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mstedt 指揮舊金山交響樂團演奏理查史特勞斯交響詩《英雄的生涯(Ein Heldenleben)》,從第一個音就充滿活力。
將近一小時的大曲子,中間的安靜段落,低音弦樂線條細膩讓人心折。即使到了長而慢的結尾,每個細節都是醒的。
史特勞斯對羅曼羅蘭說:「我不是英雄,我沒有力量,我不戰鬥;我退場,我沉默,我要和平。」但依然有人認定史特勞斯該曲中之「英雄」就是作曲家本人。
說實在,英雄又何如?不英雄又怎樣?
鄭愁予寫金門,「金門的見證/永遠是歷史的預言」,最後呢?「天使啊/合手酒來/這一大白就敬了咱們的和平女神吧」!在那戰爭的島,用火寫詩的年代,鄭愁予沒歌詠半個英雄!
音樂史的「前浪漫」,始自拿破崙稱帝。大英雄拿破崙在歐洲一鬧,知識份子失望,社會進入自我審查的肅殺。不少音樂家、藝術家寄情閨房花酒,小家璧玉成為主流,大師如蕭邦、李斯特的小品,冠上「別離」、「蝴蝶」之類文學意義稀薄的標題,若嚴厲批判,是「文以載道」的極端,格局零碎。
但到了史特勞斯的後浪漫時代,音樂是文明象徵、是天命,專家卻好以難解的哲學開示繁複龐大的樂曲,是否令聽者卻步?
拿破崙後百年,納粹蹂躪世界,尼采式英雄思維被鄙棄,步入卓別林的反英雄。如果英雄就是自己,曲子最後獨對南山的孤寂小提琴,固眾芳之所在,即便未得到合度評價,最後和弦在安定中迴光,英雄氣概儘管飄渺,卻未隨時空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