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于7月19日抵达伊朗德黑兰,会同伊朗总统莱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俄土伊“阿斯塔纳进程”三国首脑会议。
对普京、莱西、埃尔多安来说,三人出席这场峰会的目的各有不同,土耳其希望让俄伊对自己在叙北的军事行动“开绿灯”;普京则希望维持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共存,避免三国合作走向破灭,同时巩固自己在中东的两大地缘支点:伊朗与阿萨德政权;莱西一如既往希望把握有助政权存续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在与美国谈判核协议的同时,也与同被制裁的俄罗斯洽谈合作机会。
而从结果来看,俄伊对于土耳其的军事行动似乎不置可否。但据路透社9月16日独家报道,俄罗斯似乎有意推动叙土关系正常化,故安排了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负责人哈坎·菲丹(Hakan Fidan)和叙利亚情报局局长阿里·马穆鲁克(Ali Mamlouk)于大马士革进行多次会晤。如此发展或与俄乌战争延烧下,莫斯科将在叙利亚的军事资源持续调往乌克兰有关。
另在伊朗一侧,伊朗石油部新闻机构SHANA曾于7月19日宣布,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签署了价值约400亿美元的合作备忘录,是伊朗史上最高额的外国投资协议。9月19日,伊朗石油部又发布此一合作备忘录的新细节,包含了以下四个关键项目。
第一,伊朗将通过阿塞拜疆,每日从俄罗斯购买9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第二,伊朗将根据交换协议,每日从俄罗斯获取6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并将其加工为液化天然气(LNG),从伊朗南部出口到其他国家;第三,Gazprom将帮助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开发基什(Kish)和北帕尔斯(North Pars)的天然气田及另6处油田,并帮助南帕尔斯(South Pars)天然气田增压;第四,Gazprom将帮助伊朗建设液化天然气(LNG)项目,以及通往巴基斯坦和阿曼的天然气出口管道。
回顾此前,早在2017年,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便曾与Rosneft、Gazprom等俄罗斯公司签署多项协议,规划俄伊两国的油气联合作业。根据协议内容,伊朗将购买俄罗斯设备与技术,以换取俄罗斯采购伊朗原油,再将其转售给第三国。协议的价值在当年高达300亿美元,又在2018年上升到了500亿美元,只不过美国也于同年对伊朗祭出高强度制裁,导致Rosneft等俄罗斯石油巨头宣布退出。
由此脉络观之,2022年7月的400亿美元油气合作备忘录,其实并未超出核协议问世初期的合作规模太多,甚至更多是补上“失落的份额”。但这份大单的出现,体现了俄伊能源合作稳定,不受美伊谈判核协议等局势影响,同时折射了俄伊同受国际制裁下,有意逐渐靠近的战略协作趋势。
在此氛围下,俄罗斯会否与伊朗共组“天然气欧佩克”的陈年议题再成热点。然就天然气市场的特殊性、俄伊两国互动来看,此一话题恐将重复过往命运: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为什么难有“天然气欧佩克”
回顾“天然气欧佩克”(Gas OPEC,又名天然气卡特尔)的讨论源起,最早始于2001年。彼时天然气出口国论坛(GECF)成立,成员包括伊朗、俄罗斯、卡塔尔等天然气出口大国,西方由此频频预测,认为GECF或会仿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又称欧佩克),建立天然气版的卡特尔(Cartel,泛指协调特定产品之产量与售价的垄断集团),以调控全球天然气配额与价格。
而后伴随俄罗斯、伊朗与西方的摩擦渐显,舆论对于两国将把GECF“战略武器化”的猜想愈发炙热。2002年,普京也首次提出了建立“天然气欧佩克”的构想,并获得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支持。此后俄方确也有意加强此一主张,多次提出了“要建立比欧佩克更有影响力的天然气供货商联盟”、“要让GECF往天然气欧佩克的方向发展”、“成员们也期望俄罗斯以自身政治影响力来推动”等。
然而除了伊朗官方明确表示支持外,“天然气欧佩克”的构想并未受到GECF其他多数成员的积极呼应,最终止步俄罗斯的单方呼吁,并成为西方媒体炒作俄罗斯威胁论的题材。究其原由,三大市场因素堪为关键。
首先,天然气市场的合同型态,使得出口国难以集体协调价格与产量。综观全球天然气市场,仅北美地区存在短期与中期合同,其余欧亚两洲的天然气合同多以20年至25年的长约为主。原因在于,大量天然气和基础设施的商业化、距离消费市场遥远的油气田开发,都仰仗长期合同为框架进行投资。
