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救贖》讀書會（四）：必須回到「那未曾被實現過的正義」〉2024-07-06
關於為什麼終究需要一種特定類型的神學世俗化，從個別的人的角度來說，那可能關於某種神聖信仰的需求、關於某種超越的道德準則的需求、某種（即使在班雅明這裡必須與康德那裡有明顯區隔的）德福一致的需求。從具體的政治層面來說，它則關於某種權力的最終底線，政治參與者不只需要對特定或不特定的「人民」負責，還要對人類整體、歷史整體、世界整體負責。
已經發生過，且現在仍在發生的那些事情必須要被處理，從歷史存在以來累積的「債（罪）」必須被償還，某種在創世（或理性）設想中的「正義」狀態必須被抵達，必須恢復到那從未實現過的創世理念，那不可被預言的「回憶中的未來」。班雅明所謂「每一秒都是一道彌賽亞可以進來的窄門」。
那些關鍵的誡命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譬如「你當追想」、「你當紀念」，需要被記憶的是出埃及時的苦難、是從「聖殿被毀」、「打破器皿」之後就始終持續至今的壓迫。在這樣的敘事裡面，神的鏗鏘與人的方向是同步的，壓迫者尚未失敗，且仍然是相同一的。
在這個意義下，歷史哲學的時態始終是「過去完成進行式」，救贖的對象不是僅僅的「過去的人」，而是「過去到現在的我們」。過往的人的苦難與今日的人的苦難被密不可分地連接起來，因為事情還未結束、因為事情從未結束。
在這樣的脈絡中，我們不只是「找到佚失的計畫」將它撿起來做，而是當我們看見人的歷史、身體的歷史與物質的歷史時，我們發現我們處於的是受壓迫者的歷史。在神學世俗化的過程中，受壓迫者從猶太人、古代奴隸擴展或轉化為了無產階級。但敵人一直還在，人一直在受苦，所以馬克思主義高喊解放、所以班雅明必須認真考慮救贖問題。
也就是說，對所謂的「勝利」的要求並不是「無產階級」必須要勝利，並不是「受壓迫者」必須要勝利，而是，「反階級」、「反壓迫」必須要勝利。要朝向的並不是某種無產階級接管地球，反過來傷害資產階級的世界，而是階級平等的世界。
於是我們看到那需要被撫平的傷痕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公義，這必須要被理解為一種需要被解決的問題。就像羅爾斯的正義論或者諾齊克談論的自由放任，都需要建基於某種「近乎正義的社會」，我們的首要方向就僅僅是去抵達那裡，這就已經花費了我們至今與未來的整個人類歷史。
在達爾文主義與自由市場這雙重的「自動化」之下，「進步」思想丟失了它的批判意義。人們錯誤地從今日的角度去看昨日，將這之間的數學差稱為「進步」。過去自然而然會進步成現在，現在自然而然會進步成未來。不好的不足的會被「天擇」、好的會在「看不見的手」的安排之下留下來。革命尚未成功，但同志彷彿無須努力。英特納雄耐爾一定會實現，需要的只是時間。
然而「受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所謂『緊急狀態』並非是什麼例外，而是一種常規」。這樣長時間的人類處境告訴我們，所謂的「必然勝利」並不存在（或至少不足以給予我們任何必要的行為指引）。
沒有一種真實的科學像我們證明過資本主義真的終將自我解體，它當然會暴露很多內在問題，但它會扛著這些問題持續前進，就像華爾街與那些「世界真正的俱樂部成員」在2008金融海嘯後迅速地捲土重來，並且變得比當時更加富裕。階級壓迫不會自己瓦解，個別的階級成員可能低機率的殞落，但隨時會有人替補上去，就像偉大的蓋茲比、偉大的階級流動、偉大的美國夢。
革命的主體是人，是許許多多的人。要朝向一個更理想的社會一定需要時間，但需要的遠遠不只是時間。在我們的身後是許許多多曾經與正在遭受苦難的人，在我們的面前是另外一些，還未出生但已經預約將在艱苦國度中成長與奮鬥的人。思考者的焦急形象與洛茲會長的焦急面龐連結在了一起－－「必須做點什麼，不然一千年後的世界裡，又會有孩子和過去的孩子一樣受苦」。沒有哪一種未來會必然發生，所以我們得回望歷史，才知道要在哪裡煞車，然後重新朝哪裡前進。
前篇：
〈《記憶與救贖》讀書會（一）：
種族滅絕與大屠殺在歷史理性中的不可能（不可以）〉
〈《記憶與救贖》讀書會（二）：
彌賽亞的「此岸」性格與非神話式的面對〉
〈《記憶與救贖》讀書會（三）：
世界會記得，我們會將之重新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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