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遺跡——日軍戰俘營（二）

日本在臺灣建立「俘虜收容所」

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對英美荷宣戰之後，從香港、菲律賓、現在叫做印尼的荷屬東印度群島、馬來亞、緬甸，一路直逼英國控制的印度，因此，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盟軍軍人被派往亞洲，抵禦日本侵略。

烽火無情，十二月，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擄獲大批戰俘。為順利達成收容、勞役、防諜等需求，日本開始設立「俘虜收容所」。

對於戰俘的處置，國際間主要國家都簽署了「關於俘虜之待遇的日內瓦條約」（1929年），這是國際社會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殺戮慘酷，基於人道精神而制訂的條約。

日本雖然也簽署了「日內瓦條約」，但其國內並未批准，之所以如此，乃因日本的軍人教育視「被俘虜」爲恥。他們認爲，優遇戰俘將會引起負面作用，且將成爲日本的負擔。此外，對執行轟炸任務失事被俘的盟軍飛行員，日軍通常也以「軍律會議」審判處理，不給予俘虜的待遇。

在戰俘收容所中，實質擔負監督、管理責任的，主要是從戰場返回的日本傷病軍人、尙無當兵義務的殖民地人民。一九四二年，經由「皇民奉公會」的募集，上千名臺灣人應募為「俘虜收容所監視員」，一部分分遣至海外俘虜收容所，一部分留在島內俘虜收容所。

依據日本俘虜情報局的紀錄，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日本在臺灣開設了臺北收容所（本所）、金瓜石（第一）、台中（第二）、屏東（第三）、花蓮港（第四）分所。截至戰爭結束，還在玉里（第五）、大直（第六）設立分所，並於斗六、員林設置兩個臨時收容所，收容人數最多時達2430人，其中，自新加坡戰場所擄獲之英人最多，居半數以上；菲律賓戰場之美國人次之。

一九四二年六月，第一批俘虜2400名，自馬來半島送出，卻在途中遇潛艇攻擊而沉沒。

八月二日，自高雄要塞接收了12名荷蘭人、5名美國人。

八月十七日，自菲律賓送來繼麥克阿瑟之後擔任美軍總司令的溫萊特（Jonathan Wainwright）中將等高級軍官179名，進入花蓮港收容所。菲律賓美軍在日軍封鎖下長期處於饑餓狀態，再加上巴丹島（Bataan）的死亡行軍，大多數將士都相當衰弱。

八月下旬，自新加坡俘獲的高級軍官399名至高雄上岸，其中包括馬來亞英軍司令白思華（Aurher.E. Percival）中將、馬來印度第三軍司令官Sir Louis W.Heath、印度軍司令B.W. Key少將、Torrance准將、Modin准將、英美澳荷盟軍陸軍總司令Hein ter Poorten中將等英荷軍官，以及馬來亞聯邦總督Sir Shenton Thomas、荷屬印尼總督Van Starkenborgh Tachouwer、蘇門達臘總督Adrian.I.Spits等文職人員，於九月廿八日被送抵花蓮港收容所。

此外，香港總督楊慕琦、美國駐關島海軍部隊司令官兼關島總督 G.J.McMillin，也自其他收容所轉入花蓮港收容所。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日，玉里開設了第五分所，原在花蓮港收容所內的高階文武俘虜轉入玉里第五分所。六月七日，花蓮港第四分所移轉至嘉義的白河莊，幾天後的六月十五日，玉里第五分所則移轉至臺北的木柵。

相較於被俘的高階官員，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自馬來半島移送來的2000名戰俘，則被視為勞動力——

金瓜石第一分所的戰俘從新加坡移入，被迫在高溫、多濕的礦坑工作，境遇最為淒慘，生病或受傷者最多；

台中第二分所的戰俘主要從事烏溪堤岸的修護工程；

屏東第三分所（麟洛）的戰俘爲臺灣製糖所役，在臺糖的蔗園收割甘蔗，又搬運砂石以供日軍建設軍事設施；

白河分所的戰俘主要爲製糖會社勞動，也在臺灣農務指導員教導下從事養豬、番薯與水稻栽植等；

大直分所的戰俘擔任修築臺灣神社及臺北鐵道工場的作業（也臨時安置由臺灣轉送至日本的戰俘）。

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有超過四千三百名盟軍戰俘在日治台灣境內已知的十六個俘虜收容所遭奴役。

