蝦那閱讀｜我深愛的國家：俄國女孩的真實告白-伊蓮娜．科斯秋琴科

衛城出版《我深愛的國家：俄國女孩的真實告白 》(The Country I Love: Dispatches from the Real Russia)書影/拍攝：蝦那

愛使人充滿希望……但危險也在於，正是這份希望使我們盲目，給予我們近乎生物本能的樂觀情緒。不知怎麼地，你覺得一切都會好起來，我自己就是這樣覺得。然後，俄羅斯開始全面入侵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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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莫2023年底，一則新聞說道，俄羅斯政府特赦名為哈德茲庫爾班諾夫（Sergei G. Khadzhikurbanov）的囚犯，並將他與其他囚犯一同送往烏克蘭前線打仗。

用鮮血贖罪？

不，是逃避罪責，然後殺更多無辜的人。

於是我們問，哈德茲庫爾班諾夫是誰？2006年，他是被指控殺害《新報》著名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ya）的兇手之一，2014年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而他殺害的《新報》記者安娜，曾揭發俄軍在車臣戰爭的戰爭罪行，因為多次批評俄羅斯總統普丁，被克里姆林宮視為眼中釘。

這位記者安娜，是《我深愛的國家》作者伊蓮娜．科斯秋琴科（Elena Kostyuchenko）成為記者的啟明星，記者安娜的報導，打碎了當時年方荳蔻的女孩長久以來對國家繁榮美好的想像，意識到政府長久以來向人民展演的「電視裡的國家」，至此她立志成為《新報》記者，17歲便以《新報》實習記者身分開始，走進了莫斯科以外的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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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這本書以前，俄羅斯對我來說太遙遠了，遙遠到我對它的認識幾乎只由文字與電視上華麗的莫斯科構築而成，甚至是更遙遠模糊的蘇聯時代，都比現在的俄羅斯還要透明些。

在書中，每個章節都以兩個篇章搭配—代表伊蓮娜的「主觀之眼」與「第三視角」的客觀新聞事實。前者感情豐沛，後者客觀以對，倆倆形成難以忽視的對比，炙熱個人情感，與讓人不安無力的冰冷社會環境。

「主觀之眼」，是伊蓮娜自己的成長歷程，包括童年葉爾欽時代的社會樣態、成年就業後對莫斯科人的疏離，《新報》同事間革命般深厚情感，還有沉浸蘇聯榮景的母親，彼此在各自政治立場的爭執，以及身為女同志在俄羅斯社會的愛與痛苦等。

「第三視角」，帶著我們透過伊蓮娜的採訪報導，看見俄羅斯的不被人所看見的角落—高速鐵路「遊隼號」沿途的窮困、腐敗的警政單位、為謀生而從事性工作的女子、俄羅斯一起同志謀殺案、恩迦納桑人等少數民族受現代社會的衝擊，包含酒精釀成的一切悲劇，與諾鎳公司對其生態資源的劇烈衝擊。還有2004年被政府隱匿實情的貝斯蘭恐怖攻擊、被剝奪人權的精神病院院民、一場場以反恐行動、維和任務為名，或沒有名字的「真實戰爭」。

俄羅斯人的國家之愛

普丁執政以來，約有500萬人離開俄羅斯，如今烏俄戰爭又讓更多人離開。

戰爭開打以來俄羅斯在國際社會備受批評，面臨政治與社會氛圍的壓迫，多數俄羅斯人陸續離開自己「深愛」的國家。《報導者》採訪2022年3月20日一場俄羅斯反戰活動，人民高舉「我是俄羅斯人，我恨普丁！」的標語，受訪者說：「離開是因為這已經不是我的國家了，是普丁的。（暫時的，這只是暫時的）」。（報導者：誰是「叛國者」：訪那些開戰後出走的俄羅斯人）

這讓人不免想起提摩希．史奈德在《暴政》寫道「我們的總統是國家主義者，但國家主義者並不等於愛國者，國家主義者鼓勵我們露出最壞的一面，然後說我們是最優秀的民族。」離開俄羅斯的人，都對俄羅斯深懷著愛意，但這份愛並不指向普丁版本的俄羅斯。他們都比普丁更愛這個國家。

那麼，伊蓮娜愛自己那個備受爭議的的國家—俄羅斯嗎？

伊蓮娜用文字描摹充滿愛的家鄉，老家農村和緩流過的河流、蜂蜜的甜香、一捆又一捆的乾草堆，田野路徑蹦跳的的小鳥引著歸鄉人。

政體與政策的驟變，又隨時代更迭，某個人半生打拼的心血落了漫天塵埃，村落凋零而田野荒廢，森林覆蓋舊人的生活痕跡。下一代人仔細傾聽著上一代人的描述，小心在老照片旁寫下所有細節標示，避免永遠的遺忘。

