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加沙到烏克蘭，美國外交為何「墮落」？｜特朗普變法

在中東，特朗普先是提出震驚全球的「清空」加沙計畫，接著又上升到「美國接管」，宣稱會將加沙建設成「中東蔚藍海岸」（the Riviera of the Middle East），供全球民眾觀光度假，巴勒斯坦人則會被遷到約旦、埃及或其他阿拉伯國家，無法再回故土。顯然，這種等同種族清洗的計畫，除了以色列拍手叫好外，不會再有國家公開贊成，因此特朗普一度在2月21日軟化立場，表示自己只是「建議」、不會強硬執行，沒想到幾天過後，特朗普又隨手轉發AI生成的「加沙重建」短片，繼續宣傳自己的「加沙願景」。

在俄烏戰場，特朗普的作法更加大膽。先是新任防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表示：烏克蘭收復失地不現實、烏克蘭不能加入北約、烏克蘭需要強大安全保障但美軍不會參與維和，接著是美俄跳過歐洲直接在沙特談判，再來是特朗普拋出礦產協議強迫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簽署，但兩人隨後在2月28日公開交惡，接著特朗普在3月4日宣布暫停對烏軍援。雖說歐洲已經表態軍援不斷，但少了美援的烏軍能撐多久，恐怕是各界的共同疑問。

以上種種，不論是提倡在加沙種族清洗、或是無情拋棄烏克蘭，都讓習慣美國「體面」的各方大感不適，直呼美國外交已經「墮落」，而特朗普就是令美國道德淪喪的「罪魁禍首」。平心而論，這種說法確有現實與輿論基礎，但撇除道德標準、回顧歷史，這種走向「墮落」的外交「變法」雖然挑戰傳統，卻也不是毫無傳統可言。

美國外交的四大傳統

2001年，美國歷史學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出版《特殊的天意：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變世界》（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一書，書中回顧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四種思想傳統：漢密爾頓主義（the Hamiltonians）、威爾遜主義（the Wilsonians）、傑斐遜主義（the Jeffersonians）、傑克遜主義（the Jeffersonians）。這本書也在多年後成為解析特朗普崛起、分析特朗普外交的重要經典。

其中，漢密爾頓主義重視商業貿易，強調自由航行、門戶開放、貨物與資金的自由流動、穩定的貨幣與金融體系，認為國際貿易帶來經濟繁榮，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之所在。這種傾向其實與早年的英國殖民者相關，只不過美國的地理環境有所不同，所以漢密爾頓主義不只聚焦傳統的大西洋，更展望印度洋與太平洋。整體來說，這派強調促進國際貿易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

威爾遜主義則主張美國與世界的接觸具有道德意義。這種思路顯然來自清教文化與傳教士傳統，認為美國應該積極對外「宣教」，在過去是促成各地社會、經濟、醫療與宗教變革，在當代就是發揚所謂「自由民主」話語：宣揚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能穩定世界，且是相對現代化的進步制度。整體來說，威爾遜主義強調外宣與外援，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制度為主、又接受美國價值觀的全球秩序。

傑斐遜主義則關心美國內部的民主和公民自由，希望限制美國的海外參與。這派的背後邏輯是，過度干涉海外可能導致美國捲入戰爭，且國內利益集團在海外長久推廣意識形態，也將無可避免走向腐化，結果都是危及美國民主。因此對傑斐遜主義者來說，美國的國家利益就是捍衛國內民主，而非向海外拓展民主，更遑論介入戰爭。整體來說，帶有較強的孤立主義傾向。

而傑克遜主義雖然也有孤立主義傾向，卻比傑斐遜主義更具民粹色彩、更加反精英，也更加尚武。這派主張，美國的國家利益就是人民的政治和經濟福祉，人民高於政府、人民意志優於精英決策、國內利益先於海外戰略，可想而知，其也必然對所謂人道主義干預、國際法表示懷疑。

但這不表示傑克遜主義就是純粹的孤立主義。因為這派也同意，為了捍衛國家利益，美國領導人必須狡猾且強硬，必須拋棄禮義廉恥、先發制人、甚至發動戰爭，而只要宣戰，就必須動員所有可用力量，浴血奮戰直到勝利。

其實如果仔細推敲，傑克遜主義似乎是無法消解的矛盾集合體，既要孤立又要干預，既要人民意志又要強人領導，既要經濟發展又要遠征海外；但根據米德表示，這正是美國公眾社會、文化和宗教價值觀的表達，在懷疑精英階層的同時，也願意為了自己信仰的美國價值觀與文化而戰，蘊含了個人主義的勇武，以及信仰美國例外論的愛國主義。

而以上四種傳統可以約略投射為商人、傳教士、律師、軍人的價值觀和視野，也反映出不同群體在美國國家利益的分歧：漢密爾頓主義聚焦經濟利益，威爾遜主義重視道德秩序，傑斐遜主義注重國內民主，傑克遜主義強調回應基層民意。米德指出，美國外交政策長期在四種傳統間不斷切換，彼此結合、補充、抵消，為的就是最大化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不同流派的聯手與內鬥，也導致了美國外交的複雜無常，例如冷戰時期的美國政府，既能面向社會主義陣營高喊民主自由人權，也能同時在拉美、中東默默支持獨裁政府。

