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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港作家，1989年生，已出版小說《地球另一端》及《捉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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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繆《鼠疫》被引用得最多的應該是以下這一段：
「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人總是好的比壞的多，實際問題並不在這裡。但人的無知程度卻有高低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美德和邪惡的分野。
武漢封城了。
人該怎看待封城？假如我所住的整個屋苑都被隔離，該怎麼應對？
卡繆的《鼠疫》這麼寫道：
「封城的最突出的後果之一，是人們突然面臨事先毫無思想準備的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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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近日瘟疫的發展，愈覺卡繆的《鼠疫》像一部預言書。有人死了，察覺到災難已經降臨，官員和專家們第一時間做甚麼？竟然是執着於該怎樣為它命名。
第五章〈它叫鼠疫〉，正正探討為甚麼人不想這麼叫它。中共幾個月前只肯稱「肺鼠疫」而不稱「鼠疫」，背後也是一樣的意識，就是企圖跟那一場殺死大半人口的黑死病劃清界線。
迎鼠年抗瘟疫，是時候重讀卡繆的《鼠疫》。
這場瘟疫發生在1940年代一個叫奧蘭的城市。面對疫情，愚昧的政客推搪塞責，無數人坐困愁城，醫師男主角則成了悲劇英雄。它有一句著名的開場白：
「要了解一個城市，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裡的人們怎麼生活，怎麼相愛，又怎麼死去。」
一念之差改變世局，2010年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後人皆歸功一個賣花少年的犧牲性命，觸發突尼斯人空群上街推翻暴政，掀起了阿拉伯之春。誰不愛這個版本的說法呢？可是，我們不都親切體會到人民起義無法真正變天的悲涼事實嗎？
為了歌頌人民，人們故意忽略了茉莉花革命成功的關決因素。
「嘩，你看一看日本隊支持者多麼有質素，散場後得那一區一件垃圾也沒有。」愛潔淨是日本的民族性，每年關西水災，外國人都會讚嘆街道水浸清得像泳池水那樣。這種「文化」非常成功地輸出世界，令外邦人爭相仿效。不知哪時開始，垃圾指數成了示威和競選造勢的政優越感來源，事後的對比圖成了政治文宣。
「為甚麼商場會擺這種霓虹燈？好刺眼。」她走過沙田新城市廣場的間道，「跟觀塘apm一樣欸。」
「同一個集團，同一組公關，自然同一種擺設。」他說，同時想像其他未曾去過的商場也是如此。
令她錯愕的不只是高火數的灼眼，而是人們對這種灼眼無感。
不要以為蔡英文贏了就擺平一切，韓國瑜得票比朱立倫多了超過200萬，這552萬台灣人的訴求（尤其是他們的誤解）是否不值一聽？不要忘記，2018年韓流之所以可以突然泉湧，正因為社會上有一群人一直被社會漠視和冷落。他們在韓國瑜身上看到與自己相似的特質，覺得韓可以代表他們，於是重新參與政治，改寫了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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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2020年了，民主不再是簡單民主，財閥收買了各個大黨，極權也培育假無色的政治素人來騙中間選票。民主不只是單純的政見競爭，更是權勢之間的代理人戰爭，而現代民主的最大鬥爭就是群眾如何以政見競爭鬥贏代理人戰爭，令民主返璞歸真，這才是最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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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夫卡的世界，官僚不僅僅是官僚那麼簡單，它充滿了神秘色彩和宗教意味，人的角色就是官僚下的受難者，《城堡》的K則成了小說家們的基督。