在此状态下,发达的天然气现货市场不易出现,权威的交易参考价格自然也难已问世。当然,长期合同依旧存在调控交付数量的空间,只要供货商的操控幅度够大,确实可以迫使买家转向短期市场,同时拉高现货价格。但如前所述,短期合同并不普遍,且供货商若刻意撕毁合同导致违约,将大幅影响自身交易信用,长远来看弊大于利。
第二,天然气市场区域化明显。综观全球管道和液化天然气(LNG)供应链,不同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组合间存在技术、基础设施差异,故与原油市场的全球性相较,天然气市场的区域化态势相对明显,且主要可分为三大区。
在北美天然气市场,由于此地天然气管道相对发达,且与气田距离较近,故中期合同与现货交易较为突出;在欧洲市场,此地与气田距离较远,故主要以长途管道运输天然气与LNG、采用长期合同,且气价往往与石油产品的价格相挂钩;在南亚与东亚市场,此地仰仗LNG供应链,同样采用长期合同,气价亦与石油价格挂钩。而放眼全球天然气出口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除卡塔尔外,几乎没有国家能同时供应两大区以上的出口市场,由此导致了统一价格的难产。
第三,各国不愿让渡天然气战略。如前所述,原油市场的高同质性,构成了欧佩克国家的内部协调空间;但天然气市场的区域化与异质性高,各出口国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便由此受限。
在卡塔尔、尼日利亚、埃及、安哥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新兴天然气出口国圈子内,其多仰仗与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生产共享协议(PSA)框架下开发资源,同时提供LNG技术。倘若“天然气欧佩克”成立,便意味上述国家要将现有的天然气出口战略,让渡给新成立的“国家联盟”来决定,而自己的既有利益是否能被延续,其实充满不确定性。
故早自2007年起,卡塔尔、尼日利亚等国便持续表态,不赞成俄罗斯建议将GECF转型为天然气欧佩克的主张。而伊朗之所以积极呼应俄罗斯,可谓是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再加上其拥有庞大的天然气储量,只是欠缺技术与平台,故在突破制裁的考虑下,伊朗的顾虑不如卡塔尔等国强烈。
而从这一点,又可以延伸出“天然气欧佩克”难产的政治因素。从现实视角来看,俄罗斯若是希望在协调全球天然气供应上扮演角色,首要的考虑对象或许不该是伊朗,而是卡塔尔,毕竟俄罗斯虽控制欧洲区域市场,卡塔尔却一度控制全世界的LNG市场,虽说其份额近年已被美俄分食,且在2021年被美国首度超越,却依旧是世界排名第二的LNG出口国。故若将卡塔尔排除在协调机制外,“天然气欧佩克”将会丧失领导可信度。
但如前所述,卡塔尔无意与俄罗斯结盟。2007年1月,俄方表示有兴趣参与卡塔尔的第四个LNG项目;2007年3月,普京曾经访问多哈,希望与卡塔尔讨论天然气协调机制的成立可能,同时希望能藉此掌握LNG技术,以打入北美与亚洲的LNG市场,然卡塔尔皆未积极响应。
一来,卡塔尔同时与美国、能源巨头等多方签署了合作协议,积极开发自己的LNG产能,但俄罗斯希望的合作,在当年的卡塔尔看来,可谓是具有明显垄断性质的战略结盟,实在是过于激进的政治冒险;二来卡塔尔虽有兴趣在GECF内协调可协调事务,却始终希望在自己的时间框架内开展项目,以主导自身的天然气发展战略,合作伙伴更要“可靠可信”。
简言之,卡塔尔对俄罗斯的政治信任度不高,故不足以推动两国在协调天然气市场上有志一同。
伊朗与俄罗斯能走多远
而回到伊朗一方,其自2000年初便积极响应俄罗斯的“天然气欧佩克”倡议,希望将天然气化作指向美国与西方的战略武器,将南北对抗引入能源场域,上演天然气版的石油危机,让伊朗从被制裁的国际孤儿转为反包围西方的关键角色。
故其不仅在GECF内呼应俄罗斯,更在2006年6月参与上海合作组织(SCO)峰会时,主动提议成立“天然气欧佩克”。
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都未积极响应伊朗,正如卡塔尔亦对莫斯科的橄榄枝不置可否般,原因有二。
一来,在经历卡塔尔的软钉子后,俄罗斯似乎明白天然气市场终究与原油不同,要复刻欧佩克的结构挑战相当巨大,故其开始将这一主张当成政治手段,即借由提出“天然气欧佩克”的倡议,引发各方讨论,尤其是热爱炒作俄罗斯威胁论的西方媒体,以借此放大俄罗斯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而结果也证明了,俄罗斯确有能力以此获得额外政治声量,且对莫斯科而言,被认为是威胁似乎好过被忽视。而这一心态,或许也是中俄应对国际议题偶有不同取态的原因。
二来,伊朗的角色十分尴尬,可谓是意识形态过于汹涌,身量实力却过于贫弱。过去伊朗曾多次公开表示,要与俄罗斯共同建立“天然气欧佩克”,莫斯科却屡屡否认有此机制存在,显然是不愿被伊朗绑上“反美战车”,毕竟其尚未准备要与西方全然决裂。