但《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變世界》的重點在於，米德認為冷戰以來的美國外交政策主軸，基本是被漢密爾頓主義、威爾遜主義兩大傳統把持，強調面向全球、輸出民主，過程當中雖然會與傑斐遜主義對話，卻嚴重忽略傑克遜主義所代表的民間星火。而這種長期趨勢，可能會在未來招致強烈反撲，顛覆冷戰之後的美國外交戰略。

其實這種說法在2001年書籍出版時，還沒有發生明顯的現實應驗。2008年《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更有文章對《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變世界》提出批評，認為米德只是要「對歷史上的傑克遜主義進行有力頌揚」、「對嚴厲排外的民間社區進行讚美」；另外也有評論認為，米德的說法不過是美國例外論的陳腔濫調。

當然，如果從為美國外交政策辯護的視角來看，米德的著作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宣揚了美國外交的獨特性。只是2016年特朗普崛起後，針對米德與《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變世界》各種批評，似乎就逐步讓位於外界的關注與好奇，因為這個框架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解析時代巨變的超前預言。

特朗普與傑克遜主義

回顧特朗普第一次代表共和黨參選，各種突破政治正確的發言不僅震驚美國政壇，更是衝擊全球閱聽人。對內，特朗普主張嚴格限制移民，並對各種進步主義話語冷嘲熱諷；對外，特朗普宣稱要退出各種國際組織與建制，包括退出北約、要求盟友負擔更多軍費。種種反建制作法，嚴重衝擊了外界對於美國總統的既定想像，但特朗普最後還是順利勝選，各方也為此議論紛紛：美國政治出了什麼問題？

在這種背景下，米德2001年提出的傑克遜主義復歸，就成了各方理解特朗普崛起的重要根源。此外，米德本人也於2017年的《外交事務》撰文〈傑克遜主義的造反：美國民粹主義與自由主義秩序〉（The Jacksonian Revolt: American Populism and the Liberal Order），指出近幾十年來，從金融危機爆發到中俄等地緣政治對手崛起，種種現象都令美國民眾備感危機，也為傑克遜主義的復興提供了土壤。

在傑克遜主義者的視角內，美國不該是推動普世價值的政治實體，而是應該做好美國人民的民族國家，因此政府應該更關心國內事務，尤其經濟情勢正在不斷下滑；另一方面，進步派精英對多元文化主義、身分政治的積極宣導，也讓立場保守的傑克遜主義者認為自己受到攻擊，因而對政治正確、移民懷抱敵意。

整體來說，米德認為傑克遜主義的近年復歸，主要源自進步派精英與基層群眾的日漸脱節，導致前者在考慮國家利益時，很難理解非精英公民的思想、價值觀以及真正在乎的政策重點，2016年總統大選就是這一矛盾的公開炸裂。如果把視角拉到現在，其實這個論述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近年歐洲的極右崛起，以及各方熱議的「全球進步主義時刻終結」。

當然，傑克遜主義回潮與特朗普本人是否為傑克遜主義者，其實是兩件事。畢竟從特朗普本人的行事風格來看，商人出身的他也有重商主義的底色，這就與傑克遜主義不完全相同；而所謂「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則似乎是缺乏清晰綱領的模糊存在，或許可以直接簡化為「特朗普說了算」。事實上就連米德都說，「特朗普不是傑克遜本人的第二次降臨」，因為在他看來，特朗普往往只會提出模糊願景，「到時如何施政將是一大問題」。

不過毫無疑問，特朗普的崛起雖與他本人不是傑克遜主義者無關，卻與他發現、且把握這股政治脈動息息相關。聚焦2016年的大選情境，傑克遜主義與特朗普的一拍即合不是沒有原因。

首先，傑克遜主義者本就不信任傳統進步派精英，因此反覆批評所謂「華盛頓沼澤」（Washington Swamp）、「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特朗普，無疑成了這群人眼中的當代「超人」，可以拯救美國脫離邪惡勢力；第二，傑克遜主義雖然尚武，卻也反對「無用的海外干預」，因此面對特朗普不斷指控「北約浪費美國人民的納稅錢」，支持者當然會認為特朗普抓到了問題關鍵、看到了前人都沒看到的問題；第三，圍繞左與右、進步與保守的文化戰爭在美國愈演愈烈，但執政的進步派精英解決不了美國的經濟沉痾，卻終日在政治正確上鑽牛角尖，立場保守的傑克遜主義者自然寄希望於滿嘴政治不正確的特朗普，認為非典型政治人物可以成為新的救世主。

當然，回顧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國是否真的因此「再次偉大」，答案恐怕相當見仁見智；但特朗普落選引發的支持者衝擊國會山風暴，則無疑暴露傑克遜主義者的不甘與憤怒，也為2024年的捲土重來埋下伏筆。