美國國家二戰博物館資料顯示，日本戰俘營裡戰俘約有27%至42%死於饑餓、未經治療的疾病或處決，而德國和義大利在歐洲建造的戰俘營這一比例僅1%至2%。

一九四五年二月，美國軍機投下1000發15噸炸藥，300發擊中麟洛收容所，造成20名戰俘死亡，該處收容所於三月十五日閉所。

因盟軍反攻，臺灣戰場化的可能性升高，島內各俘虜營先後關閉，高階戰俘被移送至「滿洲國」（現大陸東北的遼源）。

金瓜石戰俘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日軍戰俘船「英格蘭丸」載著大英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成員多為前英國殖民地及其屬土）戰俘一千一百人，自新加坡駛抵基隆，其中有五百二十三名戰俘被送到「金瓜石俘虜收容所」。

軍醫惠勒少校，在日記中記錄船上情形：

「星期五又是十三日，明天我們將下船。傷寒病人昨夜死去，我們將他海葬。現在只有一個人怕熬不過今晚。我懷抱希望，努力應付。情況不能再糟了。妮蒂，我第一次想到，也許此生見不到妳了。」

隔天的日記：

「我們在傾盆大雨中登陸台灣，行軍五公里到達臺北營後，遭受棍戮和叫罵，又在潮濕的寒風中奉命全身脫光，噴灑了消毒劑，然後發還濕衣，外帶木屐一雙。」

金瓜石，一個位於台灣東北海岸的前採礦小鎮，群山環抱，風景如畫，不遠處就是知名景點「九份」，茂密的樹林和海岸環繞之下，隱藏著一段被遺忘的黑暗歷史。

戰俘被送到金瓜石，最多時，高達一千三百多人，那裡有金礦、銅礦，戰俘們被強迫採礦。

金瓜石是俘虜營條件惡劣，戰俘們用木頭、竹子、芒草構築棲身的茅草屋；高山雪寒，仍只能以短褲遮身；每天的食物爲三百克米飯和幾片番薯葉，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許多人患有腳氣病，這是一種維生素缺乏病症，導致生殖器官腫脹，但仍然被強迫勞動。

從戰俘營的住處到礦場入口，共有一千七百三十步粗糙不平的坡道石磴，他們每天不斷上下往返；超過四十攝氏度、極度缺氧的礦坑內（冬天則變得非常冷），每四人為一小組，每天要採掘十六至二十四車斗礦石，如果沒有達到勞動目標，守衛們就用礦錘毆打他們。如此強體力勞動，摧毀了許多戰俘的身體，很多人沒有走出黑漆漆的坑道。

一九四四年末，日軍藉口「便利戰俘至礦場工作」，從金瓜石俘虜營後方到礦場之間挖了一條隧道。一位同情戰俘的台籍監視員將秘密告知六名戰俘；戰後，俘虜營司令官今村上尉等人在軍事法庭上承認，他們做了處置戰俘的預案。

一九四六年二月，金瓜石俘虜營倖存者艾華士（Jack Edwards），隨調查人員重返臺灣。

由於國民政府不聞不問，撤離戰俘不到一年時間，金瓜石舊地竟已成為一片廢墟，木窗等構件都被在地居民拿去廢物利用。一行人在廢墟中找到日軍軍官房舍，艾華士意外在成堆的垃圾中發現了一批珍貴史料，其中一份文件內容明顯違背「日內瓦公約」，艾華士在其回憶錄中記錄：

「有人在匆忙中犯了大錯，居然忘記將營區文件燒毀。我們發現了沾滿泥土但仍然完整、字體清晰可讀的證據……翻譯員在許多文件中，找到一張保存完整的書面命令：如果盟軍登陸台灣島，應處置全部戰俘。」

「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台灣戰俘營臺北總部日誌」中記載：「無論是個別或集體處置，將以集體炸斃、毒煙、毒物、溺斃、斬首或其他方法，依當時情況而定。我們的目的是無論如何不能讓任何一人逃脫，要將他們全部毀滅，不留任何痕跡。」

原文查獲兩份，其中一份現存於華盛頓美軍檔案中。

艾華士的回憶錄被譯成日文出版，第一個譯者是日本記者瀳野慎二，但尚未譯完，死於暴力襲擊，案件始終未破；第二個譯者川島黑目美成其未竟之業，與艾華士一起重返金瓜石，看到坑口已被鐵柵封住，有水從裡往外流，「山谷間吹起凜冽的寒風，我的熱淚，奪眶而出」。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