捫心自問,如果我們不是做工的人,關懷底層弱勢究竟是不是虛情假意?
這個問題從林立青 《做工的人》問世之後,大幅度的挑起了社會的討論。我猶記得當年,因緣際會感謝書店朋友的介紹,引薦林立青到月讀舉辦新書分享會,很可惜的是我忙進忙出,沒有待下來聽完整場分享,更沒有機會好好與林立青深聊寫作當下的動力。當年林立青在工地做監工,將工地百態寫成書之後,掀起許多正反評論,而後改編成電視劇與電影。
我當時真的以為,林立青就此名利雙收,順勢推出第三部創作只是時間問題,沒想到,林立青卻不寫了,開了清潔公司,專門招募街友、與弱勢團體合作,更明列遺屋清潔為服務項目!成立公司當然要賺錢,賺錢才能拿來做更有社會影響力的事!只不過這不是一般的清潔公司,而是有社會使命在內的社會企業,讓這些社會邊緣者能夠以清清白白的姿態重返社會,將藏污納垢的委託案處理得清清白白,於現實於心理都賦予了強大的成就感。我很震驚的,是他選擇留在現場,用生意頭腦給予弱勢者自力更生的機會,一起有獲利,才有未來。
如果有人說,從作家到頭家,林立青仍然不是做工的人,仍然與工人站在不同階層上,他所代言與擁有的工人形象,依然只建立在他身上,那我會說,只有思辨與批判意識的知識份子,從沒有站在同個現場過的評論者們,可以用哪一種更具影響力的方式改變現狀?
回到這一本書。《飛蛾撲火》或許某種程度也回應了我的問題。
作者曾經是一名工會組織者,這本書主要講述的是她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工會組織者的故事。
但這本書縈繞不去而且思緒紊亂的敘述,反反覆覆所一直不斷自我詰問與自我探究的,有兩個主體,一個是作為本書書信體所想獻給的「你」,一個是作為運動組織者對於組織本身充滿矛盾衝突的「我」。
而構成本書骨幹的兩個張力,來自於工運史裡重要的故事與英雄「火」和正在建構自身故事的我與你所互相暱稱的「蛾」。
何謂戰鬥的意志?是什麼驅使某些人戰鬥,每個人都害怕,所以是什麼讓某些人跨過恐懼的門檻?全憑憤怒嗎?是勇氣嗎?
在我看來地反覆重複與不停補述的,就是作者理智上想強調的核心本質:工會組織如何實踐作戰,工會運動如何跨越階級、種族等本質的差異,但她內心一直想觸碰但不敢直接面對的問題卻是:組工會是工人最好的選擇嗎?工人還有多少可以失去的?
首先是剛出社會而投身工會作為一種工作選選的「我」,在參與的第一場工會運動遇到了「你」阿爾瑪。阿爾瑪的祖父與父親都有參與抗爭的經驗,因此已是工廠裡具影響力的工人領袖,而作者只是剛出社會的工運菜鳥,卻是派來的組織者,是發動這一且運動的工會受薪階級,或許成為作者運動初期就無法消化的本質差異:
你這個白人,你這個念過大學的人,你這個在這場抗爭中沒什麼好損失的人,事實上,你是領著薪水來組織這場抗爭。而不是儘管抗爭仍希望保住工作,或希望打贏後還能回去工作的人。
這種含糊或間隙,身為讀者,一直想到渾身不舒服的啟蒙:宗教的啟蒙,工業的啟蒙,連自身權益也需要被啟蒙,這一切不都是階層/階級的傲慢?即使是工會組織也充斥著這樣的傲慢?菜鳥怎麼可能想清楚這個問題,只能說服自己行動重於一切:
我沒花足夠時間思索專業組織者和我們協助組織的工人之間的間隙或其核心差距。我的職責是組織你。我們是來協助引導你們,跟你們並肩作戰。
組織者眼中應該要只有工作任務,儘管作者情感豐沛,但她仍謹守界線不和阿爾瑪或任何工人產生友情的做的羈絆,作者明確的知道,工會也這麼教導,做組織不能憑情緒主導,才能成為工人的嚮導,協助帶領他們打贏他們的仗,但這件事情作者無法說得明白,於是就有了蛾:
