛。此次的街頭騷亂，便是經濟近乎崩塌的憤怒展演。

碎片化的腐敗政治

然而儘管生活難過，要將民意之火化作實際動員，往往還需政治力烘托導引，危地馬拉的碎片化的腐敗政治便恰好提供了最佳環境。而會有這般條件，則與其內戰過往息息相關。

1944年起，危地馬拉左翼政黨勝選上台。然而時值冷戰背景，美國無法容許後花園出現一絲赤化可能，遂策動該國軍事強人政變奪權，最終直接導致危地馬拉在1960年爆發內戰。這場血腥人禍持續36年之久，奪去20餘萬條性命，期間美國不僅持續支持政府軍，更默許其對當地瑪雅原住民的種族滅絕式屠戮，危地馬拉原有的民主選舉亦遭搗毀，權力山頭也隨游擊隊的湧現而日趨碎片化。

1996年，內戰停火，危地馬拉經濟百廢待舉，幫派暴力與毒品貿易成了家常便飯，軍政府雖左翼叛軍雖在民主體制下，重回政黨化路線，卻終究敗在治理難題前，炒作民粹因此成了各方攫取權力的最快快捷方式，政治精英們並不以政見取勝，而是端看個人特色與派系結盟度，政黨則成了政治明星個人的助選機器，成立與解散皆在彈指之間，經濟寡頭更借政治獻金大規模干政，致使朝野腐敗盛行。

自1999年起，危地馬拉便不再有單一政黨獲得國會絕對多數，「反腐」則成了所有總統候選人的主要口號之一，卻也幾乎所有總統皆為此身敗名裂、鋃鐺入獄。人民對傳統精英心灰意冷，遂在2016年選出喜劇演員出身的莫拉萊斯（Jimmy Morales），但前者依舊難逃腐敗魔咒的網羅。如今的賈馬太是否借預算案圖利財團尚未可知，但國家腐敗根深蒂固，人民早在風聲鶴唳中狂奔多時，自是一聞消息，便草木皆兵。

情勢漸次失控下，政壇各方蠢蠢欲動，例如副總統卡斯蒂略（Guillermo Castillo Reyes）便開始了與總統賈馬太的「政治脱勾」，既對外宣布「我已致信總統，盼其能以國家為重，與我一同辭職」，更公開表示「我與總統關係本就不好」。種種荒誕展演，最終結束在11月23日的一錘定音中：國會宣布中止預算批准流程，全案將於修改完畢後再次表決，街頭騷亂也逐漸退去。

然而動盪雖過，困境仍在。危地馬拉政經結構短期難易，在疫情刺激下，類似衝突註定要反覆上演。

本文發表於：

2020年11月29日《香港01》：

2020年11月29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