此外伊朗的探明天然气储量虽位列世界第二,却受西方经济制裁的枷锁压身,缺少探勘所需的项目与合同,技术与基础设施也未达水平,制裁更是短期难解。故对俄罗斯来说,即便伊朗是块和氏璧,其打磨也必然费力耗时。
例如此次公布的7月19日合作备忘录细节中,写有“Gazprom将帮助伊朗建设通往巴基斯坦的天然气出口管道”一条,看似是两国合作机制的大突破,其实已是陈年提案。早在2006年上合组织峰会上,普京便曾宣布,Gazprom准备协助建设连通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的天然气管道。但由后续发展来看,此一项目显然持续延宕,否则便不会时隔16年后再被提起。
简言之,从天然气的市场交易结构来看,若没有卡塔尔与其他中东国家的参与,单凭俄罗斯与伊朗其实难以组建“天然气欧佩克”,且两国在过去一段时间,也没能在此议题上达成共识。
然而组不成“天然气欧佩克”并不影响两国深化油气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只要俄罗斯愿意投资,以当下的伊朗政治环境来看,签约基本可以无碍进行,真正的挑战反是在日后的执行层面。
首先,是俄罗斯的资金问题。俄乌战争爆发后,被西方联合制裁的俄罗斯愈发“向东看”,正是在此脉络下,其于今年7月重拾2018年特朗普单边退出核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后,俄罗斯便逐渐淡出的两国油气合作项目。这对伊朗而言,自是意外的战略机遇。
然而眼下的俄罗斯处境与伊朗十分类似。在西方联合制裁下,俄罗斯央行的海外资产多被西方国家扣留或没收,使用国际金融市场信贷的机会同样受限。虽说俄罗斯眼下尚未出现尖锐的预算问题,能源出口亦在继续,但要在伊朗开展大规模油气合作项目,就必须确保融资的来源与稳定,否则可能重演管线项目16年来毫无动静的窘境。
第二,俄伊仍存在能源上的竞争关系。若将两国置于同一篮子内,俄伊可谓控制了全球近40%的探明天然气总储量,以及15%以上的石油储量。故两国若能进行某种程度的油气协作,甚至将合作提升到一体化阶段,便有机会影响全球的能源市场板块。
然观察现下的市场互动,俄伊仍是相互竞争的对手,例如今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原油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便持续上升,并在5月取代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伊朗只好被迫降低本就相对低廉的原油价格,希望抗衡俄罗斯在中国市场的挤压。
第三,俄伊的能源合作究竟是源于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现实的短期和解,或是两国出于对“东升西降”等趋势判断的发展战略?这一问题远比前两者重要。若就眼下国际政治环境来看,俄伊确在油气领域存在一定竞争,但出于抗衡美国压迫的需求,两国希望协调在能源领域的共同战略利益。然而这般“抗衡关系”是否稳定,尚需时间检验。
事实上,不只俄罗斯曾对与伊朗合作有所顾忌,在伊朗政坛内,精英们也对是否与俄罗斯结盟有所分歧。赞成与俄罗斯深化关系者主张,靠近莫斯科有助抵抗美国的战略绞杀,2018年特朗普单边退出核协议后,此派声量无疑上升许多,群体成员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韦拉亚提(Ali Akbar Velayati)、伊朗议会议长加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多数高级将领们。
而另一派则视俄罗斯为重要邻国,但对加强俄伊两国的战略关系持保留态度,并主张伊朗应对西方保持开放空间,同时避免过度依赖莫斯科。此一群体成员包括伊朗前外交部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前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立场相对温和的前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阿莱伊(Hossein Alaei)等。
眼下哈梅内伊已届83岁高龄,但下任最高领袖人选尚未出炉,细究坊间流传的各种可能接班人名单,当中既有被认为立场强硬的现任总统莱西,也有代表温和派的鲁哈尼。故伊朗未来的对俄政策能否稳定,很大程度上与两国油气合作的实质进展类似,需要时间观察并检验。
但无论如何,眼下的400亿美元油气合作大单,仍不失为两国互利共赢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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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27
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