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天夠你找個新住處嗎?

葉汀街：對抗門外的不安

離開綠人巷之後，我們做了很多人會做的事，搬到某份名單上有空位的下一座公宅去。這些神祕的「名單」至今仍是許多候補者參不透的謎。一九九五年，名單帶著媽媽、弟弟和我抵達海耶斯（Hayes，位於紹索爾更往西的希靈登區［Hillingdon］）的一條吵雜主幹道──葉汀街（Yeading Lane）。住進一戶短期出租的社宅單元。建物完工於三○年代，家裡有兩個房間，我和弟弟睡一間，與我們共租的室友住另一個小房間。我媽媽睡在充當第三間房的樓下客廳。

這些社宅單元並不是設計來容納整個家庭的，但我發現附近不少家裡都非正式地擠滿了住客。車水馬龍的街道和來來去去的短租鄰居，讓整區瀰漫一種混亂的氛圍。這種狀況並不特殊，希靈登區議會時常提供分租選項，讓還沒排到公宅的候補者暫住。當時，葉汀街公宅廣為人知，因為隔壁就是聲名狼藉的柳樹街公宅（Willow Tree Lane Estate）。大家都說那裡非常危險，連披薩外送員也不敢進去。所以住戶都會隨便挑個葉汀街的門牌號碼，走過來拿他們的外送披薩。

最初，我們和一位叫「喬治」（真名是賈法瑞［Jafari］）的室友同住。他是索馬利難民、耶和華見證人信徒，迷戀烤焦的吐司和清真認證的小熊糖。他總在外面拚命工作，以至於我對他的記憶頗為模糊。不過家裡到處散落著耶和華見證人的《守望臺》（The Watchtower），我還清晰記得那些雜誌上的美麗插畫，用淡紫和淺紅等粉彩色繪著鮮草繁花，女人們慵懶地躺在老虎身旁。喬治的門開著一條縫時，我會偷偷瞄進他房內，看見深藍色的Calor牌電爐，和它魔法般的炊煙熏出的印子。喬治都用電爐煎蛋或煎魚，溢出煙熏、濃烈、對我來說十分神祕的料理香氣，飄進年幼好奇的我鼻子裡。我們在樓梯上擦身而過時，他會對我笑笑，我則趁機望向他開著的房門，瞥見宗教典籍與空空如也的室內。也許有人會稱之為「極簡現代風」，另一些人可能會認出方便隨時搬走的跡象。

喬治經常為我頂罪，雖然他本人並不知情。我媽媽對我讀的書管得很嚴，所以我會瞞著她，從當地圖書館借法蘭辛．巴斯卡（Francine Pascal）的《甜蜜谷高中》（Sweet Valley High）系列小說來看。每本封面上都畫著微笑的雙主角──一對金髮、苗條的雙胞胎姊妹花（光這種封面就會被我媽媽禁止了）。每次我聽見媽媽走上樓梯，要拿洗好的制服來我房間，就會匆忙把所有書塞進喬治房門下。不曉得他值完夜班回來，看見地板上除了聖經，還出現一堆少女讀物，會納悶成什麼樣。

撫平心慌的NUTELLA

喬治就住在隔壁房間，生活卻與我如此不同，這件事點燃了我的好奇心。我開始不只對人，也對門本身著迷。我小時候看過的前門，大多是公宅建築的標準配備──亮光漆剝落的防火大門，玻璃部分常夾有網狀鐵絲。這種玻璃來自一八九二年美國發明家法蘭克．舒曼（Frank Shuman）的巧思。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工廠窗戶偶爾會因熱氣和機器震動而碎裂，人們普遍運用強化的夾絲玻璃避免玻璃碎得滿地。百年後，夾絲玻璃被用在英國各地的公營住宅裡，我猜政府大概認為公宅住戶就像十公噸的維多利亞機器一樣危險。

