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戰：黃巾起義（1）光武「度田」與東漢的財政內功

每一個「非禪讓」的王朝末年，崩盤基本體現在哪上呢？

基本體現在財政上。

能征上來的稅越來越少，花出去的開銷越來越大，消耗你的勢力越來越多。

最終，王朝破產了。

東漢的最終覆滅，也是如此。

前面我們說了東漢的軍事開國、冰期和外交、官僚仕途組織、外戚、士族與宦官，基本上將這個普通人學歷史時非常容易一句話略過去的二百年的全部維度囊括全了。

這一戰，要說說它最終走向解體的財政問題了。

前面我們很多章詳細說過劉秀版的「杯酒釋兵權」，劉秀給了雲台將等革命元老們絕對認可的物質回報，兌現了他們當初參加革命的原始股份。

一個個星宿回到了自己的地盤，成為了當地的最粗大腿，也成為了當地的最大「割據」。

他們把控了當地的仕途，進而把控了當地的方方面面。

這個把控，其實有別於西漢後期的豪族把控地方。

西漢後期的豪族勢力，著重於通過隱匿土地和人口達到壯大勢力。

東漢後期的士族勢力，著重於通過把控地方仕途和地方鹽鐵分紅以及宗族土地達到世代門閥。

總體來講，最大的區別在於東漢比西漢的豪族更有錢，但東漢政府對人口帳本更較真也更嚴苛。

上一章中我們詳細的闡釋了劉秀對皇權不下郡的地方官僚機構大撒把：

生在中央士族的孩子，你將來就是中央的官。

生在地方豪族的孩子，你將來是地方的官。

生在平民老百姓家，你就干一輩子活兒吧。

豪族階級不僅壟斷了階級的流通漸漸的變成了士族，他們對於國家的影響不僅於此。

總體來講，士族勢力和東漢政權猶如逍遙派的內功。

士族官僚系統在，則東漢在。

一旦士族集團（內功）最終在被太監集團一刀砍下歷史舞台後，東漢政權（無崖子）這個肉身也就迅速「功散人亡」了。

成於斯，亦敗於斯。

皇帝與士族互相之間，都沒有想像到，自己對於對方有多麼的重要。

劉秀是個非常有福的皇帝，他不僅走哪哪擁護，他在位的時代，還趕上了中國科技的又一次階段性大發展。

還是在冶鐵上出現的技術革新。

劉秀老家的南陽太守杜詩同志在冶鐵上發明了「水排」。

這個「水排」可以簡要理解為利用水利進行冶鐵鼓風的工具，它通過利用水力轉動鼓風設備向鑄鐵爐里壓送空氣。

這樣的鼓風機勁兒更大，因此爐缸和爐身也能變得更大，能批量冶制的金屬也遠遠比過去的「人力鼓風」和「畜力鼓風」要多的多。

過去「馬排」用馬一百匹冶鐵一百二十斤；改用水排，在同樣的時間內，可以冶鐵三百六十斤，功效提高了三倍。

一百匹馬費半天勁不如這個水利機器的三分之一。

這是咱們中國一世紀就在南陽平原開始大批量推廣使用的技術了，而歐洲到了十四世紀時才大規模的推廣水利設施。

極其重要的核心行業冶鐵業再次出現產業升級使得鐵器的質量和產量開始攀升，與此同時成本大幅下降，由此各行各業開始綿延受惠。

最大惠及的對象就是農業，農具的質量和產量開始再上新台階，農地被越來越好的精耕細作。

與此同時，黃河百年難見的改道泛濫和農民起義也打亂了原有的人口分布，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帶的人口開始變得密集。

人們不再僅僅局限在黃河這條母親河，人們發現長江流域的空地更多，而且這條河的脾氣明顯好很多。

原有的人口大州壓力下降，南方開始了大開荒，耕作技術也開始普及與提升，上一次冶鐵業大升級，使春秋時代轉向為戰國時代，但這次宏觀的一切利好到了劉秀那的最終報表卻並不好看。

這次聽到的都是好消息，那紅利呢？

公元39年，劉秀決定對自己打下來的這份家業摸次底，開展了「度田」的戶籍和田地的整理工作。

天下大亂幾十年，許多戶籍土地記錄已經損毀，再加上之前的豪族社會一百年，天下的戶籍和土地已經完全變了樣，他家本身就是南陽豪族，他最知道他們家是怎樣把地都摁下了，他下令做一次嚴格的土地和戶籍清理工作。

