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爸媽說一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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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科幻片的風格轉移，恰恰也是電影之於我父母和我的世代落差。他們所認知的電影，需要為觀眾提供奇景構想，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消費經驗，默認了其虛構、與現實割離，這跟八十年代人們對航天科技的了解，對太空探索的想像如出一轍。但在我成長的年代，蘇聯解體，太空計劃已經不合時宜，失去了為人類提供未來想像的實用價值。
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電影畫面，是我五歲時在電影院看的第一部電影，在電影最後，男主角不得不親手殺掉女主角，是個毫無轉圜餘地的悲劇場景。說印象深刻只是客氣，對我來說完全就是心理創傷。
十六歲開始我終於擁有自己的房間。父親租了一小層老舊公寓，把我放在裡面。為的沒有其他，是要避免我與母親稍微靠近一些就遍體鱗傷。那幾年過得像鬥魚，隔著玻璃與家人見面。人們說親情是最初的情感練習，在膽敢奢求愛的教育之前，也沒人教過我愛。那幾年的長假，把自己跟更多的電影反鎖在一起，包括太多的金基德。
我只是想跟媽說，如主角這樣的庸才，如法蘭克這樣的鬼才，如世間眾生，只是有著各自的樣子，誰也不必為了成為誰而苦惱、掙扎。我不會成為誰，媽也不必擔憂自己將成為什麼樣的母親。當然，我的媽媽如今也必然深諳這道理，我只是想好好坐在螢幕前，看這故事在眼前播放，而後，隨意地聊起這些。對我來說，那是很淡很美的事。
有次逛到《原罪犯》的DVD，又忍不住跟爸爸說這部韓國片超級厲害。爸爸看了海報，腦袋立馬判斷是動作片，毫不猶豫就接受了。最後他是用「什麼鬼電影」來評論，語帶責備地念著怎麼喜歡這種變態的電影。其實《原罪犯》是我哥推薦的，我跟他說被爸爸罵變態，他說怎麼會有女兒推薦爸爸看暗示到亂倫的片。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
母親呵，我謹介紹妳《時時刻刻》，妳能理解我的悲傷嗎？妳的「不憂鬱」始終在我的「憂鬱」的反方向，那麼筆直地對沖著我，像一種可疑的風水布置。正如妳掩蔽現代醫學的真理──妳拒絕承認我的病痛，逼迫我保持明亮的心，我必須要維持絕對的健康，不辜負妳的肚皮和奶水。可是我活很多年了，能活到此刻已是不可思議之事。
跟朋友相聚時，一個普遍的發言是，「父母沒有自己的重心，只能頻繁地關心我的生活，相當苦惱」，有時試圖暗示父母：「要嘗試發展出一些興趣嗎，像我朋友的爸媽，最近也有參加……」，父母焦急地打斷，反問，為什麼要影響他們，他們很滿意現在的相處模式。總不能直白地開口，再這樣下去，子女難免有感到窒息的一天⋯⋯
我非常享受一個人去看電影，那種幾近融入情節跟著起伏的心情。但是我沒有想要跟任何一個人分享，而是靜靜地走在回家的漫長黑暗街道裡，和天上的星空分享那股悸動。我享受一個人用餐的過程，推開餐廳的大門，選擇一個喜愛的位置，挑選著 Menu的餐點，靜靜地坐上一,二個小時。直到有一天，我開始想要和家人分享這一切，卻發現，他們早已離開我多年。
許多酒店公關在入行前會藉由觀看相關題材的漫畫、電影、戲劇來為心境做準備，有人可能會借鏡《女帝的誕生》裡實加積極、對工作充滿熱情的角色文本來經營工作；也有人會希望可以成為《藝妓回憶錄》裡置身於歡場但看起來清新脫俗的小百合，更有人嚮往成為《惡女花魁》裡冷艷、我行我素的清葉，在酒店裡活出自己的姿態⋯⋯
媽聯考落榜兩次。第一次，差 0.6 分，她不信，三民主義只是背課文她怎麼可能三十幾。外公穿戴整齊，難得沒在中午前沾酒，口袋裡塞著六百元複查費，載媽到不知哪一個單位去。複查人員收了錢，走進去，再走出來，說：「成績沒有錯。」兩個人連試卷都沒看到就回了家，媽躲進房間，外公又出去喝。
我其實不把《悲情城市》當作一個歷史片來看，而是把它當作80年代末「後戒嚴」的當代寓言，「這個城市」之所以「悲情」，歸根究底，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是家庭的崩壞，其崩壞的原始裂紋就出在父親這個角色上。同理《牯嶺街》是以50年代台北的公教人員張家為核心舞台所鋪墊出的一部史詩電影，其核心，也是父親的崩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