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下旬,繼泰皇蒲美蓬陛下和皇后詩麗吉官訪馬來亞,並前往主持大殿(戒堂)頂部的龍頭升座儀式後,象徵著智達苑佛寺已大抵落成。
但據1963年2月《南洋商報》的報導,寺廟工程仍然因建築材料無法及時運到而導致工程受阻,理由在於泰南遭受颱風,以及馬來亞鐵路閙罷工的影響所致。而且,佛寺的建築由泰國文化部轄下的藝術局所設計,以致建築方面相當繁雜和十分嚴謹。因此根據建寺委員會主席邦蘇佛上校表示,泰方有意再聘請5名專家前來進行設計工作,如果一切順利,整體建築工程將在該年的7月間竣工。
該年10月29日,包括30僧人在内的泰國200名佛教徒,在泰國前警察總監、前内政部常務次長鑾察他拉康上將(Luang Chattrakankosol ,1902-1995;時任泰國内政部長為乃巴博將軍,詳情可參見本系列第2篇)的率領下將出席智達苑寺的送僧袍儀式(kathina,或供僧大會)。
該參訪團從曼谷乘火車南下,隨後在馬來半島各州和新加坡觀光視察,直至下月始方歸國。28日早晨7時,該團抵達吉隆坡火車站,並將於次日上午10時正,前往八打靈再也參加隆重儀式。
馬來亞聯合邦政府同樣十分看重鑾察此趟行程,馬來亞駐東南亞聯盟(ASA,東協(ASEAN)前身)秘書卡瑪魯丁表示對訪問深受歡迎,認爲此舉有助於更進一步地在馬泰兩國人民間,有效發展出“東盟精神”。
鑾察對當時的馬來亞來説并非陌生人物。在冷戰時期的泰馬邊境,為馬來亞共產黨游擊隊活動地帶,因此泰馬兩國高級官員將例行舉辦每兩個月一次的“剿共會議”,規定由兩國輪流舉辦和主持。鑾察曾執掌警政和内政等高職,有多年的防共經驗,亦多次蒞臨馬來亞出席此泰馬高級參謀聯合委員會議,以探討兩國邊界的聯合作戰行動。當時其為泰方的委員會代表兼主席,而馬方代表則是馬來亞獨立後來,首任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英籍軍官拿督羅尼·摩爾中將(Rodney Moore,1905-1985)。
在1963年1月14日《南洋商報》刊載駐曼谷記者關於鑾察將來馬出席例行會議前夕的報導,形容鑾察“學識能力高超,而且和藹可親,且有文風,充分表現士派的溫和氣態。大凡與他接觸的人,特別是外國人中,都會有深刻的印象。無論是國内與國際性的内政會議或發展地方繁榮會議,他都參加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次率領代表團出席吉隆坡剿共會議,更是最理想的人選。”
此外,鑾察是出生於泰國南部洛坤府(Nakhon Sri Thammarat)的閩南籍華人後裔,原名Chiam Limpichat,“ 鑾察他拉康”是皇室授予的爵名。因此,駐曼谷記者亦認爲其“對泰南地理人情的熟悉自不待言,貴乎能運籌帷幄,對地方的繁榮與治安,貢獻殊大”,而且身爲泰華“更深切認識中泰人民親善的真正意義”,“是一位明瞭外僑問題的人,對管理外僑事務,做來合情合理,也是一件難得的事”。
1963年9月16日,時逢馬來亞、新加坡、砂拉越和北婆羅洲(沙巴)共同合組,宣佈馬來西亞聯邦之成立。鑾察在當年7月的最後一次泰馬高級參謀委員會議後,表示泰國將派遣由國防部、内政部和外交部組成的3人代表團前來吉隆坡參與馬來西亞成立大典,而此後的剿共行動,將由馬泰兩國各自進行。
鑾察在該年10月份正式從公務崗位退休,並擔任多個公私營企業和慈善組織等職務。考這次率領泰國佛教徒和僧侶的南下之旅,應該是其退休後不久的事。
摩爾中將也在次年卸下武裝部隊總司令職,由敦姑奧斯曼(Tunku Osman,1911-1994)晉升少將並接任,成爲馬來亞獨立及馬來西亞成立後首位執掌武裝部隊的馬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