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宣傳以哈停火是「自己的功勞」後,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又在1月25日語出驚人,稱自己正準備「清空」加沙,原因也非常直接:加沙已經成為拆卸現場、幾乎所有東西都被摧毀,「所以我想與一些阿拉伯國家合作,在不同地方建造住屋,這樣他們也許可以暫時過上和平生活。」
而被點名對象,首先就是鄰近加沙的約旦與埃及。特朗普表示已經要求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 II of Jordan)接收更多巴勒斯坦人,「我說希望你能承擔更多,因為我現在看到整個加沙地帶一片混亂」,接著又稱會與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持續溝通,「我希望埃及能帶走一些人」。
而關於「清空」本身,特朗普表示可以是臨時性質、也可以是長期,總之在這位美國總統看來,這種作法有助解決反覆發生的以色列-加沙衝突,「我們把這一切清理乾淨,你知道,都結束了。」相關說法也在以色列引發迴響,例如財政部長史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就對計畫表示歡迎,畢竟這位極右政客早在2023年11月就公開要求加沙巴勒斯坦人「自願移民」到其他國家,因為以色列將「不接受加沙作為獨立實體存在」。
但阿拉伯相關方就不怎麼買單。例如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領導人阿巴斯(Mahmoud Abbas)辦公室表示,「巴勒斯坦人民不會放棄他們的土地和聖地」;哈馬斯政治局官員也稱,「巴勒斯坦人不會接受任何提議或解決方案,即使這些提議看起來像是打着重建的幌子,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建議」;阿拉伯聯盟也表示拒絕,「強迫性的流離失所和驅逐人民離開他們的土地只能被稱為種族清洗」。
被點名的約旦、埃及當然更加反對。約旦外交部長薩法迪(Ayman Safadi)便稱,「我們堅決反對會造成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的情況。約旦是約旦人的,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的」;埃及外交部也表示,反對任何侵犯巴勒斯坦人不可剝奪權利的行為,「不論是通過定居或吞併土地,或是通過強制流離失所、鼓勵遷移或將巴勒斯坦人從其土地上趕出,無論是暫時的還是長期的」。
顯然,特朗普的計畫不那麼容易執行,但從他前一任期的作風來看,這種提議似乎也不令人意外。
回顧過去,特朗普當然不是第一個提議「清空」加沙的政治人物,甚至歷史上也早有類似先例,例如1948年開始的「納克巴」(Nakba)、1967年開始的「納克薩」(Naksa),前者導致超過75萬名巴勒斯坦人逃離家園,後者迫使超過28萬名巴勒斯坦人從加沙、西岸逃往埃及與約旦。
這些事件無疑是當今以色列的立國基礎,也是巴勒斯坦民族敘事的傷痕所在,「鑰匙」則因此成為阿拉伯文藝創作的重要符號,隱喻民族雖然流離失所卻仍心繫故居,即便許多地方已被以色列定居點吞噬。
2023年「阿克薩洪水行動」引爆戰爭後,以巴再度出現「鏡像」的敘事反應:由於以軍鐵蹄首先攻入北加沙,大量巴勒斯坦人只能倉皇南逃,「納克巴2.0」於是成為同情巴勒斯坦方的輿論話題;但在復仇心切的以色列右翼社群內,「重返」加沙的呼聲也是日益高漲,所以才有今日特朗普的「清空」加沙主張。
當然,「重返」加沙一說也不是毫無歷史基礎。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成功占領加沙地帶,並在1970年開始設立第一個定居點,接著持續擴張規模與人口,到了2001年已有近7,000人。不過2000年「第二次大起義」爆發後,以色列總理沙龍(Ariel Sharon)為緩解國際壓力、安撫巴勒斯坦,在2003年提議撤出加沙。可想而知,這個提議受到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以色列左翼的熱烈歡迎,卻被沙龍所屬的利庫德集團嚴重反對,時任財政部長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就是其中一員。
但即便反對聲浪高漲,沙龍還是在2005年闖關成功:以色列國會在該年2月批准《脫離接觸計畫實施法》(the Disengagement Plan Implementation Law),撤離工作於是在8月陸續開展,並在9月正式完成。從結果來看,以色列一共拆除21個加沙定居點、重新安置8,000多名猶太定居者,以色列軍隊也為此撤出加沙,開始沿著邊境重新部署;但回顧整個過程,撤出加沙始終沒能成為以方內部的壓倒性共識,除了部分定居者反覆抵制、2名以極右人士憤而自焚外,內塔尼亞胡也因此辭去沙龍政府職務,表達強烈抗議。
