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與救贖》讀書會（二）：彌賽亞的「此岸」性格與非神話式的面對
〈《記憶與救贖》讀書會（二）：彌賽亞的「此岸」性格與非神話式的面對〉2024-06-01
從個人的對於自身行為的責任與理解的角度來說，「永恆回歸」的思想能夠協助我們思考「我們是否真的想要這樣」。但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說，去指出一件發生的歷史是無可避免地發生、或會永恆且一再的發生，則抽象且無情。並且是對實際發生的苦難進行的一種剝離實際的神話理解。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種將歷史自然化的命運神話，我們便陷入一種被迫的重複之中。就像作為某種僅僅的物理世界之實體，被拋擲到世界，所以無可避免首先要墜落。然後，才有可能從墜落中得到昇華，得到彼岸的、應得的獎賞。
但我們不是要做一種現代哲學思考，我們不是要去成為歷史的旁觀者、「手前」地去考慮它們。我們無論如何都已經且先天地處於歷史裡面。我們目睹、甚至遭遇苦難。有人受到不公義的對待，而那絕不能僅僅被理解為某種歷史神話式的、應當的犧牲。
犧牲的概念將人轉化為祭品、將苦難轉化為必然的、甚至是善的儀式。這破壞了我們朝向更美好未來的那種實踐的觀念的一致性，一旦犧牲是可能的，一切都可能且已經犧牲。
班雅明要求一種歷史的啟明。那種啟明具體發生在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裡面，卻保有神學的啟發思想。世界裡面發生的事情不是某種必然需要被經歷的事情、也不是什麼我們應當用平靜的、超越的理性去看待的寓言故事。
若我們從人文社會學生的反思角度來說，我們不該把具體的歷史事件僅看作「文本」，就像我從來就無法喜歡社會學老師（以理工科學生為對照）說出的那句「我們的實驗室在街頭」。
因為那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人的實際經驗不是某種「理想氣體」，我們也不能去認為它是「給出某種條件就可以複現的事情」。就像種族滅絕，它永遠不可以被理解為歷史中必然要發生的事情，我們需要去杜絕它，需要去指出包容這類情況的史觀是「反歷史」，但我們不會也不必說原子彈與生化武器的出現是「反自然科學」，它們過分自然科學。
「在奧許維茲之後，寫抒情詩是野蠻的」，阿多諾的這段話說明了後面世代的現代人的責任。我們需要去處理那些沒被完成的事情。世界裡發生的苦難需要在世界裡被解答、被承擔、被償還、被平反。我們需要去把那岔出去的道路塗銷掉、去把走錯路的罰單繳清。然後我們才能回去，才能重新去推進，無論是較好的現代性計畫、或者某些從更早之前就進行著的事業。
在班雅明背後的猶太思想中，人可能墮落，墮落之後就會回到自然生命。這和我們更加熟悉的喀爾文式的預選截然不同。我們不是注定要墮落或注定受到救贖，而是，我們可以經歷這兩者。甚至，由於我們已經經歷了墮落，我們已經處於墮落之中，救贖的必要性萌生了出來。就像在《文明帝國VI》裡面，在黑暗時代之後出現的黃金時代會被稱為「英雄時代」，因為人們在黑暗之中渴求彌賽亞，彌賽亞才有意義地到來。但無論如何，它們都要求發生在此岸。
世界由諸多偶然的發散碎片構成，如同雙狹縫繞射實驗中那些無理由散布於幕上的點。從時間序來說，不正義的事情發生在轉型正義之前，且由於前面有那些不正義，轉型正義才具實踐意義。但我們不會因為轉型正義是好的，就倒果為因地去說「為了讓世界有轉型正義，我們需要先發生過那些不幸」。而是因為那些苦難和不義已經發生，所以我們要求此岸的回應。這是人類整體繼續向前的必要條件。面對、擔負、永誌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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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救贖》讀書會（一）：
種族滅絕與大屠殺在歷史理性中的不可能（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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