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些族群比較容易生病？社會化如何影響人們對健康的行為、認知、還有態度？

我們對社會有期待、對他人有期待，同時也對自己有所期待，這些期待都在人際互動過程中不斷轉化，最後形塑出自我。

在社會化的進程中，經由「自我形成」與不斷的探問，使個體逐漸建構出具有獨特氣質的個人。我們也喜歡向他人提問：「你覺得，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可見，除了自我的認識外，人們同樣在意自己在社會當中的位置與角色。

雖然人類這一神奇的物種在物理環境上，已適應沙漠、冰川等極端氣候，但同時身為社交動物的我們，很多時候，難以調適的卻是社會環境的改變。以「飲食障礙症」來說，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會遭遇到階段性升學、搬家被迫轉學、同儕人際困擾等諸多變因，不僅僅是孩子，若成年人對於轉職後的生活適應不良、金錢借貸的種種壓力，無法即時排解障礙，都可能會使人藉由飲食紓解壓力，出現暴飲暴食、厭食的情況同時交錯發生。

每個人面對壓力時，所採取的排解管道不盡相同，因為生活形態的養成源自於每個人之「家庭」，有些家庭每到週末都會一起去露營接觸大自然、有些家庭在日常的生活裡會透過一些簡單的聚會彼此交心，因此，若要改善健康狀態、避免疾病的發生，就必須從每個家庭建立正確的健康觀念與生活形態著手(簡怡光，2004)。陳家駒醫師解釋，飲食障礙者（暴食、拒食）通常會非常在意外表，大吃大喝後會後悔催吐；或是為了不引起注意假裝有吃飯，又偷偷丟棄食物，甚至使用藥物催吐或灌腸，長期下來，除了不健康，還會對生活、學業成績、人際相處等造成負面影響，一連串的挫折形成負向循環，更加劇了每一個節點的壓力源(周品攸，2020)。

良好的空調系統、保持空氣流通與溼度，都是影響健康的因素。街道、人行道、公園、咖啡廳、戲院或景觀設施等公共空間，是增進人們活動、互動、與身體活動的主要場所。而在現在勞動力高度密集，大量人口湧入都市，隨之公共空間被壓縮，人與工作、食物異化的情形下，無非都增添了人們生活中巨大的隱性壓力，包括傳染病在內的城市化問題開始暴露，在這個快要窒息的城市中，人們對自然既嚮往又渴求。

「Park」原指一大片用來做狩獵及其他戶外活動的場地，到了十八世紀，隨著浪漫主義的風潮，「自然」被賦予崇高的意涵，特別是中產階級對於地景的想像，成為其提倡公園的文化基礎。

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英國，資本家與勞工的對立升高，都市公園在當時有緩解階級衝突的社會意義。當時的中產階級認為，遊憩（recreation），有助於人的改善、進步。而勞工階級盛行的休閒活動，諸如飲酒、嫖妓、觀賞格鬥等，大都以享樂為主。所以，中產階級提倡理性的遊憩，希望勞工像他們一樣勤勉、溫馴、合乎道德(魏慶家，1996)。

公共衛生強調群體的觀點，然而健康促進的眼光卻只想改善每個個人的生活習慣，用充滿個人歸因的健康評量，忽略了身為一個「人」被鑲嵌在社會中難以撼動的處境(麥瑞瑜，2017)。疾病的預防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讓民眾可以在疾病發生後，能獲得一個完善的治療及照護。因此，一個完整的『健康服務模式』，不僅是要致力於『健康促進』及『疾病預防』的推展，更重要的是還要建構一個完整的『預防治療及照護』模式。因為，惟有替民眾建構一個從『疾病預防』到『疾病治療及追蹤』皆完善的社區健康照護網絡，才可以幫助每個民眾可以免於疾病之恐懼(簡怡光，2004)。

偏鄉的聚落型態因為地形、路況崎嶇，或是經濟發展不全，造成社會資源、醫療資源分配不均。在十二年國教的教育方針下，政府對人民進行了全面性的教育普及，對於身處於都市的民眾，可能很難想像：「生病為什麼不去看醫生？」（不過還有一種情況是座落於都市邊緣的區域，這些地方比一般定義下的偏鄉，更容易被人們、政府遺忘，也就更容易造成各方面的不平等）。

「生病不去看醫生」由很多複雜的社會因素組成，可能是民眾對健康意識的薄弱、對社會資源的不了解，也可能很單純是因為「太麻煩」，但是在太麻煩的認知底下，也潛藏著對健康的漠視，更是低社經家庭對身體自主權的失控。

撇除流行性感冒、慢性病的疾病，像心臟病、肺結核這類型需要搶救黃金時間的病徵，若發生在偏鄉地區的居民身上，等同於死路一條，在當地衛生所、小型診所人力匱乏、醫療設備不全的情形下，可能連病發時的基礎照護都是燙手山芋，許多病患更是在駛向百公里外醫院的救護車上回天乏術。

人類建構城市之後，生活於其中的我們便開始被城市形塑，大樓的興起、交通的混亂，街道的公共衛生系統，每一個環節都在塑造我們的認知與社會化的程度。社區資源結合基礎醫療才能打造一個健全的健康照護體系。

全篇下來看似很發散的段落，都是想盡力聚焦回「社會不平等」的面向上，以及在人類從生理人長成社會人的過程中，所遭遇的種種塑造、認知如何被改變，希望半年或是一年後回來檢視這篇文章的時候，可以有更多想法、在理論上更有說服力、在文章架構上更清晰。也希望未來人類對公共衛生更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