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得到的思考（一）

這陣子連續讀了兩本精彩的非虛構作品，一是羅漪文的《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另一本是胡慕情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

兩本書各有特色，但共同點是，她們二人都（像）是翻譯者，將不為我們一般台灣民眾所熟知的、另一個世界的事情和語言，轉譯過來，成為作品。

而我從胡慕情這本複雜（但易讀）的作品裡，看到了好多可供延伸思考的部分。

但我不是在寫書評。「書評」通常傾向於對書下定論、作價值判斷（這本書好嗎？壞嗎？好在哪？壞在哪？），或是我們從中看到了讀者的詮釋、與文本（或作者）角力的過程。「書評」已經是一種創作，讀著書評的我們可以認同它、接受它，或批駁它，最終是這些閱讀的歷程豐富了一本書的內涵。

我不夠資格就寫作形式方面，寫一篇關於《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書評：我相信記者倫理、非虛構寫作充滿難處，而我只是門外漢，不足以對這本書的寫作手法或記錄方式作評論。所以我想做什麼呢？

我想用邊讀邊想，來取代評論。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自編作品集時，為自己的作品留下了一句話：是道路（Weg），而非作品（Werk）。所以我預想這會是一系列的文章。它可能會繼續孳生、蔓衍，紀錄我努力運思的過程。

這本書的構成，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一、胡慕情一面梳理一般大眾對林于如案的理解，同時一面推進對林于如的採訪工作。二、林于如的親筆自傳。三、胡慕情對自傳的理解，以及其他採訪。

首先令我注意的，是作者胡慕情的坦白與真誠。書中不乏作者訪談過程的迷惘與自省，例如以下這段文字，提醒了讀者也應和作者一同面對書寫的困難性：

記者的聆聽涉及轉譯與傳播，而非僅限於精神科醫師與其患者之間，因而客觀真實成為某種書寫的阻礙——
報導中的真實必定帶有框架，大眾認知的「純然真實」在涉及人類複雜心智狀態的情況下並不存在。（頁222）

再來讀完後，第一個讓我感興趣的問題是：作者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試圖究明悲劇的成因，而這問題意識在胡慕情過去的報導裡就出現了。讀完這本書後，我再找了胡慕情過去的報導來看，端傳媒上的〈血是怎麼冷卻的：一個隨機殺人犯的世界〉、〈無癒之傷：北捷殺人案的對話邊界〉、〈寬宥的岔路：北捷案裏的道歉、平撫與司法歷程〉，三篇文章均刊載於2016年。

我覺得胡慕情將自身的經驗拿出來，是很動人的。在林于如的親筆自傳之後，作者接著談了自己的家庭：簡而言之，作者的外公曾有嚴重酒癮，對待家人極其苛刻，時常毒打小孩。然而外公晚年卻又對電視上的「家暴」事件，表示譴責。作者追問：人是怎麼改變的？人又是怎麼不改變的？就像外公一樣，他是什麼時候從酗酒家暴的人轉變為作者記憶中慈祥的長輩的？

我最近在李煒的《4444》也讀到了類似的問題。雖然李煒並不是在談殺人犯的成因，他只是在說，一個人的人格成形與轉變，實在難以摸索、無從推理。他舉了芝諾的「飛矢不動」當作例子，如果我們將一個人的一生切成好幾個片段，那麼每一個片段，無疑都是他自己。但是人生到頭來，最後的「他」卻又不同於一開始的「他」。所以那個促使他人格轉變的成因是什麼？是內在的衝動，還是外在影響的累積？（參見其書90-92頁）

我們只能藉由「故事」去貼近關於林于如這個人的真相，然而「故事」又是由一系列可靠與不可靠的記憶所拼湊而成的。

讀者不必期待這本書真的給出了什麼確鑿無疑的「真相」，因為就如書腰上說「試圖探討悲劇成因、判決過程與真相」，這個探索的過程以及探索的成果同等重要。因為在考慮一場悲劇的成因時，我們往往必須將其和社會結構、時代、和當事人的際遇一同納入思考，因此，這種探索悲劇成因的歷程，永遠是「在路上」、現在進行式的。

想要為悲劇歸因的思想傾向，似乎隱含了一種想法：彷彿只要解決了某個「問題來源」，「問題」就能夠被解決了。但是事情的成因，可能是多元而複雜的。了解這類悲劇背後的各類因素，到頭來也只是讓我們在對待他人的時候，再多那麼一點點溫柔，在評斷他人之前，再多那麼一點點包容，期許自己不要成為眾多惡意之中的一個。

這也許是書名的深意：「素描」。我們終究只能看見素描，從中辨識出一些什麼，然後繼續緩緩前行。

最後補記一件事：從〈血是怎麼冷卻的〉這篇報導裡，會發現曾文欽的家人也同樣和林于如的原生家庭一樣，沉迷六合彩、大家樂。這代表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