我想了又想,如今我懷疑戰鬥的意志說不定與願景或想像力無關,而可能是一種變態(metamorphosis),一種極度渴望改變,以致自己被改變了的狀態。
作者一直舉著蛾的故事擾亂讀者,其實若要無限的放大蛾的意象與比喻,可以比喻生產上游的蠶,到比喻破繭而出的兩人,我一直覺得作者很想藉著蛾的故事自我表述,表述著因成長而變態的過程,也表述著成為蛾之後卻成為論述客體的自我矛盾:
令我著迷的甚至不是蛾本身(雖然他們在那裡,可說是故事的情境核心),而是爭奪控制權—對於牠們應該具有什麼意義,以及關於牠們的故事如何隨其身體形態而演變。
不論蛾是自身或是廣大勞工的代稱,都能想像作者在無言抵抗的就是這個本質性的差異使她無法順利往前,勞工雖然構成故事,但故事的意義與他們無關,權勢者的詮釋才是重要的。這也是工會運動史最重要的神話故事,被作者用不同角度與史料重複反覆的陳述主因。
工會本身也是一個充滿階級領導色彩的組織,其中的權利謀略與歷史大業,不是工廠女工想要爭取乾淨的廁所或加薪幾毛錢這種小事所看得見的遠大前程,不是在現場的抗爭者想要爭取的自身權益這麼狹隘,那麼,身在現場組織抗爭爭取工會的工人,原來不是為了自身權益而戰,那麼究竟是為誰而戰?
書的中後段開始出現兩大工會合併又內鬨,爭奪制度性權力下的分裂內鬥,也成為兩人分歧的關鍵,內鬥的工會,分別代表著不同組織的彼此,連公司都在訕笑的工會內鬥,荒謬升至最高,故事也在此告一段落,因為作者再也承受不住逐漸崩解的信念與工會,而在決裂的衝突下離開,離開工會,離開這段經驗,療傷止痛。
工會運動究竟是誰的運動?難怪作者在書裡一直吐,一直酗酒,一直不願休息,一直要把工運經驗翻撿回來,一直想當作變態完成的蛾,尋找義無反顧的火光,即使她完全沒有答案。性別權力不平等的事實也同樣存在於工會運動裡,組織高層裡,從過去到現在,白人男性仍穩坐權力位置,所以她必須要一直的提及工運神話裡面的兩個重要女性:克拉拉直到高齡九十六歲仍在安養院籌劃組織工會,范妮亞・科恩直到八十多歲仍堅守工會執行委員。
當她從菜鳥到領導階層,從後記中看出作者又回到運動組織中,我不禁想知道,這些可說是運動創傷的經驗,為何能夠讓她在後記說出希望與關懷混合而成的團結,或是發自憤怒的戰鬥,都是組織工會可行的作用力場,仍相信工會是作為組織抗爭的重要手段,這是什麼樣的心情?
其實,我更想知道阿爾瑪從工人成為工會組織者甚至工會職員之後,她對自己曾問過的問題,是否有答案了?是否能夠回到出運動者生出力量戰鬥的原因?又或者重回工廠而工作生活的她,對於這一段歷程有何評價?
除了追尋神話,這一條蛻變之路沒有其他更能信仰的了,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悲觀的一本自我療傷之書,也因此作者似乎只能回答:只能再回到人性的微光,以關懷與希望的信仰價值,就能成為戰鬥的引擎,也是致力達成的新世界。
在探究與實踐之間,在理論與現實之間,在階級戰爭和勞資紛爭中,我們進入了一場複雜的火光中,飛蛾撲火,難以簡單地解釋其意義,已經不是虛情假意,只想全心相信,火是希望,火是未來,火是理想。
飛蛾撲火 黛西.皮特金| 春山出版|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