伊蓮娜於2018年在紐約市立大學新聞學院修課，學期結束向老敘利亞老師表達感謝，她邀請老師有機會造訪莫斯科，那瞬間老師的臉變得蒼白，「她俯身靠近我，悄悄聲地說：『我永遠不會去莫斯科，你們的軍人正在屠殺我愛的人。』」

伊蓮娜深愛的國家，並非總是那個由政府呈現給人民的和平樣貌，它同時佈滿瘡疤，由獨裁者的貪婪與別過眼的國民共構。

對伊蓮娜來說，真正的愛，就是以嚴厲的目光直視並批判它。

文字有力量帶來改變嗎

我想多數志在新聞產業的朋友，多渴望能以文字揭發不公，當個拯救世界的英雄人物吧。而文字真的能改變世界嗎？當時就是因為這句話，讓我急切地想要翻開這本書，看看伊蓮娜的答案。

19歲，原在度假的伊蓮娜，因為一起恐怖攻擊決定前往現場報導，當時的她穿著白色洋裝獨自在深夜搭乘計程車前往遠方小鎮。

有幾個時刻，我甚至感覺好像有電影配樂在背景響起。年輕的記者證前往恐怖攻擊現場。她非常美麗，穿著白色洋裝——這畢竟是一部電影，她一定會成功。

然而，荒郊野外面對司機的的惡言與威脅，後知後覺的感到害怕與無助，她忽略了深夜裡潛藏的危險，低估了人性，也高估了自己國家對人民異聲的容忍度—這一點在其往後幾年的生活逐漸深刻。

27歲，以安娜為目標的伊蓮娜志終於如願前往戰區報導，抵達斯巴頓戰區後她說：「我終於見到了戰爭。我讀過的書沒有一本告訴我，戰爭就是泥土。重型機具破壞表土，淺褐色的泥漿就從裂縫中湧出。泥漿覆蓋一切，覆蓋人、車、建築、狗。好多好多被遺棄的狗，好多好多帶著武器失眠的人。」自己的每一篇報導，從來沒有讀過第二次。也是因為揭露俄羅斯政府掩蓋的斯巴頓戰事，2015年，她深愛的國家欲以叛國罪起訴她，使她不得不流亡海外。

在外面的世界，法西斯主義開始籠罩我們的國家。我們盡己所能地描述這個過程。我們善盡職責，真的付出了全力。外面的一切令人恐懼、厭惡和心碎。裡面，我們的世界很溫暖。

1993年以來，《新報》作為俄羅斯長年以來批評政府的異聲，被相關同業看不起（薪水太低）或嘲笑、在俄羅斯社會行事「不夠恰當」（政府說你不能報導你怎麼還能報導，這太不恰當了）。2000年至今，6位該報記者遭到殺害，因為他們的「不恰當」的報導，危害各方利益—政府、俄羅斯軍隊、黑幫、財團。他們的照片就掛在《新報》舉行編輯和選題會議桌子的上方，相紙上定格的他們，凝結了意氣風發的時光，相信自己走在所謂「恰當」的道路。伊蓮娜說：「當事情開始讓人害怕，我只能持續往前奔跑。」

2022年《新報》收到新聞審查局兩次警告，報社決定先停刊保住報紙，然而五個月後還是被吊銷了執照。

有一次伊蓮娜前往貝斯蘭報導人質遭屠殺的紀念活動，現場五名女性突然在現場秀出寫有「普丁是屠夫」的服裝，她們被捕、被毆打，現場所有記者將攝影機轉向別處—絕對不能讓她們上電視。安全人員在她們耳邊說「你們讓共和國蒙羞」、「你們是髒東西」—她們因為拒絕遺忘，於是被視為罪犯。

有位香港記者朋友在反送中運動採訪時，常將一句話掛在嘴上：我先是人，才是記者。

寫在最後

書中談及的鄉村資源問題、環境污染、少數人的人權議題，我想在世界各國都能找到相似的例子，這些報導透過伊蓮娜的雙眼，將讀者置身於俄羅斯荒涼凍土之中，有時讀來像第一人稱小說般深刻，好像你也是HZB廢墟之中不願歸家的少年、是公路兩側拖車旁妓女們的知心朋友、是困於貝斯蘭之夢的悲劇見證者、是被送入毫無人權可言的精神療養院院民。

閱讀這本書時最讓人感到複雜情緒的，莫過於俄羅斯人對自己那份外人難以理解的，對自身國家複雜的愛。

作為一個臺灣人，我們的信仰與價值觀是什麼？

同理心還是漠不關心？

是人云亦云隨風起舞，還是擁有明確意識地前進，知道自己是誰、要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