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醫生之後回家吃藥,家人好奇的問我吃什麼藥,聳聳肩我告訴他們這是我富貴病的藥阿;一個人外表看起來好好的,也沒有什麼應該煩惱的事情,可是卻在吃藥,這個應該是富貴病吧!
我想到醫生看診的時候問我平常有沒有什麼迷信的行為?我則一本正經地回答他我是一個佛教徒。
其實我想醫生和我都知道信仰不是迷信,可是在科學進步的社會主流價值裡面,醫生問我關於迷信,而我則可以意會的回答宗教,這樣的概念就如同我看起來好好的,卻在吃藥,好像強裝自己憂愁一樣。
關於迷信或者富貴病的說辭,都是我們身處在文明裡面的自我調侃,或者對文明的包容:我們覺得信仰還有治療富貴病很重要,可是卻用一種不經意的「罔市」及「罔腰」的概念,讓信仰與富貴病在平常世界的價值觀裡存活下來。
最近在讀余德慧老師的《生命史學》,裡面有一段關於文明、心靈、語言還有文字交錯的段落,舒緩我的富貴病的症狀,他是這麼說的:
與文明或文化相較,「巫現象」沒有精確的語言,沒有制式的習氣,更沒有一成不變的規律。「巫現象」不是巫術,也不是儀式,而是擺脫被文明或文化豢養的束縛,直接把自己置身於「野地」。「野地」是精神的,意味著人必須在生死之間搏鬥,它是行動的處所,人必須小心翼翼地求生存,機敏地保護自己,並且尋求活下去的力量,但也必須與萬物俱亡。與之相較,文明或文化的生活是一個被養在豬欄裡的生活,照著習性的制約,每天三餐,把身體交給醫療保健機構,把生活策略交給專家,依照書本的教條行事,只憑報紙及電視「增長知識」,也就是把整個生命交給文化來殖民。
對我來說迷信有其必要,治療充斥著文明的富貴病也很重要。《生命史學》為我的症狀下了如下慈悲的註解。
然而,「巫」現象永遠只是「指出景象」,而不是累積的知識—一旦「巫現象」成為知識,或為巫醫,或為巫官,或為巫術,都變成虛假的知識。「巫」現象自身是生命的處境,本質上是人類命運劫數的無明,它總是透過一些受苦的人把生命景象的光透露出來,因而讓人明白生命的暗處;對於「巫」現象,也不是信或不信的問題,而是人如何解除文明的遮蔽,而願意自我揭露生命奧秘的問題。
對於理性,巫現象的存在是個令人尷尬又極力排斥的存有狀態,但是,對心靈史的歷史救濟而言,既是生命的存有狀態,我們必須回到現象自身。
在余德慧老師看似說理的文字裡,我總覺得瞥見他的心靈書寫,總覺得他走過我正在感受的現象,雖然余德慧老師肉身已經遠去,可是他所顯透的文字裡,我看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