雖然我喜歡客人來訪，但在葉汀街，九歲的我有過短暫但嚴重的焦慮問題，和我家的前門有些關係。那扇門幾無特色，材質是uPVC，即硬質聚氯乙烯──一種厚重耐用、代替木頭的白色塑膠。我們那戶門上有四格薄玻璃，貼了霧面貼紙，邊緣已經翹起。每次聽見門鈴聲，看見朦朧的人影走過我家門口，我就會開始因為腎上腺素而頭重腳輕，耳裡嗡嗡作響、身體抖個不停。我媽媽得陪我坐在樓梯磨薄的灰地毯上，手指八字形地摩挲我的頭髮。有時候她會拿一片白麵包，塗上厚厚的Nutella抹醬，讓我坐在樓梯上慢慢吃。我會舔著滑順的巧克力醬，等待我的心讓幼小的身體恢復冷靜，不懂自己為什麼會這樣。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我無意識地承襲了媽媽的焦慮。住在葉汀街時，我媽媽特別擔驚受怕，因為我們生活中同時發生著兩件令應門變得很可怕的事。其中之一關係到喬治的簽證狀態，他深恐隨時會有人來敲門，要求檢視他的證件。

喬治的處境是我們沒遇過的擔憂。我們應付過各種居住相關的狗皮倒灶，但不曾經歷公民身分和國家權力的問題。我弟弟夜裡有時會溜下床，輕手輕腳上下樓。喬治會被那聲音嚇醒，以為有人來抓他，然後走到廚房去做三明治吃，好替自己壓壓驚。我不確定喬治想像政府要來抓他究竟有沒有根據。那時我還太小，沒人告訴我細節。但我至少大到理解整件事的意義：門外潛伏著我看不見的威脅。

焦慮將腎上腺素送進你的血液，警告你危險來臨，要在戰鬥或逃跑中二擇一。你的呼吸會開始加速，肺部努力攝取更多氧氣，以免下一秒就得拔腿狂奔。之所以不舒服，是因為人體並不適合隨時處於這種狀態。長期的慢性焦慮可能導致心臟疾病、腎功能喪失、循環系統疾病、過度肥胖等問題。

移民局官員專挑凌晨衝進住宅，加深人們的恐懼感。他們隨意出入的權力，使得溫馨的地方──美甲沙龍、餐廳、甚至登記結婚的戶政機關──變成恐怖的場域。這些都是政治計畫下的行動，目的即為創造不友善的環境。真的聽見有人用力捶門時，你彷彿能感覺到每一拳都重重落在你胸口。家是我們自己的延伸，當最脆弱的部分被攻擊，我們自然會有反應。畢竟，歷史上最黑暗的悲劇，都是從某扇門被強行踢開起始的。

當那種嚇人的低頻在背景響起，我有我自己的解決辦法。那陣子，辣妹合唱團（The Spice Girls）剛發行出道作《Spice》。我迷得不得了，整天無限重播〈Wannabe〉。其他沒那麼紅的曲子，我也都為它們發明了專屬舞步。我會大聲放那張專輯，把腳翹在牆上，盯著有小小疙瘩的「爆米花」天花板，就這麼躺上好幾小時，沉思踢腿和女力（girl power）。夜裡熄燈後，我還會在房間悄悄聽歌，一面無聲地浪蕩演唱〈Last Time Lover〉，一面幻想瀏海男孩和高校生活。如果要隔絕敲門聲，至少一時片刻，流行樂似乎頗為有用。我因此少聽見了一些驚醒我媽媽和喬治的樓下聲響，也從此發現音樂是多麼有效、多麼迷醉、能創造無數世界的分心方法。

同樣有效的是閱讀。那段日子，我總能逃到附近的公共圖書館避難。那是一棟附有野花園的小建築，離我家只有五十公尺，所以媽媽准我自己去。我們家裡除了實用指南、宗教典籍，就只有V．C．安德魯絲（V. C. Andrews）的小說，是我媽媽在讀的。但我喜歡的是那種不必出門就能發現魔法的書，譬如C．S．路易斯（C. S. Lewis）筆下衣櫥裡的奇幻冰雪國度，《五小福》（Famous Five）系列中四個小孩和一條狗在老宅裡找到的探險密道，趁人類睡覺時溜過書架的借物小矮人（Borrowers），或甚至《魔櫃小奇兵》（The Indian in the Cupboard）中那個舊櫃子裡的玩具印地安人（我原以為「Indian」是指印度人，結果顯然不是）。有時候，我會把封面撕下來收藏，還書時謊稱發生了各種意外，其實只是想留下一點點書裡的魔力。我欣然發現，除了在想像大惡狼的時候外，想像力會賦予我它迄今依然給我的平靜，在我需要的任何時候，帶我飛向別的地方。