注意，他只是想要心中有數，他沒敢實質性的咋地。

但他得到的回答是：有特麼什麼數！稀里糊塗挺好！

一般來說，剛剛開國的時候，皇帝在推政策時都是比較順暢的。

但東漢開國卻成了例外。

劉秀沒想到，這項工作竟會遇到了極大的阻力，要麼政策推下去就石沉大海了，要麼報上來的數據根本不能信。

比如時代發展了好幾百年了，許多郡縣報上來的土地咋比秦初統計時的還少呢？

而且之前的土地記錄中還有好多高產量地，咋到了今天就都是鹽鹼地呢？他那裡沒有黃河呀？

不可能越過越回去啊！

地都哪去了呢？

後來，劉秀無意中發現了一個書牘，由此拉開了光武朝唯一一次內部矛盾運動的序幕。

一個陳留的小官員的書牘上寫著：潁川、弘農的情況可以查，河南、南陽的不能查。

劉秀很好奇，查問那個官員，結果得到的回答是從街上撿到的。

劉秀作為人精是明顯不認可這個回答的，後來的明帝，此時還是東海王的12歲小朋友劉陽在旁邊對劉秀說：這是郡裡面的官員給丈量土地的辦事員的命令，河南是首都，陛下的近臣都在這兒，南陽是咱老家，同樣都是陛下的近親。

這兩個地方肯定問題大，但又誰也惹不起，所以肯定不能查。

這哪像個12歲的孩子，要不人家將來能接的住他爹留給他的那麼一大攤活兒呢。

劉秀大怒，連忙派人成立專案組嚴查，漸漸的發現了「度田」帶來了諸多問題。

比如隱瞞不報的，比如把好地說成壞地的，比如說藏匿人口不上報的，土地問題使劉秀處理了十多個高官，你比如說著名大老虎，八世為博士，世授《尚書》的司徒歐陽歙就因為以權謀私，測量田畝時作弊被劉秀明正典刑的幹掉了。

這也充分的說明了這幫「道德模範」們的「公」和「私」分的很明白，「教學」和「實踐」也看的很通透。

很多道德模範們都是能夠在理想與現實中無縫對接，自由切換的。

比較有意思的是，此時就已經出現諸生千餘人為歐陽歙老師求情的現象了，劉秀將它看成了顯示自己鐵腕堅決的打黑背景，但卻沒有想到一百年後士族集團會發展出多麼洶湧的一股力量。

在劉秀的「中央打黑」行動中，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等十餘人被先後幹掉。

但是，劉秀幹掉的基本上都是京官，在洛陽地區看上去很牛，但到了地方卻並沒有那麼順利。

後世在談論「光武度田」時有兩個論斷：

第一種論斷是沒成功，劉秀慫了。

因為後面史料顯示，大量的地方豪族開始結成聯盟，抵抗地方郡守和中央特派員，甚至組建了當地的武裝力量，上面的人一下來，就被這個地方聯盟暗殺，郡守派軍隊來打黑，又全都變成良民，軍隊一走，馬上再次鐵板一塊。

豪族們對於中央丈量土地戶籍的對抗如同星火燎原般的拓展開，最嚴重的是青、徐、幽、冀這四州，河北山東的豪族們反抗力尤其強大。

劉秀漸漸感到了當年王莽的那些潛在威脅，當年王莽要革自己人的命，結果被劉秀帶著豪族把自己命要了。

40年冬十月，劉秀在推行「度田」政策後一年，派使者下到各個郡國，頒布了群眾斗群眾的司法條令，允許抵抗「度田」作亂的盜賊們互相檢舉揭發，盜賊中五人共同殺一人的，剩下四人免罪。

州郡縣的牧、守、令、長等長官在自己的管理範圍內有盜賊作亂而沒有抓捕本該論罪的，現在都不作失職論處；官吏中所有拖延、迴避甚至放縱盜賊的都不予以追究；僅僅以捕獲盜賊的多少來作為考績優劣的依據，只對隱瞞、窩藏盜賊的官員才給予定罪。

這個政策出台後，各地迅速安定下來了，然後出現了太平景象，所謂「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有一些解讀是光武對地方官僚妥協了，「度田」這事從此黃了，所以各地迅速歌舞昇平了。

第二種說法是成功了，深入人性的群眾斗群眾政策使得豪族內部開始出現猜疑，地方豪族看到劉秀來真的下狠手後慫了。

因為《後漢書·郡國志》中記載了東漢自光武帝到質帝時期比較詳細的戶口數，比如順帝時期「至於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

戶數和人口數非常詳細。

再結合梁方仲老先生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中的詳細資料，比較有理由相信，東漢在對土地，尤其是人口方面把控的還是比較嚴的，各地的人口戶籍非常詳細。

