刪去面額4個0：疫情下的伊朗貨幣革命

里亞爾的貶值之旅

里亞爾的正式問世始於1932年，當時鋭意改革的巴列維王朝為凸顯波斯文化主體性，刻意擇用了跟阿拉伯「第納爾」（Dinar）互異的貨幣單位。在其鼎盛時期，1美元可兑換32.25里亞爾，然而這般數字對照如今1美元兑得42,907里亞爾的差距，顯得有些天方夜譚。

里亞爾的第一次重貶，發生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國王被逐、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上台、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上述政治劇變導致近400億美元的資本外逃，使得里亞爾貶值將近1倍，彼時1美元已可兑到超過70元的里亞爾。

1989年兩伊戰爭結束後，伊朗用了將近8年的時間，重建千瘡百孔的經濟。在此期間，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里亞爾因此貶至1美元換1,200里亞爾的境地。

里亞爾的第三次重貶發生在總統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任期的最後幾年。自2013年始，伊朗遭受國際的嚴厲制裁，使得里亞爾瞬間狂貶400％，彼時1美元已可兑到12,282里亞爾，伊朗經濟體系漸有崩解迹之象，大規模失業伴隨着滔天民怨，衝撞着政府的統治基礎。最後伊朗在2015年坐到了談判桌前，正式與中、法、德、英、美、俄、歐盟簽署核協議（JCPOA），以暫緩核武發展換取經濟復甦。

然而核協議才簽署3年，特朗普（Donald Trump）便宣布美國退出，同時加大對伊朗的制裁力道，限制石油出口交易，里亞爾終於迎來第四次重貶，1美元可兑得的里亞爾因此由36,482狂飆突破40,000大關，且至今仍持續失血。

自1979年以來，伊朗遭受了一系列金融浩劫，從資本外逃、漫長戰爭、國際制裁再到如今的新冠疫情，里亞爾的屢屢重貶導致了嚴重通脹，更令伊朗境內的外幣黑市蓬勃發展，無形中又反噬了里亞爾的幣值。因此對政府而言，幣制改革勢在必行。

「清零」並非萬靈丹

早在2008年，伊朗便已研擬過啟用新幣的改革方案，卻直到2016年12月才正式宣布或將以土曼取代里亞爾，並直到2020年5月才正式啟動換幣計劃。

其實土曼並非政府憑空創造的新幣，而是過往愷加王朝（Qajar dynasty，1779年 — 1921年）的貨幣單位。此外縱觀伊朗日常，民間也早因計算不便，而自行創發出將里亞爾的面額去掉1個0，改稱土曼來報價的習慣。故在幣制改革前的伊朗社會，1土曼原本等於10里亞爾；如今政府官宣後，1土曼倒成了10,000里亞爾，有不少伊朗人因而在社交媒體上打趣道：往後1土曼便是1,000土曼了！

政府此舉，自是預見到通脹和經濟危機的短期難解，故而與其次次「清零」，不如「一步到位」。如今美元與里亞爾1: 42,907的境況，其實只是官方數據；在黑市中，1美元能換到的里亞爾面額已然超過15萬。換句話說，里亞爾在伊朗社會的真正購買力，只有枱面數據的1/4。

疫情肆虐下，伊朗雖顧慮經濟未敢封城，卻仍難挽其惡化態勢。此前的伊朗本就受困於石油禁運的桎梏，現又被沙俄對峙催生的油價崩盤甩了一耳光，疫情更同時削弱了就業與購買力。如今的伊朗青年失業率已高達17.9%，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估計，2020年的伊朗經濟至少會是6%的負增長。或許正因如此，政府才選在此時大力推行幣制改革。

而在此之前，世界雖不乏「清零」的幣制改革案例，但能藉此一舉穩定經濟、金融和匯率的實不多見。二戰期間，德國的帝國馬克成了廢紙，西德當局遂在戰後重新發行新了西德馬克，對帝國馬克進行一定程度的清零，使其成了冷戰後期的世界性穩定本幣，直到被歐元取代。

反觀拉美地區，阿根廷自1962年後便經歷一連串國際收支危機，比索一路狂貶，即便政府已4次清零，其經濟與金融體系仍是萎靡不振；委內瑞拉也於2007年推動幣制改革，一次劃去3個0，又於2018年再度刪去3個0，依舊難挽惡性通脹態勢。可見對於拉美地區的結構性困境而言，幣制改革的作用有其極限。

此次伊朗推動清零的幣制改革，除能簡化財務計算、提高貨幣體系的整體效率外，也可藉減去幣上宂贅的0來鼓舞民心；然而在面臨下年度預算赤字高漲的局面，更換貨幣不啻是一筆額外支出，甚至可能加速匯率下跌。改革之效，如今仍是禍福未定。

對伊朗而言，美國制裁這把匕首始終插在胸口，且短期之內難以拔除，貨幣改革儘管能緩一時之痛，卻絕非長久之道。若無其餘經濟措施相輔，伊朗恐將長久受困於制裁、禁運與疫情的三重迷局內，最後逐步走向經濟拉美化的境地。

本文發表於：

2020年5月11日《香港01》：

2020年5月11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