英國惡犬

若說移民局官員是我們家焦慮的一個源頭，另一個就是法院執行官（bailiffs）。我從散放在流理檯上的鮮紅信封得知了他們的存在，信中警告我們再不繳租金會受到什麼懲罰。當時我媽媽兼了好幾份工作，其中之一是在西伊靈的美容沙龍當祕書。她都穿麂皮迷你裙、長及膝蓋的高筒靴去那裡上班，我覺得時髦斃了。她也幫人帶小孩，並在電話銷售中心推銷毛巾，工作需求似乎包括她一定要用某種我認不出的聲音說話。她的工作都是領未報稅的現金（也沒有任何雇用保證，除了口頭約定，穩定程度近似今日的「零工時契約」［zero-hours contracts］）。有些工作才找到便瞬間告終，公司也收掉了。一旦工作不夠，我媽媽就無法準時繳交房租，亦無存款能緩衝，只能立即找新工作。大家都知道，你愈窮愈難存錢。

因此，長大過程中，我常在家裡聽到執行官三個字。如此頻繁被提起，你甚至會以為那是個愛找麻煩的親戚。對我而言，他們既真實又可怕。我有些朋友家裡也收到「執行官」的信，大家將他們描述成一群滑稽的漫畫人物，像學校裡專門找碴的惡霸，但很少人真的見過他們。我想像他們都是超過兩百公分的巨漢，直到我同學傑克（Jack）告訴我，他爸爸把一個執行官揍得落花流水。聽了他的話，我總算稍感心安，如果哪天執行官來我們家，也許我們還能請傑克爸爸來揍他。

簡單來說，執行官的職責是執行高等法院的命令和傳票，依據法院判決，強制欠債者還錢。假如房客不繳房租或房貸，一段時間後，房東可向郡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收回房屋。若勝訴，高等法院便會指示執行官將房屋清空、交還給房東。這時，房客可能會收到一紙限於十四天內搬離的命令。人們認為十四天已經夠你找個新住處了。

從十三世紀起，執行官就負責執行封建貴族需要他們幹的髒活。最初，他們是仲裁農地糾紛的官員，現在，他們最為人熟悉的功能有二：一是「搬光你家」（查封財產），二是「搗爛你家」（強制驅逐），也可能兩者同時。老實說，他們的工作介於狠毒與荒謬之間。一位執行官曾經告訴我，他被派去收回一個四英畝的魚池，任務包括將池中價值幾千鎊的鯉魚全數取出，並將魚還給原物主。總而言之，他們從很久以前就被大眾看成酷吏。莎士比亞在《第十二夜》中提到執行官時，用的是當時的貶稱「跟屁官」（bum-baily），據說來自他們老是追在人們屁股後面討債。

單論收入，執行官的工作可能很誘人。《衛報》曾在二○二二年做過一篇報導，指出大部分執行官公司採用的聘雇模式有值得擔憂之處：「執行官並非月薪員工，而是約聘工作者，根據業績賺取佣金。某家大公司的招募廣告──其中表示尤其歡迎前軍警或監獄人員──就開出『佣金無上限』、『每月實領三萬五至六萬五英鎊』的待遇吸引人們加入。」這是一個遠高於英國平均所得的數字。經濟誘因支撐著今天我們看見的一些可怕作法。

晚近幾年，隨著《付不起就查封》（Can’t Pay? We’ll Take It Away!）、《執行官來了》（Beat the Bailiff）、《還債時刻》（Call the Bailiffs: Time to Pay Up）等暴力實境秀的流行，執行官被美化為某種道德十字軍，害怕夜半被抄家的人們則成了節目笑料。螢幕上的執行官經常有著滑稽的形象──白白胖胖、被權力沖昏腦、蛋頭似的大個兒──彷彿一種凶殘成性的英國典型，令人想起刺青上的英國鬥牛犬，滿臉橫肉、發出惡吼。這些節目讚揚「教訓那些欠教訓的人」，讓觀眾覺得和追債人同一陣線。二○一八年，最高法院對「阿里與阿絲蘭訴第五臺案」（Ali & Aslam v. Channel 5 Broadcasting Ltd）做出判決，裁定第五臺廣播公司須為《付不起就查封》中的不當行為，賠償這家人兩萬英鎊。先生阿里當時腳受傷，從床上被叫醒。第五臺拍攝的原始影片中，可以明顯看見執行官慫恿房東之子把場面弄得火爆一點，以增加節目效果。這件事對心臟不好的阿里造成了嚴重影響，而據法院理解，節目播出後，阿里與阿絲蘭的兒女在學校因此遭到霸凌。實境秀的一大看點，就在於它如何冷血無情地，或者過度煽情地，呈現人們受到的創傷。此類節目的始祖很難追溯，但一九八九年首播的美國實境秀《條子》（Cops）無疑要負很大責任。青春期的我，也出於無聊看過不少集。我那代的許多人都曾坐在電視機前，驚訝地看著節目中的警察巡邏、粗暴對待輕罪犯和性工作者，享受地看著他們揮舞權力、伸張扭曲的正義。這種「警察宣傳片」（cop-aganda），就是設計來讓觀眾站在執法者那一邊，正如執行官實境秀是設計來讓我們站在追債人那一邊。經年累月，這種正義逐漸滲入了我們的日常──《條子》是美國最長壽的電視節目之一。