而且東漢歷代的人口、土地資料也比較詳細，並沒有明顯出現斷檔。

如果東漢自劉秀開始就大撒把了，後世的政府帳本應該是不會出現人口的繼續增長的；

土地自和帝后雖然出現了大規模的減少，但隨後的幾屆兒皇帝時期，全國土地畝數卻基本上保持了平衡，梁冀時代甚至出現了人口猛增的現象。

由此基本可以推測，劉秀將「度田」政策變成了一項每年的日常工作，並進入到了官僚的考核階段。

到了明帝時期，由於明帝沿襲了老爹嚴酷吏治的剛猛套路，甚至出現了官員為了防止自己被扣上不盡職的帽子而在「牛疫、水旱，墾田多減」的災年仍然按照曾經的帳本申報的現象。「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

劉秀最終對土地和人口的執著，在於他對豪族看的比較通透。

豪族最可怕的地方在於通過大量藏匿人口形成的私人武裝。

你豪族可以享受地方上的土地佃租，但你該交的稅是要交的；地方上人口該服的徭役和兵役還是要服，我四個縣四個縣的封給你們，但你們不能完完全全的今後就跟我脫離關係了。

那豪族們是怎麼被劉秀乖乖按躺下了呢?

主要是三方面：

分紅有渠道；上升有考核；不服有軍隊。

1、分紅方面：劉秀從中興開始，就非常大方的將真正來錢多來錢快的鹽鐵專營都下放給各郡縣了。「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

2、上升方面：「度田」的數據和相應每年上繳的賦稅作為地方官和功曹屬吏的重要政績考核項。

3、強制力方面：各地方郡國太守掌地方軍權，太守不是本地人，劉秀在急眼後可以派外地太守對當地進行武力鎮壓。

劉秀取消了郡國都尉這個地方軍職，將軍權給了太守，由於當地的實際政權是歸屬「功曹」為主的地方豪族的，所以地方的軍、政雙方有一個相對的制衡。

光武對鹽鐵等真正來錢的渠道選擇了閉上雙眼，但每年對人口和土地的帳本以及所該交的賦稅敏感異常。

這其實和前漢武帝相比走了一條相反且看似受累不討好的路。

武帝在搞了一大堆財政創新後最終在「貨幣」和「漢企」上加大了抽血力度，民不家富而國用饒，自己各種宏圖偉業上馬。

但這實際上也是「天下戶口減半」的真正原因。

老百姓們活不下去了投奔了地方豪族，而你在大搞「漢企」和金融後卻漸漸開始瞧不上費勁不討好的農業稅，繼而各地哪怕土地人口的帳本開始萎縮中央往往也並不著急。

因為「漢企」和「貨幣」來錢足夠多。

但這就好比美國玩慣了「金融創新」這種高端來錢的手段後，開始看不上自己當年世界工廠山姆大叔般掙錢的辛苦了，等幾十年後再回過頭來，發現自家的製造業再也復興不起來了一樣，西漢後期的大規模豪族化也跟地方的人口土地帳本丟了又巨大關係。

等你再想土地人口的時候，各地的豪族都已經變成了能拉出隊伍的地頭蛇了，你根本組織不起如此巨大的力量。

到了劉秀這，他活的似乎更傻，因為他並不糾結更來錢的「漢企」和「貨幣」。

這些好掙的錢，他作為對地方豪族的分紅了，但對於土地和人口的帳本他堅決異常。

劉秀放棄了對金融工具的追求，而是夯實了對封建王朝實體經濟的基礎。

只要土地和人口的帳本始終在國家層面上抓著，地方豪族哪怕再有錢，我中央在想平你的時候，永遠能夠把人員調動集中起來去以全國敵一隅。

「度田」之所以能夠成功在於三個方面：

1、國家太平日久無戰亂不需要保護家宅；

2、家族每年分紅巨大來錢容易對藏匿人口的小打小鬧看不上；

3、上升通道清晰跟公務員晉升掛鉤，外地出身的郡守每年更新土地和人口帳本及上繳賦稅作為上升的政績考核；地方「功曹」如果想舉「茂才」和「孝廉」需要再吏治上有成績，要不面試時候不好看。

無壓力，掙大錢，所以各地豪族對於藏匿人口和土地的意願也就並不強烈。

在武帝、明帝兩屆政府鐵腕執政、皇帝總控人才選拔機制、三公進行政績考核，地方郡守和豪族默契配合以及有序晉升分紅後，基本可以判斷「度田」制度算是比較成功的。

也正因為前期對帝國的土地和人口進行了計算與丈量後，明帝才能夠派出王景去一年安瀾了黃河。

沒有對土地的詳細前期摸底了解，沒有各地郡縣的徭役動員報表，王景是很難在一年內完成如此浩大高達百億的工程的。

通過「度田」和「公務員晉升機制」這兩條線，東漢政權基本完成了地方勢力上由重視藏匿土地和人口發家的「豪族」到重視仕途發展和漢企分紅的「士族」的轉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