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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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睡眠時我們的身體所處空間的壓力與溫度變化、血液與肌肉的感覺會影響我們的夢境一樣。夢雖然會極力維持它自身，但它同時也會反映外在，並向主體預示自身的清醒。就像幼童夢見自己在水中，可能是想上廁所的徵兆，那一方面反映了這種生理狀態，另一方面也在極力提醒自己應對這個可能即將尿床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同意金融市場會關聯到經濟環境的發展，但也能夠很清楚地明白，並不是一個特定的經濟事件就會直接因果地影響到金融標的價格變化。真正影響價格變化的，是市場參與者對於那些事件的反應。而且，這些參與者也會像歷史家處於歷史當中那樣，處於金融市場當中（這也使得索羅斯必須強調金融市場裡面存在的「反身性」）。
歷史也是如此。人們誤以為存在有某種理想的「客觀歷史」，相信歷史是按照時間序來排列，甚至在此基礎上賦予一種進步論的解釋。然而，即便是最自認中立的史學視角，它終究是將（無論文字或非文字的）史料篩選並排列在一段「尚未被書寫過的歷史脈絡」當中，任何人無可避免地是用「某種星陣」去把握它們。
法西斯暴力的出現以及對法西斯暴力的反思向我們揭露了左派思想中現存的兩重危險性：由於「階級鬥爭的歷史」的思維方式，歷史中的各種不正義都成為了一種常態。人們對於法西斯式的暴力或各種在國家制度內的荒唐行為感到驚愕，但這種驚愕卻因為「歷史自動進步的進程」與必然勝利的信仰而未能轉化為一種知識與哲學的開端。
我們不只是「找到佚失的計畫」將它撿起來做，而是當我們看見人的歷史、身體的歷史與物質的歷史時，我們發現我們處於的是受壓迫者的歷史。在神學世俗化的過程中，受壓迫者從猶太人、古代奴隸擴展或轉化為了無產階級。但敵人一直還在，人始終在受苦，所以馬克思主義者高喊解放、所以班雅明必須認真考慮救贖問題。
在這種具延續性與普世性的期待視域裡面，我們不再只是尼采筆下「通往超人的繩子」，每一個時代的人都走在時代的最前沿，去努力持著那些世界或神或人類整體至今開顯給我們的意義與回憶，將手中的人類整體計劃朝目標繼續推進一點點。
「在奧許維茲之後，寫抒情詩是野蠻的」，阿多諾的這段話說明了後面世代的現代人的責任。我們需要去處理那些沒被完成的事情。世界裡發生的苦難需要在世界裡被解答、被承擔、被償還、被平反。我們需要去把那岔出去的道路塗銷掉、去把走錯路的罰單繳清。然後我們才能回去，才能重新去推進。
當然，我們不能消抹掉歷史，不能消抹掉那些確實發生過、甚至仍在發生的苦痛。但我們可以不去把它納入所謂的歷史進程當中。我們需要嚴格地去指出，那些事情不是我們通往更好世界的必經之路。沒有人應該要為了更好的世界被以那樣的方式犧牲。大屠殺不可能－－或者說不可以在歷史裡面得到證成／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