保羅．波希爾（Paul Bohill）是這套媒體美化的產物。他於二○一四至一八年在《付不起就查封》出任主角，從此成為小有名氣的執行官，現在自由接案。五季下來，波希爾與同事共執行了「七百到一千件」強制收回，有時一天多達五件。我在英國第一波封城最嚴重的時期，透過Zoom訪問他。他戴著與節目中相同的無框眼鏡，穿一件藍色條紋衫，看起來就像和藹又機智的鄰家爺爺。只不過這位爺爺會以一樣歡喜的語氣說起他的知名度和他的團隊如何「五分鐘撬開一扇門」。

「很多執行官性格上都有缺陷，」保羅告訴我，「滿多人都是這樣。他們以前是軍中弟兄，所以現在還以為自己在前線衝鋒。他們就是那種出門都穿軍褲、軍靴的人。」（七十七歲的保羅自己在節目中扮演「白臉」。他以前在警政單位受訓時，教官是二戰和韓戰退役的軍人。）

我們需要了解這些公共侵入者的實際工作，不能總把他們簡化成都市傳說或電視名人。我追問了保羅他提到的撬門是什麼，他解釋道，收回房屋時，「如果裡面的人不開門，我們還是要執行法院命令。我隊上會有受過開鎖訓練的人，用我們帶來的工具把門撬開。這是完全正當的舉動，這樣我們才能把房子還給法定所有人。」

這些手段有不少令人髮指之處，但最恐怖的一點，可能是沒有任何其他權力能管束執行官的行為。我詢問保羅，如果害怕的房客叫警察來，警方會介入多少？他以讓我心寒的自信與我分享他如何看待他們的位階。「警察來的話，就得協助我們，」他回答，「因為我代表高等法院，全英國沒有更高的法律機關。」事實上有兩個，分別為上訴法院與最高法院。

雖然保羅的說法未必完全準確，但一位執行官這麼看待自己，確實叫人憂心。儘管如此，現行體制支持著他的想法（以一個小細節為例：保險公司不理賠被執行官破壞的門鎖，付不起修理費的房客只能聽憑房東處置）。結束視訊前，保羅隨意說起，經過一年來的失業潮和景氣低迷，他們最近生意可好了。光是這幾週，他已經接到兩百件查封案件。

事實是，我們許多人距離執行官來敲門沒有想像中那麼遠。疫情前，出動執行官的案件數量大幅增加，根據社會正義中心（Centre for Social Justice）的統計，二○一九整年約有三百萬件，比五年前多了六十萬件以上。二○二二年，《觀察家報》（Observer）報導了北安普敦（Northampton）五十三歲的費絲．吉林（Faith Gillin）的故事。追債人找上她家，向她追討一張鉅額罰單。她忘了向駕照及行照監理局（DVLA）更改地址，所以從來沒收到。她對記者說，她的新住址已登記在戶政機關，但地方政府不曾嘗試聯絡她，反而直接委託執行公司向她追債。類似情節還發生在非常多人身上。不只一個慈善機構警告，強制執行的數量勢必將繼續攀升，因為民生物價高漲，使更多家庭背上債務。而且近期資料顯示，這種情形已經開始了。舉例來說，請求公民諮詢處（Citizens Advice）提供執行官相關協助的人數，二○二一年十二月為一千八百八十四人，隔年三月已暴增至二千七百零四人。其中一大部分可能都是行政疏失，以及一場歷史級經濟危機的受害者。——摘自臉譜出版《我的囚租人生》租客面試、畸形格局、房東消失⋯⋯25年租屋經驗如何影響歸屬感，以及對居住文化與家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