多年來,隨著以色列定居點持續滲透約旦河西岸,「重返加沙」的呼聲也不斷獲得能量。當然,在整個以色列政治光譜中,「重返加沙」還是相對邊緣的主張,但2023年10月「阿克薩洪水行動」的爆發,無疑是為「重返加沙」創造政治情境,讓這個選項成了右翼眼中的「一勞永逸」。
2023年11月,以色列右翼社群開始發起各種「重返家園」活動,呼籲驅逐巴勒斯坦人、在加沙重建定居點,部分活動甚至有利庫德集團人物參與,例如議員塔莉·戈特利夫(Tally Gotliv)就在一次活動上高喊,「立刻在加沙北部建造隔離牆和塔樓」。2024年1月28日,以色列右翼召開「定居帶來安全」(התיישבות מביאה ביטחון)會議,這次包括極右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Itamar Ben-Gvir)在內,共有11名政府部長和15名執政聯盟的議員到場,討論在加沙建立新定居點、驅逐巴勒斯坦人,與會人數超過5,000人,其中有不少是10幾歲的青少年。
2024年2月下旬,以色列定居者組織納查拉(Nachala)發起行動,支持民眾非法突破加沙北部與以色列之間的埃雷茲(Erez Crossing)邊境口岸、就地搭建「新定居點」,不過活動因為以色列軍警取締而告終;10月20日至21日,納查拉和其他右翼團體在加沙邊境舉辦「準備解決加沙問題」活動,參與者可以搭建棚屋觀賞以軍轟炸加沙的場景,納查拉創始人丹妮拉·韋斯 (Daniella Weiss)開心表示「加沙阿拉伯人失去了居住的權利」,一位與會者則在回答媒體詢問「那加沙巴勒斯坦人怎麼辦」時,直接表示「我們應該殺死他們,把他們一個不剩地殺掉。」
當然,以色列內部對這些聲音也不是毫無批評。
例如以色列左翼媒體《國土報》(Haaretz)就撰文指出,「重新安置」加沙巴勒斯坦人等同強制遷移,是「以上帝之名進行種族清洗」;許多人質家屬更是強烈抨擊「定居帶來安全」等活動,認為這不只會阻礙人質獲釋,更是在重複歐洲過去對猶太人的集體驅逐,例如人質羅米·戈南 (Romi Gonen) 的母親梅拉夫·萊舍姆-戈南 (Meirav Leshem-Gonen) 就批評,「這不就是歐洲對我們做的嗎?我們說我們要做更好的人,但我們正準備對其他民族做同樣的事情」;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和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顧問阿隆·平卡斯(Alon Pinkas)也撰文感嘆,「這不是作為『創業之國』的以色列、這不是獲得13項諾貝爾獎的以色列、這不是自由民主的以色列。」
甚至就連內塔尼亞胡本人,也多次強調以色列不準備統治戰後加沙、不打算重建加沙定居點。當然,內塔尼亞胡考量的不是巴勒斯坦人的艱難處境,而是達成這一目標需要的極高成本,不過有鑑於定居者是內塔尼亞胡政府的重要支持者,如果「重返」呼聲持續喧囂,這位政壇九命怪貓未必不會考慮軟化立場。
不過內塔尼亞胡之所以遲疑,如前所述,是因為「清空」加沙相當不易,除了以色列內部的輿論批評外,更關鍵的是周遭阿拉伯國家拒絕配合,尤其是約旦與埃及。
2023年10月13日、也就是「阿克薩洪水行動」後6天,以色列情報部起草了長達10頁的「關於加沙平民人口的政策選擇」(Options for a policy regarding Gaza's civilian population)文件,提出A、B、C三種戰後方案。「方案A」是恢復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在加沙的統治權,但文件認為這種作法無法有效阻止襲擊,也無法保障以色列安全,是「風險最大的選擇」;「方案B」則是在加沙建立取代哈馬斯的新地方政權,但也被以「成效不彰」否決。
接著就是「方案C」:將加沙地帶的230萬居民遷移至埃及西奈半島,並以安全區阻止巴勒斯坦人重返加沙。文件指出,埃及有義務允許人口轉移,美國也應該向埃及施壓,迫使該國接收難民,但埃及也可再將難民轉移至土耳其、卡塔爾、沙特、阿聯酋等國,移民政策寬鬆的加拿大也是潛在考慮對象。文件最後評估,「方案C」是首選,因為人口遷移「最符合以色列安全」,並且能產生「積極且長期的戰略成果」。
當然文件也提到,「方案C」在國際合法性方面可能「相當複雜」。各方的後續反應也可想而知,這份文件在10月下旬被洩露給媒體後,引發埃及的強烈反彈,不少聲音都批評這種作法等同種族清洗。為此內塔尼亞胡只能不斷淡化文件重要性,稱這只是作為假設的「概念性文件」,政府內部並沒有針對文件進行實質討論。