聚焦「特朗普2.0」，在戰爭持續的大背景下，傑克遜主義的作用似乎格外清晰，俄烏戰爭就是最佳案例，不論烏克蘭如何抗拒，促成停火都是美國當前的戰略主軸，而這也是傑克遜主義的核心精神：反對美國進行無用的海外干預。因此特朗普對於烏克蘭也拋棄得毫無道德包袱，從直接宣布美方不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也不會派兵維和，再到不斷暗示澤連斯基下台，接著是迫使烏克蘭簽署礦產協議，再來是直接中斷軍援。有了民意加持，特朗普將過去用於伊朗的極限施壓直接轉嫁烏克蘭，用得毫無違和、理所當然。

另一個顯著案例，就是特朗普與馬斯克（Elon Musk）對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癱瘓。在傑克遜主義者眼中，這個組織當然也是輸出沒用的自由民主價值、浪費納稅人血汗錢的貪腐集合體，因此特朗普就職後也「新官上任三把火」，暫停了大量海外援助項目、關閉USAID的官方政府網站，馬斯克更稱USAID是「仇恨美國的激進左翼馬克思主義者的毒蛇窩」、「一個騙局」。2月14日，政府效率部決定不再交付原來分配給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導致USAID實質處於癱瘓狀態。

但主張減少海外干預的特朗普，其實不是在所有場域都如此，例如他同時就對拉美拾起「新門羅主義大棒」，甚至放話併吞加拿大、接管加沙。但有趣的是，特朗普支持者並不因此反感，反而還相當興奮，這當然也與傑克遜主義的底蘊有關。如前所述，傑克遜主義與強調孤立的傑斐遜主義本就不同，前者具有濃厚的民粹色彩，認為只要是「為捍衛國家利益」，興戰也是選項，畢竟既要孤立又要干預、既要人民意志又要強人領導、既要發展經濟又要發動戰爭，本就是傑克遜主義的內生矛盾。說得更直接，只要領導人能夠說服民眾「這是國家利益」，孤立主義也能立刻被好戰口號取代，這就是傑克遜主義民粹底色的展現。

因此觀察「特朗普2.0」，他在公開論述俄烏戰爭與拉美、加沙時，明顯是建構了不同的話語體系與情境：針對烏克蘭，特朗普直接宣稱所有挹注都是徒勞、俄羅斯不是威脅，美國應該盡快認賠殺出，並以掠奪礦產收入填補損失；但針對拉美，特朗普便宣稱「中國滲透」正在威脅，美國必須奪回巴拿馬運河；針對加沙，特朗普則是算準了同情以色列是支持者的立場主流，「威脅以色列就是威脅美國」，所以即便特朗普已經承諾要退出中東，為了以色列卻可以直接轉彎成「美國準備接管加沙」，甚至暗示不惜派駐美軍。

有部分分析認為，特朗普的擴張主義、乃至帝國主義，其實是對MAGA的背叛，但這種分析本身就有現實上的存在錯位，因為這些聲音其實並不來自MAGA陣營，而是來自原本不被特朗普魅力統攝的群體。這就間接說明了，究竟有無「背叛」，關鍵在於支持者的感受，而非客觀條件。當然，宣稱接管加沙、武力奪回巴拿馬運河，或許更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虛張聲勢，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但特朗普能宣之於口又不引發支持者反彈，證明了傑克遜主義的複雜多變，以及領導人本身調動民粹的魅力與能力，在傑克遜主義的框架中至關重要。

不過，所有行動都有成本，傑克遜主義的高漲，必然排擠其他傳統的存在。例如特朗普與馬斯克癱瘓USAID的直接效果，就是降低美國輸出「自由民主」話語的力道，不少全球南方國家、乃至中俄恐怕都正暗自拍手叫好，但美國外交的威爾遜主義者就不怎麼開心，因為這等於自棄全球領導力，尤其馬斯克還放話要對美國之音（VOA）、自由歐洲電台（RFE）開刀，相關動作如果持續進行，恐怕會嚴重衝擊冷戰以來的美國軟實力耕耘。

但如前所述，不同群體認知的國家利益本就不同，正如外人批評特朗普背叛MAGA、MAGA陣營卻不認為，拋棄烏克蘭、重拾「新門羅主義」、放話「接管」加沙、癱瘓USAID，究竟是美國外交的「墮落」或「進步」，其實也取決於觀察者所在的團體。對非傑克遜主義者來說，現在的美國或許是近百年來最「墮落」的時候，但在傑克遜主義者看來，現在的美國無疑「恢復正常」，而且擺脫了虛偽的進步派精英，未來還將持續「進步」。

不過，從特朗普第一任期來看，部分驚人承諾經過4年都沒兌現，例如退出北約，可見傑克遜主義雖借特朗普之手擠進白宮核心，卻沒能完全凌駕於其他三派傳統，甚至還要受掣肘；這次特朗普再度歸來，權勢比過往上升不少，其本人也更加大刀闊斧，但究竟能將傑克遜主義的外交推進到什麼程度？這場「變法」又會持續多久？能否後被共和黨下一位總統候選人繼承？4年後再看，這些問題應該都會有更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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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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