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境情謎》是部在敘事上有多層次的電影。而這些富有趣味層次的來源,源自於真假難辨的堆疊與對比的應用。
從文本創作面來看,無論是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將真實逃難經歷,或是建立在真實之上的虛構小說世界《過境》,甚至是編導克里斯汀佩佐(Christian Petzold)的電影改編版,小說和電影都是虛構的,唯有西格斯的二戰逃難經驗是真的。不過作為一部作品,其具有魅力的地方,就在那虛構的世界裡,蘊藏感動觀眾及讀者的情感與希望。這正是文學或影像作品的迷人之處。
《過境情謎》的拍攝手法充滿實驗性,起初因時代錯置而與觀眾保持疏離,隨後便發酵出另一種親切感
就電影文本而言,克里斯汀佩佐不斷地玩轉「真實」與「虛假」的敘事技法,逐漸堆疊建構出《過境情謎》的影像層次與文本厚度。
作家維德爾(Videl)的信與小說手稿,是蓋爾(Georg)逃離巴黎的求生希望。但假冒維德爾的他,卻也在馬賽失去了自己的身分,亦即失去了自我。為了前往墨西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自我為出發點,所有的一切都是虛假的。唯一真實的是他對小男孩德里斯(Driss)的父子情感,以及對瑪麗(Marie)的愛戀情感。
片中的難民角色並非二戰的猶太人,而是中東難民,正是現今國際情勢的隱喻手法
德里斯的生命中缺乏了父親的角色,當蓋爾唱了那首關於動物回家的搖籃曲、送德里斯的足球,甚至是踢球方式時,無意間也將自己的真心踢進了德里斯的心裡與生命裡,並在修理收音機時,填補了德里斯的生命缺憾。最好的證據是蓋爾在領事館裡,每一次望向窗外的鏡頭視角。每次特寫窗外的德里斯時,畫面中便充滿了父親對孩子的強烈情感。當德里斯病倒時,他尋找醫生時的焦躁,也凸顯了他對德里斯的關懷之情。
不過對德里斯而言,美國領事館是他曾失去父親的地方。蓋爾走進領事館意味著背叛德里斯的真心,也因此當蓋爾踏進領事館的那一刻起,便注定失去他對家庭生活的嚮往。
瑪莉不斷穿梭在馬賽街道,她的跫音與錯認,皆是蓋爾對她癡戀的符號
至於瑪麗。蓋爾自麻田街與她初遇時,便因她的美麗而深深著迷。每次瑪麗在街道、窗外流動的身影,以及高跟鞋與地面敲擊的跫音,都牽動蓋爾對瑪麗動心的真情。他愛瑪麗,希望能取代維爾德與瑪麗相守一世,可惜瑪麗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維爾德為出發點,這也注定了蓋爾悲劇性的結局。
瑪麗對丈夫的真情完全顯露在她每次回眸與張望,以及急切的腳步聲裡,尤其瑪麗過於迅速的轉身與步伐節奏,都透露出瑪麗內心的擔憂。
令人心碎的是,當她多次錯認蓋爾背影時,臉上的笑容又是何其幸福,但當蓋爾轉身後,笑容消散的速度又凸顯出瑪麗內心的失落程度。而當蓋爾告知瑪麗丈夫死訊時,瑪麗依舊相信丈夫會出現在船尾,特別令人心疼。
風禿山咖啡館是全片重要的場所,它牽引了所有角色的聚散與希望的燃起
相較於蓋爾決定追求現實,瑪麗則和蓋爾完全相反。醫生李察(Richard)及蓋爾對瑪麗而言只是短暫的心靈慰藉。他們對瑪麗的愛是真實的,但瑪麗卻始終選擇追逐丈夫的幻影,直到在前往港口的路上,她心心念念的仍舊是內心所深信的謊言。蓋爾與瑪麗,像是在馬賽相遇的兩個截然不同世界的人。而步步逼近的德軍,則將故事中的這些可憐人,推向必然的人生交叉口。
有趣的是,編導克里斯汀佩佐讓從頭到尾的都未出場的維德爾貫穿了整部電影,增加故事的厚度。他的手稿與妻子的書信,成了蓋爾通往墨西哥和瑪麗生活的通行證。蓋爾在馬賽假冒維德爾的身分,也不斷牽引著瑪麗的世界。而作為故事舞台的馬賽與風禿山咖啡館,則成為這群失意人的心靈港灣。尤其是咖啡館,是蓋爾與他人交流與相識之地,最後也成了希望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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