但即便如此,埃及還是把大規模接收巴勒斯坦難民畫為「紅線」,甚至不惜通過官員對外放話,表示如果以色列堅持「越線」,埃及有可能暫停1979年的和平條約,恢復兩國敵對狀態。而開羅之所以拒不讓步,背後考量除了政治原因,當然還有現實的安全問題。
首先是政治原因:如果埃及真的大規模接收難民,就等於變相協助以色列「清空」加沙、促成「納克巴2.0」。雖說近年阿拉伯國家普遍拋棄巴勒斯坦抵抗事業,並用各種空泛陳詞掩護與以色列的私下互動,但在現實政治上,巴勒斯坦議題還是有一定的輿論影響力,最直接證據就是「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後,沙特立即停止了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談判。在這種輿論氛圍下,埃及當然也不會接以色列拋來的燙手山芋。
再來就是現實的安全問題:西奈始終是埃及直面威脅的第一前線。1967年六日戰爭後,西奈半島遭到以色列佔領,一直要到1973年贖罪日戰爭、1979年以埃簽署和平條約後,埃及才終於在1982年完全收復西奈。但即便失地回歸,「威脅來自西奈」的恐懼還是存在。在內部政治上,埃及軍政府長期壓制穆兄會,但後者正好與哈馬斯存在聯繫,埃及始終擔憂哈馬斯會與穆兄會暗中勾結,在西奈建立新據點與武裝基地;在反恐作戰上,「伊斯蘭國」(ISIS)曾在西奈半島北部肆虐,背後不乏加沙武裝份子的暗中協助,埃及政府也一度為此頭痛。
從這兩個角度來看,比起引爆國內輿論不滿,埃及政府恐怕更擔心大量巴勒斯坦人湧入西奈,會令穆兄會與ISIS漁翁得利,並讓西奈成為某種襲擊以色列的「新基地」,導致開羅面臨尷尬兩難:如果不鎮壓武裝份子,就要直面以色列的軍事報復。而不管選哪一個,西奈都會成為加沙的事實延伸,從觀光勝地化為作戰前線,屆時不只影響民生,還可能干擾蘇伊士運河營運,衝擊埃及的經濟動脈。
類似擔憂,對已經收容200萬巴勒斯坦難民的約旦來說,當然更加刻骨銘心。1967年六日戰爭後,大量巴勒斯坦武裝隨著難民進入約旦,並將約旦國土當成攻擊以色列的據點,導致以色列報復波及約旦城鎮;到了1970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簡稱巴解)已經成為約旦的「國中之國」,左派巴勒斯坦武裝甚至密謀推翻約旦的哈希姆王朝(Hashemites),忍無可忍的侯賽因國王(Hussein of Jordan)於是在同年9月下令軍隊圍剿。
但衝突走向不完全掌握在約旦手中。當時巴勒斯坦武裝派系背後各有阿拉伯國家支持,約旦與巴解的戰爭最後引來敘利亞的軍事干預,以及伊拉克、埃及的政治施壓,侯賽因國王只能在10月被迫同意停戰。一直要到1971年1月,約旦軍隊才再度發動攻勢,最後巴勒斯坦武裝不敵砲火紛紛撤離,約旦政府也開始針對官僚與軍隊進行清洗,大量巴勒斯坦裔約旦人因此失去工作,支持巴勒斯坦武裝的約旦媒體也被吊銷許可證,軍事衝突最後以政治肅清畫下句點,但這場衝突的影響遠在約旦之外。
1971年11月28日,在埃及參加阿拉伯聯盟峰會的約旦總理瓦斯菲·塔爾(Wasfi Tal)慘遭暗殺,犯案者正是由法塔赫成員組成的「黑色九月」組織,目的就是報復約旦驅逐;而失去主要行動基地的巴解則轉往黎巴嫩南部集結,再度把他國領土當成攻擊以色列的基地,結果當然還是引發以色列報復,最後黎南混亂不斷升級,成為引爆黎巴嫩15年內戰的導火線,且這場衝突同樣引來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介入,伊朗更是趁機滲入黎南扶持黎巴嫩真主黨,成為來日「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的重要支點。最後黎巴嫩被內戰摧殘得千瘡百孔,巴解則又被驅逐到突尼斯。
無論如何,經歷與驅逐巴解的政治與軍事動盪後,約旦不只對支持巴勒斯坦意興闌珊,也連帶提防巴勒斯坦難民。1994年約旦與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時,約旦就堅持加入防範大規模人口轉移的相關條款,例如條約第2.6條就規定,「在雙方控制範圍內,不應允許人員非自願流動,以致對任何一方的安全造成不利損害」;之後以色列時任總理沙龍也曾多次提議,將巴勒斯坦人大規模轉移到約旦,但後者的紅線還是分毫未動,直到今日。
顯然,不論是埃及還是約旦,不論是已經經歷還是未雨綢繆,兩國都預見了收容大量難民後的附帶風險。因此觀察兩國動作也能發現,從這一輪加沙戰爭開始,埃及與約旦就反覆強調不會大規模接收難民,而這種「敬謝不敏」姿態,當然也不是近年才有。
回歸以巴衝突根源,在「兩國方案」停滯的這些年,國際上也不乏所謂「三國方案」提議,也就是直接推翻巴勒斯坦必須建國的前提,將約旦河西岸的控制權交給約旦、將加沙地帶的控制權交給埃及,兩國將各自授予地塊內的巴勒斯坦人本國公民身份,最後這片區域只有以色列、約旦、埃及三國矗立,而沒有所謂巴勒斯坦國。
