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高達厭世灰」的另類瑞士

有幸周末參訪台灣朋友的日內瓦畫展開幕。行前規劃許久，主要是瑞士消費甚為可怕，最簡單的陽春旅館，一天三、五千台幣起跳，本裹足不前，但忽然發現一晚不到一千五的新開張青年旅館，雖然這把年紀還要跟年輕人擠六人通鋪，還是厚起臉皮，規劃起周末的日內瓦周邊行程，其中，尤其包括一個長期願望的實踐 ── 拜訪新浪潮影人，高達（Jean-Luc Godard），其最後居住地，瑞士小鎮羅勒（Rolle）。 一到達日內瓦車站，發現瑞士消費名不虛傳，若法國物價為台灣乘以二，可讓人叫苦連天，瑞士則乾脆不囉嗦，台灣物價直接乘以四，公車一趟一百台幣，捷運坐一站兩百，速食店普通簡餐五百，中國餐館的（無味）炒飯，比美超市冷凍食品，需要六百。整個人可說沉浸在一種訝異與放棄的狀態。

展覽開幕遇見的瑞士朋友，竟然就住在羅勒附近，小時候的家醫，還是高達的父親，小兒科醫生老高達，醫生當時就感嘆，他那個（不肖）兒子，跑到巴黎去拍甚麼（鬼）電影。然後這個（不肖）兒子，在巴黎成為世界級大導演，在功成名就之後，竟洗盡鉛華，回到故鄉小鎮，永久定居。高達作為一個怪藝術家，這樣不按牌理的狀態轉折，可能對小鎮當地人，都是一個不解之謎。 參觀羅勒之時，好運又碰到住在附近的瑞士朋友，一起坐在高達常去的咖啡館，聊這個神秘人物。這間咖啡館極為日常，為任何小鎮居民都會來的親切小店，高達住的地方即在一百公尺之內，他幾乎每天都會坐在平民咖啡館，看他的報紙，沒人（敢）打擾他。 在這個依山傍水、花香鳥語的瑞士小鎮，居民看到的高達，卻是可能是一個怪老頭，直接可用法文「invivable」這個字形容，意指「超難相處」、「無法共同生活」。他最後的伴侶，同為前衛導演的安娜-瑪麗·米耶維勒（Anne-Marie Miéville），常常受不了高達，尤其他最後要求，以協助自殺結束生命，宛如他獻給所有人，一個最後可怕玩笑，一道生命難解謎題。 這個周末之旅，我遇到全是100 %下雨機率的糟糕天氣（我到達之前，離開之後，預報都顯示陽光普照、風和日麗）。不只是那種全天綿綿細雨，還有不時閃電打擊，落起冰雹。然而既使在這種（鬼）天氣，瑞士友人竟然還開車，帶領參觀高達的生活區域，不僅是羅勒小鎮周邊，還有旁邊小城，尼永（Nyon），高達每天通勤上學的地方，一切都是瑞士最標準的生活狀態，依山傍水的健康自然，辛勤工作的人生價值，與清教徒毫不張揚的務實精神。

然而在這種（鬼）天氣之下，瑞士小鎮不再是明信片上的人間仙境、天堂樂園，一切卻都是灰濛濛一片，持續陰冷潮濕的氛圍，才讓我想到高達晚期的影片，絕大多數即在他的家鄉小鎮拍攝，如2014年3D奇片《告別語言》（Adieu au langage），高達異想天開，以三個人的拍攝團隊，用兩台市面上即可買到的數位相機，在家門口拍起3D電影，呈現的人人稱羨、宛如天堂的瑞士樂土，即永遠是這樣灰壓壓的朦朧一片，呈現出一種藝術家的誠實視野－拒絕美化，赤裸面對所有衝突。 高達晚期的藝術家視野，首先呈現於器材之上，高達晚期特意使用所有人都可得到的普及裝置，如數位相機還是手機，以人人可得最平凡器具，拍攝所謂菁英藝術作品（如此篇所附照片，背光、黑影、灰調，即是高達晚期的影像實踐）。高達晚期影像，與其追求最高畫質、濾鏡美化、軟體調光，高達企圖達到的是，卻可能是最低畫質、最爆反差、最刺眼顏色，所有可以稱為「影像醜化」的方法，可說為一種【手機時代的陌生化】，於億萬影像氾濫的元宇宙時代，無限光鮮未來發展中，主動呈現一種最低科技與影像醜化，呈現與時代漂亮價值的高度反差，作為一種尖銳對比、持續抗議與終極挑臖。

如此最平凡器材選擇，可以連結到其不斷挑臖的題材選擇上。高達從中期到晚期，即自主放棄所有漂亮的說故事方法，若其1960年第一部長片《斷了氣》（À bout de souffle），有一個不按牌理、卻可以講述的精采故事（後來還改編成好萊塢電影），中期敘事越來越叛逆、不斷自我解體，到了晚期如《告別語言》，我們甚至無法講出，發生了什麼故事，看到什麼傳統意義上的劇情。

然而我們卻可從這樣「無故事電影實踐」，見證高達長期發展一種「反敘事」，持續反對菁英成功社會，不斷製造的英雄敘事，秘密灌輸的因果邏輯，反對資本主義價值無限上綱，如此宛如清教徒的工作、金錢信仰，建立一種無所不在的宰制體制，其於地球上最極致的發展，就是以銀行金融業，三百年致富的瑞士，就是高達生長的地方、叛逆的對象、面對的場域和死亡的所在。

高達自始自終處理自身命運，挑臖金權社會無限發展，最後以人人可得的平民手機，創造一種「高達厭世灰」，讓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天堂，瑞士的另一種風景。

〈手機影像，作為高達晚期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