這種方案既是對1949年到1967年局勢的再現,也是對巴勒斯坦分裂的再鞏固。基本上2007年哈馬斯將法塔赫逐出加沙後,所謂巴勒斯坦就已經分裂成兩個政治實體,加沙由哈馬斯控制,約旦河西岸則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治理,雙方經歷大國多次調解,直到今日都無法實現一統。這種分裂現狀無疑是對「兩國方案」的巨大嘲諷:巴勒斯坦尚未建國成功,內部就已經裂解出兩國。
此外「三國方案」也是對問題責任的轉嫁外包。埃及與約旦既是最早與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國家,也是以色列的事實鄰國,而在這個基礎上設計的「三國方案」,等於是讓兩國協助以色列壓制武裝衝突,將巴勒斯坦問題轉移到自己身上,留下以色列獨自美麗、享受安寧。
當然,這種明顯利好以色列的方案,無法被埃及與約旦順利接受。多年來,兩國內部雖有渴望獲得領土的聲音,卻都敵不過對「授予所有巴勒斯坦人公民身分」的質疑,約旦政府的反彈尤其強烈,再加上近年以色列定居點已經大量滲透約旦河西岸,「三國方案」的現實基礎早已不復從前。
不過特朗普上台後,這種利好以色列的慣性明顯在其政策中毫不遮掩的發揚光大,不論是前次執政的「和平計畫」(Trump Peace Plan,又稱「世紀協議」),還是這次一上任就提出的「清空」加沙,特朗普的核心目標都是為以色列量身打造「解決方案」,最終目的就是確保以色列安全、終結來自巴勒斯坦的威脅。
在2020年1月公布「和平計畫」構想前,特朗普已經先行推進各種「為以色列正名」的前置作業:在2017年12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在2018年停止資助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在2019年3月承認戈蘭高地屬於以色列、在2019年11月放棄美國持續40年的既定立場,否認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定居點不符合國際法。
最後「和平計畫」直接揭露了特朗普的「理想願景」:巴勒斯坦將能建立一個「主權有限」的國家,首都設在東耶路撒冷郊區,但要在計畫實施4年後才能建成;以色列將控制「巴勒斯坦國」的邊界、領空、電磁頻譜、外交政策和安全;巴勒斯坦人必須解除加沙地帶所有武裝,包括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及其管轄下的所有團體,並且承認以色列是猶太國家;未經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國」不能試圖加入任何國際組織。這些標準都達到了,美國才會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但何謂「達到標準」,基本上由以色列和美國認定。
顯然,特朗普的「和平計畫」與聯合國版本的「兩國方案」相差甚遠,甚至可說是允許以色列推進併吞的煙霧彈,就算「巴勒斯坦國」日後真的成立,這種狀態也明顯不是正常國家,而是一塊被以色列宰制的殖民地。不過這些質疑很快就回歸平靜,因為特朗普落選、內塔尼亞胡的執政夥伴甘茨(Benny Gantz)反對併吞約旦河西岸,「和平計畫」最後在一片嘈雜聲中無疾而終,只是各方沒想到4年過後,特朗普還會轉而提出「清空加沙」。
在政治策略上,「清空加沙」可以算是「三國方案」的某種變體,企圖將巴勒斯坦問題外包給約旦、埃及分擔;但在核心目標上,「清空加沙」其實與「和平計畫」一脈相承,終極目的都是讓猶太人安然定居,同時阻止巴勒斯坦建國。
當然從目前埃及與約旦的悍然拒絕來看,這次的「清空加沙」也可能會像上次的「和平計畫」,雖在全球引發不少討論,卻無法在現實推進任何一步。不過這種曾經邊緣的極右說法,如今卻被美國總統「頗為認真」的公然提出,無疑是對巴勒斯坦黯淡未來的殘酷映射:種族清洗或許無法徹底執行,種族壓迫卻是醜陋日常,被困其中的巴勒斯坦人不斷原地反撲,似乎只換來兩者差距的不斷縮減,而非建國幻夢的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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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3
特朗普建議「清空」加沙:種族清洗能不能解決以巴問題?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109943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